（一）人均GDP或GNP水平。2001年按汇率换算，我国人均GDP为911美元；人均GNP按世界银行图标集方法计算1999年为780美元；这两个数字按1970年美元换算，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标准，据世界银行计算，1999年我国人均GNP为3291美元；2001年我国计算的人均GDP为377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比率换算成1998年美元，我国应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人均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综合指标，和工业化水平有直接关系。如果综合国际其它国家的历史数据相比较，我国人均GDP或GNP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大致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与中期第一阶段之间，是相对比较低的。
（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主持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的研究，提出了划分工业化水平的一种方法：根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把工业化水平分为非工业国（20%以下）、正在工业化的国家（20—40%）、半工业化国家（40—60%）和工业国（60%以上）等四类。其中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部分（工业还包括采掘、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比重较小的行业），总商品生产增值额大体上相当于物质生产部门（一产、二产和交通、通信、商业）等的增加值。按照这一方法计算，我国200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约为51.5%，属于半工业化国家。[1]
（三）结合城镇化水平来看，根据钱纳里等的研究结果，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在60%以上。而我国2001年城镇人口比重为37.6%，按这个指标，我国属于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但如果平衡考虑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以及我国人均GDP的水平，我国目前的工业化程度应高于城镇化对应的这个水平。因此，综合以上几个指标，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回顾我国五十年来的工业化历程，可以分两个阶段看：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考虑历史原因和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一直沿袭的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以农哺工、“剪刀差”造成两大部类失衡积累、过分强调自力更生、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虽然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也重视了比较优势的发展研究，工业的市场化程度、外向化程度，也决定性地提高，但主体思路却走上了发源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生产体系前端的高投入、高消耗。
在该生产体系中实行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并伴随着环境的高污染。这种模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大，在处理经济和环境关系上一直是“先污染、后治理”。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前端投入不仅依靠对本国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而且还通过开辟殖民地和在世界不平等贸易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大量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且在后工业化时期，他们又凭借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积累，在工业污染的内部治理的同时，还进行所谓“外部治理”，即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将污染工业转到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工业化启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先行工业化国家当时的外部宽松环境，也不可能象其它工业大国家哪样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外化成国际现象，却必须承受由先行工业化国家利益膨胀而转嫁过来的种种不利影响。
加之，明显的人口压力大、技术落后，城镇化水平低和资金不足的“后发劣势”背景，继续沿袭这种传统工业化模式必然加速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尖锐。从国际共识看，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损坏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人类文明进步要求必须摒弃这种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另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外贸依存度也已是世界最高国家之一（2001年我国外贸进口依存度为44.72%、出口依存度为23.35%），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要求必须提高民族工业的综合竞争力；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浪潮，迫使我们必须尽快提高工业化质量；还有沉重的国内就业压力等等。
再者，从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结构也很不合理。根据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世界上100个国家20多年中工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1964年美元），一、二、三产业生产结构为12.7%、39.8%、49.5%，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为15.9%、36.8%、47.3%。而我国目前的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为15.2%、51.1%、33.6%，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为50%、22.3%、27.7%。生产结构中一产略高，二产过高，三产明显偏低，而就业结构中，一产高出34%，二产低14.5%，三产低近20%。这说明工业发展主导力不够，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工业化中期以后的发展，任务和要求将更加艰巨，知识经济的挑战又迎面而来。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必须更新工业化思路，以新的高效工业化机制推动实现现代化。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适时地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且将其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的八大任务的第一条。“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要求我们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必须作到（一）建立信息化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二）坚持清洁的生产方式；（三）进行生态综合经济区划；（四）走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技术路线；（五）加大“非物质化”的资源（主要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调整工业产出结构。[3]可以说，这是目前我国加速工业化进程，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但必须强调：所谓“化”，决不是仅限于技术层的、工具的改变，而是包括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分工格局、管理体制，一直到思想观念的全面变革。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壮大县域经济，是提高综合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中国历朝历代的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始终把县郡的发展与治理作为治国安邦最根本的工作。“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
县域是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是城乡联动的关节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只有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综合国力，也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新型工业化，只有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效应。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也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最主要最直接的操作平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个重大关系：一方面，没有高技术、大都市和大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就不可能解决好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问题。”[4]2001年全国县域经济的GDP总量达到5.4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56%；全国县域人口总数9.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
这说明县域经济已是名符其实的“国本经济”和“民生经济”。县域，也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应地，既是生产大场所，也是消费大群体。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各县域经济及其财税增长的主体。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壮大我国GDP总量，而且根本上提高我国绝大数人口的收入，直接解决基层农村的非农化就业问题，极大地刺激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新型工业化带动的县域非农化就业，直接推动城镇化进程，这不仅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促进，而且也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因为目前27个工业国总人口才9.265亿，相当于我国的县域人口，而这些县域人口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进程才能同当代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直接接触，步入现代化历程。我国县域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这就是说，县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是城市发展的生态屏障。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因此，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来改变县域中小型企业的粗放生产和经营，才能从最本上遏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提高我国的环境综合保护效率，优化人居环境，为城市及其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区域分布不均衡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问题，工业分布严重地偏聚于大中城市，县域内工业规模都比较少而小，通过新型工业化壮大县域工业，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失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是自组织发展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县域间的经济状况相差非常悬殊。
据2001年底的统计数据，2052个县域中，有GDP超过400亿元的，也有1亿多一点的；年财政收入有超过80亿的，也有不足1千万元的。县域经济的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发展的差距上。笔者2002年底参加中共梅州市委“县域经济发展专题调研组”考察广东丰顺县，该县一年的农业税才300万元多一点，而一个电声厂一年的税收就有400多万。珠江三角洲某些县的一个大厂的税费贡献就相当于粤东一个贫困县的年GDP总数。
因此，只有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贫困县的追赶步伐；而要使贫困落后县的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根本的措施就是想方设法积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而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性的依赖最为明显。大多数发达县是依靠其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区位优势是外在的、不可持续的，要取得持续的发展和竞争优势，必须靠强化内部机制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各县域强化经济内部良性运行机制的必然选择。有专家将全国的县域经济分为五种类型：沿海开放型、城郊型、传统农业型、山区型和牧区型，这是明显地根据区位状况来划分的。区域依赖性必然导致过分的资源依赖性和封闭性，造成全国县域经济系统发展的块状分割，不利于横向合作和一体化进程。
这种分割化状况，也造成我们对县域竞争力的评估只能仅限于流量指标（县域GDP总量、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等），没法使用存量指标，没法反映县域后续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情况，因此，目前所谓的“综合竞争力”指标其实也只是现实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系统在时空演化上分为三种状态：一是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二是发展中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三是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共生和谐。目前只有沿海及靠近大城市的少数县达到一体化阶段，大多数仍处于传统阶段和发展中阶段。如果仅靠各县传统积累而追赶发展，是没法协调互补的。
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利用新技术装备新产业将区位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用知识化组合工业化，这样才能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冲破区位阻隔，达到资源互补利用，全面促进县域经济综合平衡发展，连通大中城市，突出比较优势，形成团状产业集群，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力。三、当前县域新型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县域经济毕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而且是相对欠发达的一个局部。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而县域经济同时还带有几千年自然经济的传统烙印，十分严峻的“三农”问题以及体制方面的种种阻碍，使得县域新型工业化历程注定更加艰巨更加困难。
（一）工业化水平低，突出表现为信息化水平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设施严重落后。虽然我国经济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和城乡差别的存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全国总水平一个档次，即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不排除相当一部分县域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主要标志除大多数县域人均GDP在300-700美元之间外，突出表现为县域经济主体仍然是传统“二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不是新兴的“三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信息化作为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和普及化，主要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升级而发展的，并把工业化进一步推向更高的程度。但县域工业企业迟迟不能解困，或者效益不高集聚度差，使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缺乏基础。
根据美国信息经济学家马克?尤里?波拉特的研究，信息的产业化是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涉及广泛的领域，主要包括供给信息的市场（知识生产和发明性产业，信息流动和通信产业）、市场的信息（调查协作性产业、风险经营产业）、信息的基础设施（信息处理和传递服务，信息产品制造产业）三大类。目前，我国县域工业不仅没有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反而还需要“弱质”农业的反哺，这种状况与信息社会对工业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县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内外矛盾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制约着新型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使县域政府失去支持发展信息产业推动新型工业化应有的财政力度。现行财税体制，使县级财政十分困难，“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现象十分普遍，加之体制因素造成的机构臃肿，使许多县连公务人员工资都不能按期发放。根据李昌平的研究：目前中国2千多个县，有个县有60多个科局，全国近5万个乡镇，每个镇15个部门，县乡干部大约有3200多万人，每年工资需3200多亿元。全国约有80多万个行政村，460万个自然村，村级干部约1500多万人，年工资需700多亿元。县级科局每年需30万元运转费，乡每个部门每年需3万元运转费，全国总计600多亿元。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品安排每年需1千多亿元。
另全国县乡村债务总计达6千亿元，每年利息需800亿元，六笔总计6300多亿元。[5]而我国目前GDP总量8万亿元，农口块约35%计，约28000亿。我国农业人口为9亿多，生活费用每人每年按最低标准2400元计，约21600亿元，两者相抵剩6400亿元，正好弥补上面的开支（尚还不包括教育、文化及公益支出）。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县域社会经济管理是高成本、低效率。如果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乡镇企业的贡献，我们的县乡政府就没法运转，根本就没有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工业化。
（三）县域消费市场的萎缩使新型工业化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我国县域消费品市场与全国同比，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分别是39.65%、39.01%、38.86%、38.68%、38.18%,5年间持续下降了1.42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跌，每年以近2个百分点下滑，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1999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65：1，重回改革初期的水平，农民及农业消费是县域消费的主体，农民的“返贫”将进一步制约着县域消费市场的启动。县域企业的技术能力有限，产品主要依赖本地市场。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消费市场支持，新型工业化就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
（四）县域企业集聚度差，尤其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这种小而散的布局不利于信息技术推广和信息设施建设，使新型工业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由于县域交通设施薄弱，使企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没法发挥，“小工业”“大农业”矛盾非常突出。“五小工业”没法禁止，随便开采资源，没有有效的环境治理保护，严重地恶化了县域环境，为新型工业化发展设置了许多人为障碍。
（五）技术环境、劳务素质和基础设施等等都在不同程度障碍着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四、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路探索众所共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县域经济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证明，在县域这个层次，因为其行政、经济、社会管理手段比较完备，具有统揽市场经济的功能，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因为县域也是我国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环节，多种经济成分易于共融发展，易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因为其资源禀赋较好，整合资源的余地较大，易于形成产业优势和集聚优势；加之人口较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及其潜力较大，易于形成工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的良性互补发展机制。这是发展新型工业化比较有利的环境因素。虽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相对不足，但产业进入壁垒低，反进入力量薄弱，基本上不存在许可限制；创办成本小，生产成本也低，市场约束少；无工资刚性约束，劳动力成本弹性大。这些都有利于新型工业化的充分发展。
基于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的现实状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首先理顺以下几个思路。
（一）新型工业化应该首先通过县域经济增量发展来实现。因为县域经济底盘少，涉及的利益面广而复杂，存量改革风险较大，因此，应该首先积极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工业总量增长壮大县域经济总量，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建立，再进行存量调整，强化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工业运行质量，按照县域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同知识化组合工业化，用集团化促进工业化，全面推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以开放为突破口和发展基础，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开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特别是县域）发展的基本要求，它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胸怀。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把县域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建设初级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协作链，壮大工业基础，为新型工业化开辟道路。
（三）尽快建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体系。各县域决策层要在充分科学分析基础上，发挥专家论证和民主机制，建立前瞻性的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规划和专题规划，突出搞好县及中心镇的工业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提高县域工业集聚水平。综合规划应该包括发展战略规划，产业规划、交通网络规划、乡镇驻地规划、县城建设规划和城镇区位功能规划等。利用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以壮大园区经济来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积极以园区为载体，将乡镇企业集中起来，发挥乡镇工业的集聚效应；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面发展，加快机械、造纸、食品、纺织、建材等行业的技术和产品换代，提升产业竞争力；以骨干企业为支撑，培育一批高知名度企业，打造知名品牌。通过园区招商，将外来企业集团聚到园区，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引导县域中小型企业加入大企业集团和优势企业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调整结构，围绕其主导产品生产配套零部件，加工品牌产品，扩大市场占有率。要充分利用目前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和优势企业将非核心产品扩散的趋势，在明确县域特色主导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配套经济，扩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外延。
（四）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困绕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靠农业产业化。因此，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壮大县域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农民素质已经成为农业结构战略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本来，农民作为农业科学技术的直接采用者和受益者，理应以其自身的科技需求欲望引发强烈而直接的技术行为。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学习和掌握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一定的创新和冒险精神，而这些恰是目前我国一般农民所缺少的，结果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民对一些农业科技成果有一种本能的拒绝感、离异感和观望感。[6]因此，政府必须尽快花大力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网络建设，让农民尽快接触信息化，接受现代文明。农民素质不提高，新型工业化就缺乏应有的后续力。创新农村就业分流机制，引导一部分农民去发达城市打工，将先进操作技术和思想观念带回农村。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县域特色资源开发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深加工引导种植业特色化、市场化，建立“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体系；将乡镇工业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培育县域特色产业紧密结合起来，以项目为抓手，加大乡镇工业投入，培育规模经济，壮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基础。
（五）消除一切不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地方保护，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支持、保护一切高新技术和农业开发投资者的创业活动。进一步放宽对民营经济的准入限制，让其同其它资本平等竞争。要积极探索实行资产置换机制、规划引导机制和开放机制，激活投资主体。县域国有资本要逐步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对国有中小型企业采取改制、兼并、租赁、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放活，通过资产重组进行资本深化，提高技术含量，强化绿色标准，提高行业质量认证标准，进行清洁生产，建立县域新型工业化运作发展的良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