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人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理解：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关系。[1]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解析一号文件传递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号文件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意义上强调了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曾明确指出，“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 说到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一种可持续生产能力，建立这样和谐关系，就是建立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今年中央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将向“三农”倾斜。今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此外，还将在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医疗等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其中，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据悉，2004年为普及西部义务教育，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目前十几所大学正在研究与农民建立农业科技联盟，确定试点，拟大范围普及。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拓宽农业融资渠道是关键。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抓紧制订农村金融总体改革方案，明确金融机构在县及以下机构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比例。同时要求县域吸收的邮政资金要回流农村等等。这些新政策，无疑将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科技进步是根本出路。受近年来投入不足、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科学研究“小而全”和“大而全”等因素影响，我国重大突破性农业科技成果日趋萎缩，农业科技推广也面临举步艰难的现局面。对此，中央一号文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财政投入不足和有效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开始为新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打破科技“瓶颈”。
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央文件强调了多予少取放活。
多予少取放活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在于打造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经济基础。农民富裕了，农民与农民的关系，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才会和谐、平等。
在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去年实施的“两减免、三补贴”会继续加大力度，在国家扶贫县免征农业税，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此外，中央将继续并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实际上，这个政策的效应已经开始凸显。迄今全国共有25个省区免征农业税，温家宝总理“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承诺有望提前兑现。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增长9.0%，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同时公布的2004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42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7.7%，城乡差距尽管没有缩小，但中央这些政策阻止了差距拉大的张力。
许多学者仅仅强调了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多予少取，其实，今年中央提出“放活”，才是一个崭新的亮点。放活首先是对于农民而言的。放活九亿农民是何等概念？这是对海量劳动力的释放与激活。现今，全国有一亿多农民工，正是他们为资本提供着充裕的劳动力，正是他们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着力量。如此大的劳动大军在农村与城市中自由择业，这种放活激发的资源能量，在国际范围也只有中国独有。真可谓“中国农工吼一吼，市场也要抖三抖”！。放活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如果他们虽放未活，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这种放活只是形式上的。自去年以来，中央提出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年头岁尾，各级政府积极干预，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薪。今年的一号文件，则更为深入地提出“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问题。为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搞好农民转业转岗培训工作，扩大近年来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规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以，放活不仅仅在形式上，而必须做让农民工在“放”中有“活”的能力与本事的基础培训工作，这样，他们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进一步讲，放活还有更为深层的含义，即在农业、农村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上，在小城镇的建设上也要放活。这事实上提出了一个深化农业体制改革的问题。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提到“试点”、“改革”、“制度”之类概念，并明确提出将立法让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彰显中央正积极探索在改革中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比如，文件提出加快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加大水利产权制度改革，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抓紧制订农村金融改革方案等等。
最后，在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一号文件突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宏观战略与经济政策。
应该说，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农业对于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长期以来的“剪刀差”支持了工业的发展，如今也正是一亿多农民工维持着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使得“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低成本的竞争力。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甚至令超级经济强国美利坚的企业领袖们望风披靡。然而，农民与我们这个社会，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始终是一个结。
随着三农问题进入党与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范围，这个结逐步被解开。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到，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两个“普遍性趋向”。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又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在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65万亿元，外汇储备升至6099亿美元之时，中国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政府决心不再让收入不足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的农民承担太多负担。近年来，农业税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变小，2004年已降至不足1％。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 新阶段。
今年中央又一次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反映出中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的重大变化，即从在农业中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今后将坚持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作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原则。
一号文件透出的信息正是：中央正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让大量财政和社会资源施惠农业和农村，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力促农民增收。有了这一战略保障，我国才能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才能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