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60年前，在抗战时期，永安却是一片焦土、满目凄凉。
1938年5月，厦门沦陷于日寇，福州也遭敌机轰炸，省会被迫内迁永安，永安成了福建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也成了日寇轰炸的重心。敌机轰炸永安多达10余次，出动飞机约170多架次，炸死炸伤700余人，炸毁店铺、房屋2600多间。一女将婚，其外祖父办“辞娘酒”，宴席上13人全被炸死。事后寻尸，碎散无从辨认，唯一臂知属该女，竞因金镯子还戴在臂上!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组织救火不力，基本上未能减少损失。有诗为证：崩腾爆烈火惊雷，劫火烧天灼地哀。直到六街灰烬后，打锣才拽水龙来!国民党当局也有“防空司令部”，但形同虚设，始终没有打着一架敌机。人们只好到处去钻防空洞，到郊外钻防空洞的还带粮食。财政厅一科员作打油诗曰：“天天吃酸米，来回八公里，三餐两处吃，卑职真该死!”轰炸后总是一片火海，地上猪肉人肉杂陈，电线上肝肠尿布齐挂。画家萨一佛记下了他当时作画所见所闻所感：“清晨、晌午，我还跑到下渡的病房，在创痛呻吟的气息里，我看见被医师锯下来的装满整个美孚油箱的血淋淋的废手残脚。”“在建国路一个破裂的汽车间，躺着四五个被炸死的躯体，血流成一道沟。当我蹲在那里作画的时候，那正在舐血的无数苍蝇，嗡嗡然飞了起来，使我几乎作呕……”
永安当时是个6万多人口的小山城，省会内迁，104个省和中央所属单位迁入，人口激增3.2万多，房屋奇缺是必然的，许多堂堂省厅机关在祠堂、庙宇办公。仅城关，挤出几百间房屋让职工家属、难民落脚。加上日寇轰炸毁房，屋舍紧张雪上加霜。永安师范本在城里的文庙，被炸后迁到离城26里的大湖乡下，没有教室，雨天借用民房大厅上课，晴天到山上松林里上课，黑板挂在松树上，学生席地而坐……永安本来缺粮，那时自然更加不堪重负了。诗人马干候诗日：燕雀吞声残粒下，溪山留影劫灰中。永安师范学生为了弥补粮食之不足，大力开荒种地，但仍改变不了问题。他们一餐三小两，仿佛“老虎舔蚂蚁”。在曹远河边，还发生武装抢运粮船的事件。
战乱使沿海及浙江、广东等地难民大量涌人，加上卫生条件极差，各种流行疾病随之而来，特别糟的是鼠疫流行，疟疾成灾。从南门到北门，有一条沿城边临江的道路，路边成排地密布着焚鼠炉，炉内死鼠或腐烂或烧焦，都散发出令人呕吐的恶臭。打摆子(患疟疾)的人很多，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就“盖着厚厚的棉被打颤颤”。有一支文艺演出队下乡宣传抗日，一个姓关的队员患了恶性疟疾，由于弄不到奎宁丸，病情得不到控制。他半夜上厕所，晕倒途中并死去。
永安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设县，此前设为浮流司属沙县。明代中叶沙县邓茂七起义，朝廷派兵讨伐，将起义平息。因深知“浮流险要之地”、“官民睽隔，无以缉奸宣惠”，明王朝辟为新县，命名“永安”，取“永远安定”之意。然而，“永远安定"或“永远平安”，愿望而已，吉祥语而已。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永安城一片火海、许多人丧命同时解体，何等悲惨，是大大不安!
是的，永安人始终牢记那些苦难而屈辱的岁月。在和平建设年代，在中日友好的氛围里，也居安思危，用周年纪念活动等方式让警钟长鸣。周年纪念活动是经常的，尤其逢十的周年。如，1985年9月，永安市隆重举行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暨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中有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及福州等地抗战时期曾在永安
参加过进步文化活动的萨一佛、刘金、谌震、王一帆、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等27人。1995年9月1日，永安市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并举办大型座谈会等活动，参加活动的有包括抗日老战士在内的1000多人，当晚还举办了纪念歌咏晚会。
出版纪念书刊也比较多。书籍有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60多万字)、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羊枣之狱》(18万字)及《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燕江涛声》《燕城救亡吟》等。市政协的《永安文史资料》纪念专辑就出了三期，还有许多纪念文章散见于其他期里，文联刊物《燕江》也出了纪念专辑。1989年，该市与省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连续剧《羊枣之狱》(四集)。
该市关心下一代协会最关心的就是下一代懂不懂历史，知不知国耻，因此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到中、小学校巡回宣讲永安抗战文化。当时，吉山有省政府机关单位40多个，省主席公馆也设在那里，保安司令部和监狱都关押过羊枣等抗日志士，受过日机轰炸，因此，吉山的小学特为当地旅游培养了一批小导游。这些小导游，首先是自己深受教育，深恨日本强盗。《永安报》曾登过一幅照片，是著名老诗人蔡其矫兴致勃勃地跟吉山中心校培训出的一批小导游在战时省主席公馆防空洞前的合影。在吉山，政府规定不准批地建房，老房子没有通过批准也不能随便翻修；与羊枣有关的旧址在修复，拟设抗战名人馆，红色旅游线路在开辟。前些年，因城市建设需要，不得已将位于南门市煤炭公司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拆了。现正重新设计，准备移位复建。
永安对抗战文化的宣传是见缝插针的。浙江教育学院的高熊飞教授路过永安，该市博物馆领导知道了立即将他请到馆里座谈。高教授是浙江余杭人，沪杭沦陷后一家子离乡逃难，辗转7省，行程7000公里，到了永安。永安偏不平安，逃难偏遭灾，日寇空袭，母亲抱着他躲于覆盖棉被的饭桌下，却被双双炸掉右臂并双双昏死过去。母子俩被送到省立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他本不是左撇子，现在博物馆题词，却只能用左手：“永安人民给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历史!”外地有参观访问团一类的团体到永安，或有人到永安开会，有关部门总是尽量安排他们到吉山、虾蛤等地参观永安抗战文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省里多次组织文艺采风团到永安，就参观了吉山、虾蛤、黄历、霞岭等地。在吉山参观关押过羊枣等抗日志士的保安司令部、日寇投弹处等，老诗人陈侣白站在省立永安中学旧址门口情绪异常激动，不禁引吭高歌“校歌”，他60多年前在这里就读。在虾蛤的改进出版社出版过许多宣传抗日的书刊，虽仅存些与地平的墙基，然而，省文联的章武、王炳根、厦门大学的林丹娅等却纷纷在此喜形于色地摄影留念。在霞岭的省立师专，这个著名老作家郭风读过书的地方，则连墙基都不可见，没有墙基看地基，他们照样看得有来有去。一砖一瓦受青睐，可见永安抗战文化是一笔十分巨大的财富。
今年，根据国际形势特点，加强宣传力度，更隆重的系列纪念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人们不仅仅是思危了，分明已见危。不是吗?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意孤行再三再四朝拜靖国神社，是不祥之兆!受难深重的永安人神经绷得很紧，对日本教科书、钓鱼岛等的动静很敏感。爱好和平的善良的永安人岂愿再看到当年萨一佛所描述的惨状，岂愿永安再一次成为临时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