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官僚大家庭走出的叛逆儿
羊枣本姓杨，原名杨廉政、杨九寰，投身社会后定名杨潮，写新闻、评论和译著时多署“羊枣”。1900年5月8日，羊枣出生于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一个新暴发的封建大家庭中。羊枣的祖父杨东禄是乡间秀才，行医卖字养家糊口，未及“而立”便抛下妻子和两个幼子，即6岁的杨介康、3岁的杨会康撒手西去。杨家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成年后的杨介康中了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位在三甲第141名，后做了京官。羊枣的父亲杨会康也以科举入仕，清末当过九江道台，民初进入北京政府内务部，后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代省主席等职。
发迹后的杨家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羊枣5岁入家塾，14岁考入清华预备学校。1919年，19岁的杨廉政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正在上升的官僚怎能容忍儿子反对政府？他对小廉政自我断送了赴美镀金的前程而痛心疾首，甚至把他弄回家囚于锁。不久，失学的杨廉政改名为杨九寰，考上唐山工业专科学校。1921年唐山工专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杨九寰转读交大机械系，1923年以全系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供职于上海铁路局达10余年。
1932年初，羊枣的六妹杨刚自北平来上海。杨刚1930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她介绍四哥羊枣阅读马列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向他宣传所谓“实业救国”和西方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已和封建官僚大家庭断绝了联系的羊枣也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立志“绝不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步”。1933年初，经周扬介绍，羊枣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半年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秋，羊枣执掌“左联”宣传部。两年多的时间里，羊枣勤奋写作，顽强战斗，不做“空头文学家”，写出了大量文章。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类，即以学理工科所长撰写的科普小品文、杂文、报告文学和译文。发表的报刊主要有，一是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二是《中国日报》“动向”副刊和《申报》“自由谈”副刊，三是《文艺新地》。他以“杨丹荪”笔名译出《今日苏联国》，全面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羊枣1934年写的反映纱厂女童工苦难生活的报告文学《包饭作》和夏衍1936年写的《包身工》、《包身工余话》，可谓姊妹篇。夏衍曾说，乍见到羊枣时，想像这位公子哥儿“他是不能和我们一路的”，后来通过长期的交往，愈加感觉到像羊枣这样“能孜孜兀兀地在实践中求真理的朋友，实在并不多。”
1935年秋，羊枣辞去铁路局职务，和夏征农一起南下，在陈道望主持的广西师专任教。这是共产党新开辟的一项工作，以教书作掩护，利用蒋桂系的矛盾，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抵御外来侵略。
“新闻奇才”的战场
1937年6月，羊枣奉派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他接触新闻是从翻译外电开始，因此往往最先了解国际时事动态。根据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需要，羊枣开始撰写军事评论和国际政治论文。“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他对战局发展趋势精辟独到地分析，鼓舞着中国军民奋起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抗争。上海沦陷后，羊枣又在租界内坚持战斗。他和夏征农、艾思奇等合编《新认识》半月刊和《文化粮食》半月刊，和夏衍共编《抗战文库》，自己独自主持《国际知识汇编》，并利用在塔斯社消息灵通、资料丰富的有利条件，给《导报》、《译报》、《译报周刊》、《神州日报》等发稿。羊枣所撰的一系列国际评论，以鞭辟入里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绥靖政策可能带来的恶果，揭露侵略者的虚伪嘴脸，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形势，增强抗战自信心。
日本占领军对新闻检查日益严厉，即使在租界内也处境险恶。不得已羊枣于1939年底到香港，著名的《星岛日报》立即请他出任“军事记者”。1941年9月，由梁漱溟任社长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创刊，羊枣应邀到该报主编国际新闻版。曾任总编辑的萨空了在《回忆难忘的1941——悼念羊枣同志》中写道：“我和羊枣同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共事，我们白天应付纷至沓来的矛盾，晚间去报社和编辑部同仁议论当前斗争形势，研究报纸如何编排……斗室条桌，坐次栉比，人人灯下埋头苦干，肃穆寂静。在这个无声的战场里，羊枣同志是坚持战斗的一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前夕，位于摆花街的《光明报》编辑部才宣告解散。过人的才华和勤奋的工作，使羊枣在新闻界声名鹊起，被称为“新闻奇才”。
1942年，羊枣辗转到达桂林。在七星岩下的小木屋中，他以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两本书：《论太平洋大战》、《太平洋暴风雨》，旋被《大刚报》重金礼聘出任总编辑，他的“独家新闻”吸引了湘桂一带大量读者，因而名声大震，又引起新闻检查机构的不安，羊枣遂被以“言论左倾”的名义解聘。
不久，经黎澍介绍，羊枣来到战时福建省会永安，任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他还兼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东南分处中文部主任，受聘为民办《民主报》主笔，又挂了个省政府参事，与省政府编译室合办《国际时事研究》。尽管有了些“官方”色彩，但羊枣名声毕竟太大了，他在用笔开辟“第二战场”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同时，也尖锐抨击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当局。1945年7月，也就是八年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曾参与策划过“皖南事变”的顾祝同下令逮捕了当时在永安的羊枣等29位进步文化工作者。1946年1月11日晨，羊枣以46岁英年很蹊跷的死于杭州狱中。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新闻、通讯和悼念文章。上海文化界，新闻界为羊枣举行公祭，郭沫若主持，马叙伦致悼词。出殡时羊枣生前友好数百人为其执绋，柳亚子为墓碑题字。
志向相同的伴侣
当年的沔阳出了封建大官杨氏兄弟，只是城关镇内显赫一时的杨介康、杨会康“二杨”府第早已灰飞烟灭；如今的仙桃，人民以“二杨”兄妹为荣，“新闻巨子”羊枣和“金箭女神”杨刚将流芳千古（杨刚诗作利如金箭美似女神，解放后她曾任周恩来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1957年反右时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
有趣的是，羊枣之子耿青参加革命后找的对象林佑，其上辈竟也和他老子的上辈“门当户对”——羊枣之父杨会康做过湖北省代省长，而林佑之父龚积柄做过山东省省长。这宗不经意的结缘缘起抗敌前线。
羊枣早年娶同乡的大家闺秀杨惠为妻，1921年10月生了杨朝汉。1937年抗战爆发后，羊枣在张劲夫主持的上海救国会青年训练班兼课，16岁的杨朝汉已是训练班的学员。11月，上海的许多地段已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形成租界“孤岛”。杨朝汉身藏父亲写给钱俊瑞的信，独自乘船从上海到武汉，找到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的钱俊瑞接上了头。钱俊瑞把他带到湖北黄安七星坪参加了新四军第四支队，改名耿青。翌年，经七星坪干部训练班总队长聂鹤亭介绍耿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支队东进到皖中一带，司令部一度驻在合肥青龙厂褚老圩子，林佑恰恰也避难于此。
林佑原名龚维懿，1924年1月母亲余氏在合肥四湾龚家大屋生她时，父亲龚积柄正在山东任省长。张宗昌谋得山东督办一职后，龚积柄愤而于1926年辞职，寓天津。2岁的小维懿也随往天津。1934年龚积柄因脑溢血病逝，家道中落。1936年，随家人来到安徽宣城的龚维懿始上中学，这里有龚家的大片土地，仅她一人名下就有400亩。上海失守后，宣城告急，14岁的龚维懿拉着小弟弟来到合肥投奔亲戚随即来到合肥东乡陈家圩子暂避，1938年又逃到邻近的褚老圩子。不久，新四军进驻褚老圩子，龚维懿认识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股长耿青。1939年底，龚维懿改名林佑，随新四军四支队离开褚老圩子，转战大江南北。1943年，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但时分时合的耿青、林佑宣布订婚，并表示：“抗战不胜利不结婚”。
1946年春的一天，陈毅在山东临沂召见林佑，告诉她羊枣已遇害，而耿青就是羊枣惟一的儿子。组织上让林佑和谭政夫人结伴坐海船到东北局报到。林佑和已是骑兵团政委的耿青重逢并举行了婚礼。
解放后，耿青夫妇参加了抗美援朝。1959年。耿青奉调国防部五院（即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出任院党委常委、科技部部长，成为院长钱学森的科技组织工作助手。他在4年时间里攻完《高等数学》、《流体力学》、《量子力学》、《导弹工程学》，成为了科技行家型的政工干部。他参与组织指挥中国第一枚导弹的研制，并受命负责现场发射任务。1960年耿青大校陪同聂荣臻、张爱萍、张劲夫等中央领导在现场观看了“中华第一箭”从点火到上天到弹头分离到准确命中目标的全过程。以后20多年，他身体力行，“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钱学森语）。耿青1983年病逝前，还在病榻上完成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的初编工作。宋任穷、谭震林、张才千、张爱萍等中央领导送花圈或参加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我国导弹工业的杰出组织者”（张劲夫语）。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林佑在中国科技大学任党委委员、无线电系总支书记、副主任。1962年调入轻工部，离休前为轻工部工艺总公司副总经理，部咨委委员。如今，她在北京阜成路上一个机关大院里安度晚年，勤于作画，刚出了一本画集。耿青、林佑的长子杨南征在部队时有《智能军队》等多种著作问世，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他们的另三个儿女分别考入国外知名院校，“胸腔中都跳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也就是身居海外，心系中华的赤诚之心”。说到这个革命家庭中的儿辈孙辈的成长，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钱俊瑞说“足以告慰羊枣同志的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