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

　　［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本文曾发表于《永安客家》内部刊物第四期，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刊》 —作者注］

　　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战时省会所在地的永安山城，曾先后出版发行了13种报纸和129种期刊。其中《民主报》是一份有影响的、以力争民主、宣传抗战为宗旨的重要报纸。

　　《民主报》的前身是《闽北日报》，1936年11月19日创刊于建瓯，1942年1月1日改名为《民主报》，均为对开四版日报。1942年10月10日，《民主报》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机关报《大成日报》合并，出《大成日报•民主报》联合版，仍为对开四版日报。1943年9月9日《大成日报•民主报》由建瓯迁到永安出版，是当时永安的大报之一。

　　《大成日报》虽与《民主报》联合刊行，但实际编务均由《民主报》人员负责，《大成日报》既不出资，也不出人，只挂个空名。因此，1944年4月1日《民主报》即宣布单独编印，《大成日报》亦随即停刊。“联合版”只办一年半时间，其中在永安联合编印的时间只有七个月。就在改版后的1944年4月1日的2932号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从新干起》的社论。社论说：“本报于廿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创刊于建瓯，原称《闽北日报》，卅一年元旦改名，同年六月，日寇流窜浙赣铁路，闽北形势一度吃紧。本报为配合作战行动，自七月一日起，一面缩出四开型一张，一面准备迁移于游击区据点。到十月十日恢复原状。适大成日报由永安迁至建瓯，遂与本报合并，报社址周围落弹如雨，印刷房全部被毁，不得己自二日起再出四开版。月底印刷机房修复，始又恢复大张。”“……八月一日本报开始迁移永安，联合版暂停，至九月九日复版。今日起大成日报宣告停刊，本报亦恢复单独发行，联合版乃告结束。……在此报艰苦奋斗的七年半中，我们中华民族正与日寇及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党决战……因此，我们要推动四万万五千万人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在创造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工作中，尽我们微薄的力量。所以我们平日的言论主张，除对政府社会善意的提出意见外，消极方面，对于汉奸党固然视同敌人，对于贪污劣亦绝不稍有姑息，以往如此，今后尚如此……”

　　《民主报》的社长兼发行人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朱宛邻，而实际负责报务工作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是国民党内坚持爱国抗日的左派人士颜学回。颜学回于1927年1月北伐军入浙江时在杭州参加国民党，曾任津浦路党务特派员，后入北平大学法学系肄业。“九一八”事变时在山东济南二中任国文教员，曾发动济南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由于国民党极少数顽固派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颜返济南后即遭捕判死刑。幸得舆论界声援和得到顾孟余、经亨颐等知名人士的多方营救，而没有被杀，坐了四年监牢后于1936年保外就医，1937年来到福建任《闽北日报》、《民主报》总编辑的。颜学回政治态度比较开明，坚持抗战，旗帜鲜明，勇于评论时弊，行文泼辣；同时敢于吸收和重用进步人士为其撰稿。因而《民主报》总的倾向是进步的。然而《民主报》是在国统区的国民党人办的民营报纸，社长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它的报道、言论自然有其局限性。

　　《民主报》社址设在永安城西南的东坡，与上桥尾的中央日报社、东南出版社、美新处毗邻。而营业部则设在城区新街。报社工作人员除总编辑颜学回外，还有编辑主任张乃容，编辑朱侃、何紫垣、陆清源，外勤记者陈阵和资料员谢怀丹，校对长董先治，还有年轻小伙子顾志轩、徐少仪和吴孝桢等。他们均挤在一排极其简陋低矮的小木屋内，条件极为艰苦。

　　《民主报》迁永安出版，是在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爱国进步人士程星龄的积极支持下，通过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由省政府拨钱资助的。自1943年9月至1945年10月在永安整整两年时间。这一时期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正逐步从相持阶段进入反攻阶段、从而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主报》几乎每天发一社论，每周发一评论。这些社论和评论的内容，主要是国际时事和战局的评论，也有对时局的批评建议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特别是1944年6月以后，名记者、著名国际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地下党员）来到永安，在程星龄的推荐下，颜学回即聘请羊枣为该报主笔，主要是撰写社论、评论。羊枣到永安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1944年8月20日的《民主报》“每周评论” 《只有牺牲才有胜利》。1944年9月起，羊枣又邀请了在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李达仁（地下党员）、余志宏（地下党员）、李由农、赵家欣、郑书祥（地下党员）、叶康参（早期地下党员）、谢怀丹（早期地下党员）、谌震等人组成社论撰写委员会，分工撰写每天的社论。自1944年8月底至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前的一年时间中，该报就发表了360多篇很有战斗性的社论。若逢星期天的报纸，则以《每周评论》、《两周评论》或《星期专论》的栏目署名发表，其中羊枣9篇，王亚南1篇，章振乾1篇，赵家欣1篇，陈凝远1篇，李达仁2篇，计15篇。除星期天外其余均作为不署名的社论。为了弄清撰写社论的实际作者，笔者在担任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邀请了当年“社论撰写委员会”成员中尚健在的李达仁（李品珍）、赵家欣以及王一帆等三位老同志进行考证、辨认，以确认社论出自谁的手笔。三老于1994年10月汇集永安，为时9天，阅读、回忆、研究、辨认我们所征集到的360多篇《民主报》社论。他们住在招待所，每天准时到党史办上班。他们根据当年撰稿人各自独特的写作风格，笔锋所向，加之细致的回忆，然后才郑重地审慎地确定每篇社论出自谁的手笔。他们在确认证实出自某人手笔的文章后，对每个篇章均一一签名在案，以示负责。这样我们才敢于向世人公布羊枣等人在永安撰写文章的数量和篇目。结果，只辨别出部分社论作者，其中羊枣67篇，李达仁64篇，赵家欣37篇，叶康参31篇，余志宏4篇，谌震2篇，郑书祥2篇。尽管三位老同老作了最大努力，仍有100多篇社论未能确认作者。这里还要一提的是，我们在征集这批社论的过程中，得到福建省图书馆刘大治同志和福建画报社吴宝光同志的大力支持，否则也无法完成这—考证、辨认工作。

　　当年这批社论和评论的发表，不但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而且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特别是羊枣撰写的评论，消息快速，文笔犀利，分析精辟，立论正确，主旨是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在社论委员会未组织之前，羊枣即在1944年8月13日的“每周评论”栏发表了《只有牺牲才有胜利》、8月20日发表了《普遍实现联合作战》和8月28日发表了《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三篇署名文章。在《只有牺牲才有胜利》一文中，除了热情赞扬衡阳军民力抗强敌、困守孤城45天的爱国牺牲精神之外，也鞭挞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消极抗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该文以“每条河都有苏联人的血”为小标题，热情赞扬苏联军民的牺牲精神。在《普遍实现联合作战》一文中，作者阐述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东方战场的战局，指出必须普遍实现联合作战才能打败侵略军。在结论中写道：“我们仍有权利和理由要求除太平洋海上前线以外，联合作战在东方战场一切方面的实现”。在《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文中，作者讴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提出“重建我们的全民抗战”的问题，写道：“如所周知，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抗战。如果我们要克服我们一切物质的不利点，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本质的最大有利点彻底发挥与利用；换言之，即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斗……。一切善恶都是相对的，但人的行为却也有一个最后的衡量：它是否为了大多数人民，为了人类整个的利益。同时，也只有真正为人民的利益的行为，才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这些观点出现在《民主报》的报端，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的主张，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民主报》公然刊登支持中共主张的文章，大大提高了它在人民群众的声誉。此后，羊枣接连不断地撰写了《法国的内地军》、《太平洋新攻势》、《巴尔干解放战》、《莫斯科会议的任务》、《意大利的新生》、《论西欧集团》、《论苏军的胜利》、《伟大的胜利》、《最后决战前的欧洲战局》、《纵谈我国战局》、《日本颤栗了》、《今日之苏联》等60多篇社论达12万字以上。李达仁撰写了《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改善儿童教育》、《南斯拉夫的再生》、《戴高乐访苏》、《论黔桂战役》、《瞻望新生的世界》、《开展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我们还需要进步》、《论革新社会风气》、《东线苏军即将总攻》、《增进中苏邦交》、《世界政治的坦途》等60余篇社论。赵家欣撰写了《惩贪奖廉改良政风》、《由敌寇登陆闽海说起》、《动员民众的先决条件》、《扩大新闻自由运动》、《结束战争的攻势》、《居官、做事、为学》、《日寇的最后赌本》、《围攻日本与华南战场》等30多篇社论。叶康参撰写了《世界战争新局势》、《为民族呼吁》、《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柏林之战》、《日寇往哪里走》等30多篇社论。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发表了《抗战新局面下的新经济问题》的星期专论，余志宏、郑书祥、谌震、章振乾等人均分别写了社论和评论。余志宏撰写的《救救农村的危机》的社论中指出：“第一，农民负担过重。……地方多数抱定了‘净到手’主义，……例如战前的地租，上田大概为对分，中下田大概为四六或三七分，现在则改为上田上六分（地主得六，佃户得四），中下田对分，所以一切征借的负担实际上还是转嫁在农民头上。第二，是社会的剥削太重。……如征兵人员的勒索，田赋人员的重秤，地籍人员的舞弊，使农民皆非供应贿求不可。其次则为高利贷者的吮吸，农民既须忍受上述种种的剥削，又不能不维持其生活所依的生产，而生产的资本则无着，所以明知饮鸩止渴，但不得不投入高利贷者之怀抱而听其吮吸。农民的收入有限，而剥削无穷，实情如此，农村的经济安得不日濒于破产之途！”社论指出农村已患了“贫血症”，对现实农村社会给以无情揭露。由此可见，《民主报》的论坛，打破了顽固派在福建报界的统一天下，宣传了民主和抗战，影响广泛，报纸发行量也由此大增。

　　《民主报》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副刊《新语》办得有声有色。《民主报》迁永安后的第一张报纸上就有副刊《新语》问世。《新语》主编是该报总编辑颜学回的绍兴老乡董秋芳。董秋芳是鲁迅的学生、左翼作家，其译著《争自由的波浪》一书经鲁迅写了《小引》由北新书局出版。董曾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追捕。1937年4月应郁达夫之邀来到福建，七七事变后在福州组织成立“福州文艺界救亡协会”，创办《抗战文艺》。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省政府公报室（后改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董秋芳继承了鲁迅办《语丝》的传统，把《民主报》副刊定名为《新语》。《新语》自1942年9月9日创刊到1945年7月19日董秋芳被捕三天前发表的《沉默之美》一文为止，出了602期（当然往后还有人接编）。《新语》发表了大量老作家和青年文学爱好者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讽刺社会的腐败和丑恶的文章。《新语》第一期就发表了许钦文、谒巽、庭方、扬骚的文章和郭沫若、吴秋山的诗。几乎每期不下5千字。董秋芳在《新语》第一期所写的创刊刊头语中说：“我们努力的方向最主要的只有象下面所说的两点：第一，我们要象我们的报名所揭示的似的，努力表现出民主的精神来。民主精神主要的信条是：民治、民有、民享。我们要使这个副刊，给我们的广大读者群以自由批评的机会，成为我们共同耕耘的园地，并且做到那种能使他们共同享受的水准。第二，我们要象一般青年所有的似的，努力表现出青年的精神来。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新鲜、活泼和真实。新鲜是陈腐的反面，活泼是呆滞的对立，真实是虚伪的否定。世界上只有新鲜、活泼和真实，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才能使存在说得上有生命的存在。而富有这种精神的，无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属于青年的人……”

　　《新语》创刊以后，董秋芳利用这块阵地，吸收不少老作家为其写稿外，同时更热情地鼓励和指导一批既爱好文学，又勇于探索人生道路的进步青年努力掌握好文学这一武器，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因而吸引了一大批纯洁而热情的进步青年经常为其写稿，成为培养青年的园地。《新语》并不是纯文艺性副刊，凡是对文艺、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言论，只要文字较生动，有进步意义，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视和欢迎。《新语》文章许多喜欢用鲁迅笔法，针砭时弊，宣传抗日，学习鲁迅，提倡战斗性的文艺创作，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汉奸文艺”。

　　1944年4月9日，《新语》编者发表了《共同来灌溉这块园地——组织新语读者会小启》一文，写道：“我们认为，副刊决不是供人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报纸之所以要有副刊，是在补正刊新闻文字之不足，其重要性决不在新闻之下。相反的，因为副刊利用文艺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其效果可以大过新闻的报道。”提出了设立“新语读者会”的办法，参加者可以享受订报半价优待和投稿优先发表等。9月9日，董秋芳以秋航笔名发表《弹指一年——本刊周年纪念辞》，在总结了办刊一周年的成绩之后说，我们的副刊是综合性的、趣味的，不单注意青年人，也应当注意老年人和中年人的阅读需要。说：“我们的国民在‘老年’路上走得太久了，以致有许多青年人都变成了不健康的老年人：因循，苟且，昏庸，自私！这是一种危机。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计，我们不但要叫出‘救救青年’的口号，而且还得叫出‘救救老人’的呼声……”。“新语读者会”曾发展会员100多人，新语稿源丰富。当时有一位热血青年刘金（笔名柳无垠、茅塞、梦旦等）一人就为《新语》写稿近200篇。董秋芳自己也写了大量文章在“新语”上发表。董秋芳一方面引导青年用笔向社会的黑暗、腐败作斗争，一方面十分爱护、保护青年，使他们免遭伤害。1944年2月2日《新语》发表了刘桑曾（晏宴）《路•女人•社会》的杂文，中心思想是：妇女要解放，必须先改革社会。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妇女底不幸是社会的罪恶”。因而特务即找上门来，要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实姓名和地址。董秋芳说：“文章言论，如有出轨，责任在编辑，我要加以检点，文章是外面投来的，没有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特务没有办法，最后给了一个警告：“今后如果再登这种混帐东西，对你不客气！”

　　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的“星期论文”，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危机》、《从‘子曰’到‘鲁迅说’》、《威尔斯眼中的高尔基》、《邱吉尔可以休矣》、《我们的出路》、《阿波罗欤？阿修罗欤？》等文章，宣扬复古倒退，攻击谩骂鲁迅、高尔基，攻击报上评论时弊的论文和作者，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引起了许多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愤慨。董秋芳利用《新语》阵地，发表了30多篇文章进行批驳，引发了《民主报》与《中央日报》的一场论战。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岂能容忍这样的争论继续下去，也早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怀有疾恨，于1945年3月13日、14日连续发表了杀气腾腾的两篇社论：《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和《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社论说：“在福建境内”的“反革命和假革命”，“正打入上层政治组织，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去发布谬论”，“淆惑国民听闻”等等。最后用威胁的口气说：“提醒地方各级领袖，先行肃清包围自己周遭的鬼崇人物”，要拿出“大刀阔斧的手段”“擒贼擒王”。董秋芳看到形势不妙，于1945年3月15日发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后刹车。

　　1945年7月12日，果然在永安发生了一起大逮捕事件——“羊枣事件”。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逮捕了进步文化人士29人。《民主报》社论撰写委员会的羊枣、李达仁、叶康参、谌震被捕。《新语》主篇董秋芳在7月19日的《新语》上发表《沉默之美》一文表示抗议，后亦遭逮捕。常在《新语》上发表文章而遭逮捕的就有6人。

　　在永安大逮捕的狂风暴雨之际，也许《民主报》迫于形势和求生存，于1945年7月1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怙恶不悛》的社论，对中共进行一番攻击。但此后《民主报》仍然按它的初衷继续出刊，副刊《新语》亦照常偏发，至1945年11月1日迁往福州出版。

　　　　2005年7月修改于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