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反哺农业”，为什么要“反哺”和如何“反哺”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上个世纪，无论是老解放区的革命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以及解放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是依靠农业税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农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城市的税收，可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农民用世界上7%的耕地基本满足世界人口22%的粮食需求，中国农民要依靠种植粮食实现富裕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这就是必须对农业进行“反哺”，所谓反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多予、少取”、“减免农业税收”、“授人以鱼”或者“授人以渔”都属于反哺的范畴。但是中国的“三农”仅仅依靠反哺也是不能完全解决，原因就是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环境的差别悬殊。因此试图用一把钥匙是解决不了中国“三农”的所有问题，我们经常看这样一种现象：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或者一些先进的乡村进行学习，这种学习究竟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呢？我不能说一点东西都学不到，可以断定基本上不可以类比，这就是各地的情况不一样，不能用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
有人用减免农业税对“反哺”提出一些质疑，认为即便减免税收，也不能彻底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遇到农资价格上涨，减免税收的好处也就谁知化解，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减免农业税收也不是反哺农业的全部内涵。
中国可耕的农田不足十五亿亩，高产的农田可以实现一亩土地一年产出一吨粮食，但是中国的耕地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中低产的农田，其中有一些农田一年的产量不足50斤。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土壤沙漠化，严重缺水，农业的生态环境极差。这里地多人少，农业发展的路子就不能和拥有高产田的农民一样，对于他们讲，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是第一位的，没有一个可耕的生态环境，根本就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可能。反哺这里地农业就是立足于生态环境的改造，特别是农民辛辛苦苦的做出了一些成绩，一些生态林已初具规模，而当地政府却以种种理由毁林或者侵占农民的利益，使得农民的辛苦付之一炬，这种事情发生已经不是个别地方，个别的案例。更有甚者，这些地方也在搞形式主义，搞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如此折腾农民，农民只能越来越苦。
沿海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应当看到有许多地方的农村的经济相当富裕，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也只是一部分地区。各地的路子并不一样，也没有必要实行同一个路子。例如在山东，山东的农业除了粮食之外特产经济搞得很不错，除了葱姜蒜之外，大棚蔬菜的发展对农民增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江苏的螃蟹产业也是一个大产业，但是这个产业要移到山东就不行，同样搞螃蟹产业的江苏，让它种葱姜蒜和蔬菜可能也不行，因此这里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就农业发展的本身而言也不是个发展粮食一项，因地制宜的调整各地的产业结构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要有科学技术支持，这一点现在做得不够，中国农业产品新品种，除粮食之外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自主开发的少，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结构调整就被动、迟缓。此外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不能靠“刮风”，要实现农民的自觉自愿，特别是要解决调整之后的销售渠道问题，不能盲目发展，不然农民已就会受到伤害。
某地号召农民种桑养蚕，这是好事，结果强迫农民种，蚕茧收获了，却不让蚕茧出省，强迫农民卖给当地政府，而当地政府又把价钱压得很低，农民苦不堪言，这种做法就不是反哺农业，而是伤农了。
“三农”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人口的转移，现在的呼声很高，特别是把户籍制度的“二元”问题当成农业人口转移的最大障碍。我以为农业人口不能转移出来，农民就很难实现全面小康这是对的。转移的途径很多，小城镇建设，农民迁徙到城市都是办法，问题是无论如何转移农业人口，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使整个发展更协调。小城镇建设需要土地，土地的投入与人口有效转移、经济效益的发挥需要论证，不能不考虑周全，一哄而上必定得不偿失。
农民进城务工以及转为城市人口的条件正在放宽，但是还没有完全发开，因此有不少批评的意见。我以为放开是一个迟早的问题，关键是城市自身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制度并不完善，农民一下子涌进城市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温铁军先生两次到墨西哥考察，发现这里有100万以上贫民人口的城市，这种现象在拉美国家并不稀奇。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但是城市贫民问题却更为突出。因此中国农业人口的转移必须是有序，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和社会发展的和谐。
这些年来有许多地区的农村靠开发当地资源发展，例如发展了许多小煤矿，这个问题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开发当地资源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维护国家资源和安全生产的法令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地方政府不能光靠坐收管理费过日子，资源要管，安全更要管，这有这样才能做使发展有更长远的目标，也符合反哺农业“授人以渔”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我曾经和一些农民做过交流，我问农民：“你们最怕什么？”农民直言不讳的说：“最怕是‘公家’。”农民心中的“公家”就是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一平二调”，实际上我国解决“三农”的问题的路线非常明白，当政治路线已经确定的时候，干部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干部们却总是形而上，试图用一把钥匙解决“三农”的问题，那就是万万不能的了。
因此乡村的干部所面临的问题既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同时人应当理解这些干部现在就在一些矛盾的前沿。各级党委、政府对他们要真心重视，真情关心，真诚爱护，只有这些干部认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三农的问题才有可能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