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宁化、清流的木材、粮食通过水运可抵达永安、福州，而其它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等也扩大了销路。缺乏木材、粮食的福州从此也成了上述县部分商人的聚居地，他们开办木行、粮行，有的在当地娶妻生子，成为当地居民。乡间砍伐木材设立树厂，还有船厂须雇佣农民帮工，他们有一整套的生活习俗，如洗脸称为“开光”、吃饭叫做“开船”、穿草鞋谓之“上马”、上山干活叫“开路”等。出于伐木的危险等原因，还讳忌带“红”“血”“肉”等字眼，吃饭干活均不许随便说话，连初一、十五日树厂均要祭神，置办酒肉请雇工吃，以图大吉大利。
水运木筏、粮食等还得雇佣水手，也即木排艄公和船工，他们不仅要具备熟练的水性，还要有不畏惊险的胆量，尤其是过九龙十八滩时遇到的挑战。历史上宁化的水口、叶坊、横销，清流的坪背、嵩口、围埔、沙芜，永安的安砂、桥尾、贡川，沙县的城关等村镇，为这类行家的聚居地，代代相传，以放排、撑船为业，故而为客家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如端午节划龙船，既把民族的习俗保存下来，又成了一代代水手大显其能的竞技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明、清和 ‘特定地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闽、粤、赣边山区。换言之，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与明、清时期闽、粤、赣边山区最早发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分不开的。”②沙溪流域的木材、粮食商人，实际上多为当地的富豪或富裕农民，他们与树厂、船厂的伐木工或造船工，以及放排工或船工的关系，便是资本主义自由雇佣的一种表现。这种雇佣关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决定着沙溪流域客家经济发展十分的缓慢乃至濒临崩溃。
客家经济的交往还表现在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宁化禾口的花生加工方法独特，俗称湿炒花生，香脆可口、籽仁油亮，每年农历清流的8月庙会也叫樊公庙公，销路甚好；还有宁化的柿子亦称硬柿，甜脆爽口，多为椭圆形，保留时间也比软柿较长，运输也方便，故而深受欢迎。清流城关直街上历来是生产剪钻的铁铺聚集地，早在明嘉靖年间有个叫王忠明的青年只身到杭州投拜张小泉为师，学成之后回清流开店。此后300多年间发展到鼎盛时直街上有数十家剪钻铁铺，挂的招牌为“王师传授名剪钢钻”，产品运销闽西、广东、江西等，永安是清流剪钻销焦点，沿沙溪流域直到沙县、延平等地。宁化、清流的笋干，尤其是永安的白笋干，畅销福州等地，清朝顺治年间在贡川设有“笋帮公栈”（距今350年）为当时商人收购笋干的驻地，目前旧址仍保持完好。这种商会性质的组织扩展到江西、浙江、江苏、何南等省，将产、供、销连为一体，通过水路销往福州，有的还通过海路运销上海、苏州、无锡等地，这类交易一直延续到近代。此外贡川的草席也出名，由于质地柔韧，编织紧密，经久耐用，其优点还在于铺垫后冬暖夏凉，深受远近县份的青睐。
永安桥尾“观音阁”附近，从明代开始便成为宁化、清流到永安和福州经营大米、木材等的生意人的落脚点，那里的客栈鳞次栉比，各样小吃随处可见。清康熙年间邑人陈文海在煎溪一侧拓建“临江阁”，背枕金星山，三面临江，风景秀丽。而金星山虽不高，站在半腰即可俯瞰滔滔燕水和巴溪相汇，古时建有一亭，各曰“半山亭”。商贾住在桥尾客栈，茶余饭后可以领略“临江阁，阁临江，临江阁下鱼游阁”和“半山亭，亭半山，半山亭内鸟穿亭”的景致。明清时期，大溪有浮桥与城内相通，巴溪又有翔燕桥与城外相连，加上两河交汇处不远的沙洲如孤岛，此处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燕水溪，治北水尾，二水分流，中间一冈，有似燕尾，故名。”（道光版《永安县志》）这便是燕江别称的来历，县城也便自然称为“燕城”了。
运载大米的木船停泊在桥尾水边，船头绑扎着竹篾，那是为闯九龙十八滩时免遭冲撞顽石而特地设置的。如果大米是运到燕城贩卖的，卸船时可见民工驮着饱满的麻织米袋，上面书有米商的字样，据称为了便于辨认。有时大溪缓水地带泊着连片的木筏，多为“长尾”，可造渔船上的桅杆，主要是运往福州贩卖，永安只是一处歇脚点而已。由于水路开通，以往从陆路运入山区的福盐、百货等，也开始用木船运输，从福州至延平经沙县抵永安再逆流而上进入清流、宁化等地。
历史上永安城区属缺粮之地，直到现代亦然，特别是抗战时期，省府内迁永安后人口骤增，粮食更为紧缺。当时从城内文庙迁到大湖的福建师范学校，师生“口粮一减再减，终于每人每天只吃4两米，蒸在毛竹筒里，多放水，其实是粥，也不过小半筒。”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经济困难，另方面也因粮食缺乏，大米从上游各县水运，二三百里路不说，有时遇上水浅，到了大岭还得一袋一袋将大米背上山，再下行10里驮到船上下行，可见其艰难之甚。那时做鸡鸭生意的小贩也是如此，步行二三日，挑着沉重的担子，到永安城里后很快销售一空。
客家经济往来的频繁也促使人口的流动、迁居，历史上的桥尾有不少住户来自连城、长汀等客家县。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家住清流县嵩口玮埔村的魏氏成郎公，常到永安做大米生意，住观音阁附近的客栈。发现下渡山青水秀，北塔高耸，风景秀美，他便乘渡船去实地观察，认为是个好地方。不久返乡与家人商量，取得认同后举家迁往下渡定居，初时买一刘姓木屋暂住，后来人丁兴旺，繁衍到大溪一带。经历290多年的生息，与明末迁来的魏氏文俊公后裔以桥尾为立业根基，素有“魏家村”之称。清雍正4年，成郎公惠授“乡饮正宾”，县令赠“燕贻应远”匾额，这是有族谱记载的客家迁居例证。由此可见，永安早在明清时期便有闽西一带客家人前往开发，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它的包容性，只要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便深受欢迎，这一传统延续到近代，抗战胜利后省府迁回福州，而在永安经商的却留下定居不少，故而在城区一带除了永安话以外，其它方言也不少，尤其是福州话和客家话。
永安的经济地位除了上述水运带来的繁荣外，在封建社会总体上仍处于交通闭塞、耕作粗放，地僻人贫的落后状态。到了近代，由于政治、文化、教育等原因，相对而言，经济的发展又优于邻近县份。早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期，“境内先后建成装机容量88千瓦的巴溪水电站，建有官办的电极局，永安至南平的一段24公里公路（其余通车里程在县境外）”，④与此同时邻县清流却是空白点。到了1937-1945年，又建成装机容量264千瓦的桂口水电站，改建、续建公路92公里，直到省府迁回福州以后永安的经济由于连年内战等原因才走下坡路。
明代沙县邓茂七起义，声势浩大，扩展到闽粤赣边区等县，当时作为沙县的一个浮流司是其根据地。明王朝为镇压庞大的农民起义队伍，史志记载“直抵浮流以上诸境，斩俘以万计。”明代编修赖世隆在《永安县治记》中说：“皇帝继统之二年，沙寇悉平，诏以浮流险要之地分置县以治之，赐其名曰永安。”可见其地域之险要，故有“界临三郡险扼”之说，近代抗战时期省府迁到永安，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仅省级机关单位就达数十家，也足见其地理军事位置之重要。
永安的客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归属沙县辖地时，据1994年版《永安市志》记载，仅贡川在宋代便人才辈出，仕宦众多，收录入《中国人名大辞典》的有二。
陈世卿（953-1016）宋雍熙二年中进士，官至秘书少监广州知州，因革新计口买盐旧制、对外国货进行征税，促进广州经济发展。逝后，宋真宗赐吏部尚书衔，王安石撰写其墓志铭。
陈偁（1015-1086年）陈世卿之子，16岁登天圣庚午进士，元丰五年任泉州知府，后擢升为朝仪大夫。任职期间兴修水利、为泉州设置市泊司，方便外国人出入经商，促进对外贸易。
陈瓘（1057-1122年），元丰二年中进士，（为陈世卿之孙），历任幕职官，后为太学博士，宋徽宗时擢为左司谏。因进《论蔡京疏》而遭其嫉恨，累遭贬谪、流放，含冤去世后，宋钦宗靖康元年准奏为陈瓘平反，追赠谏议大夫，宋高宗绍兴26年特赐谥“忠肃”。陈瓘著述颇丰，有《了斋集》（30卷）、《了斋易说》被编《钦定四库全书》“经部”。据考，《水浒传》中的陈瓘便是以现实中的陈瓘为原型创作的，明代冯梦龙编《智囊》一书，其中有《陈瓘料事如神》、《陈瓘攻蔡京之恶》两则故事前历史事实。
陈渊（1067-1145年）陈瓘之侄儿，官至右正言，备受宋高宗赞许，后受秦松排挤、迫害，直至罢官，荣辱不惊，著有《默堂先生文集》（22卷）。
邓肃（1091-1131年）宋徽宗重和元年入太学，官至右正言，宋高宗时与宰相李纲力主抗金救国，因仗义执言、刚正不阿丢官回栟榈山闲居。著述有《栟榈文集》、《栟榈诗钞》等。
在福建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之一，邓茂七起义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起义军首领邓茂七据明代修的《沙县志》、《延平府志》、《明史》等记载为沙县二十四都人，也即现在的永安市上坪乡与三元区中村一带山区。仅一年多时间，起义军席卷大半个福建，甚至打到闽、浙、赣边界，在明王朝的镇压下失败后，其余部仍在上坪九龙寨抵抗，如今桃源洞的山寨门及土墙，称放为当年御敌的堡垒。
明景泰三年（1452年）永安置县后，贡川又出进士、山东道监察御史林腾蛟；左琴大师杨表正；进士、岳阳知府严九岳；进士、襄阳知县罗明祖。清康熙拔贡、山西朔州知州、随康熙皇帝西征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负责督运粮草，被敕封为奉直大夫的罗南星。此外还有清康熙举人、刑部江南清吏司主事聂彳敬，清康熙贡生、广东高州知府聂大勋。由此可见贡川不愧为人杰地灵的古镇，近千年来，陆续有仕宦在朝，尤其是陈氏祖先及其后裔在宋代的作为，巫秋玉、黄静著的《客家史话》（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称，福建九个纯客家县中，沙县是其一。客家人的拼博、好强精神在宋时的贡川便有陈氏宗亲为之弘扬，这支在唐开元29年（741年）由世居浙江吴兴的陈雍的子孙定居新发冲，并从那里繁衍扩展到各地。到了近代，永安的客家人仍然奋斗不息，贡川的李宝焌、青水池的刘佐成，均为中国航空先驱，早在民国初其（1911年）便合作制造飞机成功，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佐成任湖北军政府航空队长，在此前后永安赴法国留学并取得学位的便有黄曾樾等3人。
永安客家文化积淀的另一种表现，是以贡川为代表的明代建筑和民俗。由于沙溪流域在这一时期的客家经济得到发展，以宁化石壁客家摇篮为中心的文化也因此直接影响到下游各地，加上贡川的人文历史比城区更加丰富，因此在特定的一个历史阶段更具兼容性。纹山先生对永安贡川现存的古建筑有仔细的观察，包括桥梁、民宅、庙宇和祠堂，这四类建筑的斗拱便有许多深奥的学问。陈氏大宗祠始建于明代，庄严典雅、气势磅礴，斗拱与宗祠的高度比例明显大于其它三类建筑。严九岳的故宅建于明代中期，高大壮观、精美堂皇，斗拱繁复华丽，华拱与昂嘴、昂尾重叠，菊花式、麻叶式、如意式等斗拱均起装饰作用，但也离不开力学原理。正顺庙是祭祀的“日月盈光大帝”的场所，斗拱的处理上简朴厚重，相对于整体建筑的比例小，突出内部的宗教神密氛围，也是明代建筑。而会清桥作为屋桥，既是行人过往、休息的地方，又是祭神的场所，斗拱的形式更多，各有其象征意义，这座建于明末的屋桥铺石立柱、长廊走道，雕有花卉、飞禽等图案，屋顶上有群鸟尾羽，显得繁杂精致，典雅堂皇，为建筑精品。
戴中平先生采风的贡川“送瘟神”习俗，与清流县城正月十五日举行的“送瘟船”几乎一样，白天游菩萨活动，夜间放木船、烧船。贡川祭祀驱赶瘟神，孩童要带香袋、三根香，蒜头，分别用红纸缠绕或捆绑并丢入船内，此外家长还要将孩子的旧衣物、头发、指甲等抛入舱中，意味着一切晦气将随瘟船而去。而清流的这一仪式，还要将牲畜、禽类的毛羽等一并随瘟船烧尽，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姓安康。“送瘟神”的习俗，在其它地方也有，但如此相似的仪式、船的装饰和时间的吻合却少见。此外，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贡川也有与众不同的习俗，已婚未育妇女，这天夜里邀集在一起，乘着月光偷摘南瓜煮吃，谁吃到瓜蒂，就算谁有生男孩的兆头，这在别的客家地区未听说过。
地处福建中部偏西的永安，居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的过渡地带，处沙溪上游，县城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城内有两条溪流与大溪交汇，一为巴溪，二为后溪，距城十里又有吉溪（文川溪）与大溪交汇。东有屏山为障，可入大田县，西靠连城、清流，南部地域平坦宽阔，可入漳平县和龙岩县，北接明溪一带，城区面积较大。明清时期客家经济有较大发展，尽管距城四十里的贡川古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沙溪旁依北去，西有平坦沃野，明景泰三年置县时却仍以现今的地址为县衙。个中原因并无文字记载，但有一点便是上述阐明的，县城是上游客家经济交往的集散地，客家商贾的聚居地，也是水路通往沙县、延平、福州的必经之地，还是陆路进入大田、德化、泉州等地中转站。不当之处，请教于客家研究诸君学者。
注释：
① 民国版《清流县志》
② 丘权政“论中国客家民系的形成”（《漳州客家》2001年第4期）
③ 许钦文“三千主义”（《闽师之源》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④ 1994年版《永安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