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即将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1945年7月，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逮捕事件。一个月中，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在永安和福建各地逮捕27人，连同5月初在浙江龙泉被捕的2人，共29人。另外，拘留和软禁各1人。此案被称为"永安大狱"。其中，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记者、杰出的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遭捕半年后被虐死狱中，故又称为"羊枣事件"。
羊枣烈士是"在敌人的镣铐和铁锁链下自强不息地向前进"⑴的革命者。他给后人留下的就是"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⑵。而羊枣事件的发生，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急于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迫害革命知识分子和摧残进步文化的罪恶阴谋。
一、为时七年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
羊枣事件发生之前，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盛极一时，因而永安被称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文化据点"或"文化城"。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的热血青年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先后汇集到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以笔为武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顽强的战斗。除了1938年创办的《老百姓》报是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以外，其余多利用国民党政府官方或半官方创办的文化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团结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社会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共同开展声势浩大的进步文化活动。
抗战初期，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聘请了郁达夫、黎烈文等著名进步作家到福建工作。黎烈文在永安组建了改进出版社，创办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6种期刊。郭沫若等许多名作家都曾为《改进》撰稿，一批出版物深为东南各省广大读者所喜爱，形成了以直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化活动的第一次高潮，并为尔后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1年9月，刘建绪接任省主席。年底聘请进步青年谌震为随从秘书。1942年任命进步人士程星龄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深知刘建绪与蒋介石的矛盾，力劝刘"今后应当一反以前所作所为，为国家民族积蓄一点力量，爱护青年，爱护革命人士，犯不着再与共产党为敌，为蒋介石效劳"，要刘建绪在福建办点好事，取得地方舆论支持，以求"安定和自保"⑶。在战火不断蔓延，福建有可能和大后方隔绝的情况下，刘建绪也想拉拢进步力量，因而反共态度有所收敛。在永安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则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及同盟国舆论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的有利形势，以1943年5月创办的《建设导报》和同年9月从建瓯迁永安的《民主报》为阵地进行活动。同年10月，创办了由谌震任社长的东南出版社。1944年夏，新闻巨子羊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后应聘到永安，9月，羊枣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次年，王亚南创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这样，从1943年下半年至羊枣事件发生，永安出现了进步文化活动的第二次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永安共有出版社39家，新闻通讯机构4家，发行机构15家，印刷所19家。先后出版各类报纸12种，期刊129种。除极少数报刊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喉舌，较为反动外，其余绝大部分报刊和书籍都是进步的。以影响较大的改进出版社和东南出版社为例，先后编辑出版了丛刊、丛书和各类书籍达数百种之多。总之，人才荟萃，出版发行事业十分兴旺，形成了形式多样、波浪发展、长达七年、影响深远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
二、羊枣在永安的战斗
羊枣，原名杨潮，湖北省沔阳县人，生于1900年。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在上海铁路部门谋生。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羊枣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1933年初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半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担任"左联"宣传部负责人，参加"文艺理论研究委员会"，经常撰写杂文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羊枣坚守在沦陷的上海"孤岛"租界，为报刊撰写社论、专论，分析抗战形势，鼓舞民众斗志。1939年底，羊枣到香港，在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任军事记者，所写文章开始用"羊枣"署名。至1941年的两年间，在《星岛日报》、《世界知识》、《华商报》共发表近百万字的军事评论及译文。他的评论文章，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判断准确，切中要害，给南方诸省和海外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初香港沦陷。羊枣和一批进步作家撤回内地，辗转到达桂林。1943年4月，经国际新闻社介绍，羊枣到湖南衡阳主编《大刚报》，使本来奄奄一息的《大刚报》面目一新，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日销万份。6月，因《大刚报》拒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充斥反共叫器的电讯，羊枣受到特务袭击和迫害，后被解聘。此后，他作为自由撰稿人仍在各报刊继续发表军事评论。
1944年春，日军进犯湘桂，在衡阳的多数进步文化工作者准备撤退到川、黔、滇一带。羊枣对形势作了精辟分析，认为日军打通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线之后，将顾此失彼，兵力分散，东南一隅可能出现偏安居面。他建议大家，不必都往西南撤退，可以分散些，对开展工作有利。于是由金仲华出面，通过谌震向刘建绪推荐，聘请羊枣来闽工作。
据当时在《大刚报》编辑部工作的欧阳柏回忆道："杨潮决定撤到福建永安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身着蓝布长袍，一如往昔那样从容不迫，长长的脸上微露笑意。他问：'敌人进攻了，你害怕不害怕？'接着他象自己答复自己似的说：'这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敌人终究要完蛋的。坚持下去，胜利总要到来。'说完，他竟出声大笑起来。我当时是多少带点悲戚和惜别的心情的，他这一笑，竟把我的种种忧虑都笑跑了，也不由得笑了起来。"⑷。
1944年6月，羊枣偕夫人沈强到永安后，刘建绪优礼相待，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研究组组长。《民主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颜学回（国民党内坚持抗日的进步爱国人士）请他兼任《民主报》主笔，并为该报撰写社论和专论。8月中，羊枣即在该报发表了到永安后的第一篇军事论文《只有牺牲才有胜利》，文章热情地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0余天的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鞭挞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造成军队全线崩溃、使日军直趋桂滇的误国政策。8月底，又发表了《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和《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两篇文章，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在《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文中呼吁："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战争。如果我们要克服一切物质的不利点，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本质的最大有利点彻底发挥与利用；换言之，即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争。"日军攻陷独山后，羊枣又在12月撰写的《环绕世界战场》一文中，提出了调"西北的劲旅"（指驻在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准备打内战的胡宗南数十万大军）以抗顽敌的主张。《民主报》是国民党人办的民营报纸，新闻和言论有其局限性，但羊枣重视《民主报》这个阵地，善于做统战工作，在该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巧妙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羊枣还同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李由农及赵家欣、谌震、叶康参、董秋芳等商定自己出一种周刊，定名为《国际时事研究》，并通过谌震请刘建绪题写了刊名，由羊枣任主编，李达仁、谢怀丹为编辑。
由于羊枣的周密筹划和辛勤写作，1944年9月1日，《国际时事研究》（16开，每期近3万字）便与读者见面了。协助羊枣编辑的任远（即李达仁，现名李品珍）回忆道："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组连羊枣共有5位同志。但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做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个人身上，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无不出自羊枣一人手笔。他写作态度十分认真，原稿总是用毛笔写得清清楚楚，笔意刚劲，书写流利，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还亲自去省政府印刷所校对清样。"⑸
《国际时事研究》从1944年9月1日出刊，到1945年6月26日停刊，共出了39期，刊登了羊枣54篇文章，40余万字。虽然当时永安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清苦，可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秉灯达旦，日出万言。文章主旨论抗日必胜，德、意、日法西斯必败，分析精辟，文笔犀利，立论正确，令人叹服。程星龄回忆，刘建绪读了羊枣的这些军事论文，也"大为赞赏"。
1944年底，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由南平迁到永安，聘请羊枣为新闻处顾问。当时，该处中文部（英译中）主任是国际新闻社的彭世桢，他经常向羊枣提供由美军飞机空运来的美国新闻处的外文报刊。这对精通英语的羊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撰写国际政治军事论文极有参考价值，有些则被译成中文发表。
任远在《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中赞汉道："羊枣的军事评论的杰出，表现在他对每一次军事局势的重大发展的前因和各种可能的后果分析得那么透彻，敌对的双方战斗的结果往往恰如他所分析。他不但熟悉战斗双方的历史和地理，甚至对双方指挥人员的战斗性格和其指挥才能的特点都力求作尽可能多的了解，因而更有利于判断双方在战场上角逐的必然结果。"羊枣的军事论文具有令人惊叹的正确预见性。1944年10月10日，美国第三舰队空袭日本琉球诸岛，其后二日，又以空军攻击了日本视为"大东亚共荣圈"枢纽的台湾。羊枣立即撰文指出，战事"有从空战扩大为水面舰队海战的趋势"，被日本视为"国宝"的联合舰队，可能改变它两年来一直采取的避敌战略，被迫与美国海军作侥幸的一拼。羊枣认为，如果这样，那么这次战役"将演进成为决定日本帝国生死的一次会战"⑹。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羊枣的预见。10月23日，美国和盟国的海陆军远征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有决定意义的大海战--菲律宾争夺战，美国海军获得重大胜利。
羊枣在发表于1945年5月的《从柏林到东京》这篇著名的军事论文中，在详细地、科学地计算了美国和苏联军队东调所需的船只、车辆的数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作出了科学预言："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空军对敌国本部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日本在总发动后或甚至以前，都可能投降。"三个月后，他的预言被事实完全证实了。
羊枣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评论家。他对各国政治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能对当时各国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教给人们"从两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⑺这两个支配历史事件的基本因素去分析欧洲和国际政治，引导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去洞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5年这27年间欧洲错综复杂的历史，去寻求纷繁万端的世界政治军事演变的本质。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在羊枣的辛勤培育下，成了当时东南地区最畅销和具有较大影响的进步读物。羊枣不知疲劳，夜以继日，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一面搞译著，写评论，献身进步文化事业，不顾自己安危。他在永安仅13个月，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文章约有90篇之多，计70万字，这是多么巨大的劳动成果啊！
羊枣在《国际时事研究》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先后由赵家欣整理成《太平洋战争新局势》和由金仲华编印成《欧洲纵横谈》两书出版，已成为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1984年，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全书收羊枣论文32篇，其中16篇是在永安撰写的。
三、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羊枣的杰出论著，为反对国际法西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为广大人民所欢迎，也必然为顽固派所仇恨。
国民党顽固派对羊枣及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进攻，以《中央日报》（福建版）的发难攻击暴露得最为恶毒凶狠。福建版的《中央日报》社就设在永安，社长陈远略及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社长袁振宇都是福建的反共头目。他们为了扼杀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精心策划了对进步文化活动的舆论进攻，从1944年11月开始，在《中央日报》（福建版）上抛出一系列署名文章，从文艺和学术的角度对进步文化发起挑战，逐步转向政治方面。
对于这些恶毒攻击和污蔑，《民主报》副刊《新语》和《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均组织了有理有节的回击。1945年3月13日和14日，《中央日报》（福建版）连续发表了两篇反动气焰嚣张的社论，第一篇题为《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权与'党派会议'的主张"诬为"趁火打劫"和"满足他们政治集团的政治野心"，叫嚣"无论有形的与无形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实有及早肃清的必要"。第二篇题为《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叫嚷"潜藏在福建境内的反革命及假革命分子"已经"打入上层政治组织，巧言令色，蒙蔽地方首长，进而拉拢下层社会民众"，"利用其潜窃的政治地位，控制各种经济金融机构，培植经济力量"，"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发布谬论。" 社论叫嚷要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彻底对付"，并特别"提醒地方各级领袖，首先肃清包围自己周遭的鬼祟人物，并以擒贼先擒王的方式，把那些混进本党的首要奸伪分子一起赶掉"。磨刀霍霍，宣布要"立即付诸执行。"
1945年7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又以所谓"闽省文化界"的名义，拼凑了一个130人签名的所谓"通电"。"通电"致重庆国民党参政会、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及"全国父老"，叫嚷"决不于政府之外另组一政府"，"决不于国家军队之外另有一种军队，想诉诸武力，以夺取政权"等等，进一步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逮捕镇压进步文化工作者作舆论准备。
四、羊枣事件的导火线
设在永安的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又称永安分处）是美国大使馆设在福建的新闻宣传和情报机关。1945年初，美军准备在我沿海登陆作战，急需日军情报。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处长兰德要求谌震介绍一个人前往敌后游击队联系，以美国向游击队提供援助为条件，商谈交换日军情报事宜。谌震便将改进出版社助理编辑周璧介绍给兰德。2月下旬，周璧持美国新闻处的证件，偕未婚妻彭传玺（在省政府图书馆工作），在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浙江籍进步青年刘文铣（刘金）⑻ 的陪同下离开永安去浙东。
3月中旬，周璧等3人到达刘文铣的家乡浙江嵊县，通过刘的母校清波中学的老校长裘颂兰和地下党组织，同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纵队司令部取得联系。纵队司令何克希（何静）和秘书顾春林在余姚县梁弄镇接见了周璧。周璧向他们口头转达了美国新闻处的意图，并把美国新闻处给周璧的身份证件交给他们。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在请示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后，给周璧作了明确答复，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浙东纵队无权与美国新闻处建立联系。美国如想同我们建立联系，须由美国大使馆与延安党中央商谈解决。"⑼
周璧等人在梁弄住了十几天，亲眼看到浙东根据地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和安居乐业的生活，与他们长期生活的国统区的黑暗腐败形成了鲜明对照，深受感动，要求留下参加革命，但周璧与彭传玺为浙东纵队婉言拒绝，仅刘文铣被留下来参加游击队。纵队司令部给周璧与彭传玺发了一笔路费，礼送出境。周璧行前在当地韬奋书店买了《整风文献》等进步书籍十几本，又接受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送的几十份《新浙东报》带回。
5月初，周璧和彭传玺在返闽途中的浙江龙泉受到国民党特务盘查和软禁，后被押到江西铅山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联络站监禁审讯。周璧把接受美国新闻处委托的经过和去浙东纵队联系的结果作了交代，并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
国民党特务对周璧加紧审讯，胁迫他"既没有组织关系，就交代朋友关系吧。"⑽周璧便把在永安认识的朋友说出了20多人。此外，谌震于周璧事件后在永安被捕时也讲了一些朋友的情况。周璧、谌震所谈到的朋友，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特务早就注目的对象，但一经他们口中说出，就成为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逮捕镇压的借口，因而周璧被捕事件就成了永安大逮捕的导火线。国民党顽固派按照《中央日报》（福建版）3月14日社论所勾划的范围，实施了永安大逮捕。
五、永安大逮捕
1945年7月11日，在永安的少将特务俞嘉庸，接到顾祝同密电，命令立即逮捕重要"共党分子"、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福建省政府参事杨潮（羊枣）。俞嘉庸召集福建省政府调查室（军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的负责人开会，制订行动计划，要逮捕的对象有些是省府要员。原想要两个调查室共同办理此案，因省府调查统计室主任易聘珍（又名易珍）不在永安，就确定由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赖文清负责。
赖文清立即电话通知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到俞嘉庸住处，部署行动。蒋海溶等建议由俞嘉庸亲自出马，向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迫使刘建绪出面逮捕羊枣和谌震，并拟定由中统永安区派一队便衣，随带武器，作俞嘉庸的随员，见机行事。另集中一批特务，次晨7时在城北门省特种会报办公处待命，待刘建绪交出两人后，再分别会同警察前往搜查羊枣和谌震的住宅以及东南出版社（永安桥尾）。
7月12日凌晨，俞嘉庸按预定计划赶到吉山的省主席公馆见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要刘建绪以商谈公事为由，通知杨潮、谌震到省政府办公厅开会，刘建绪迫于顾祝同的压力，只好照办。
7月12日早上7时许，省政府来电话，要羊枣马上去开会，羊枣赶到省政府办公厅，见俞嘉庸在座，还有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几名高级职员在耳语；谌震先到一步，正坐在隔壁的一个不是谌震通常应该坐的房间，有人在同他谈话争论。羊枣见情况异常，知道事态不妙，立即打着"走"的主意。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没拿走进门时脱下挂在衣架上的西装，穿着白色的衬衣，装着去解手，神态自若地走出会议厅，走出省政府大门，奔向郊外山上，在榛莽中爬着向前，直到深夜11时，才到了山那边的美军航空队，找到了担任队长的美国朋友，由这位朋友护送他到了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
等在省特种会报办公处的特务，于当天9时左右接到赖文清的命令，到谌震、羊枣家里及东南出版社搜查。这群特务分三路行动，翻箱倒柜，抄查了每个角落，除找到一些苏联中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以及日记等外，没有拿到任何他们想得到的"罪证"。羊枣夫人沈强为防备特务进一步迫害，当天下午就到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暂避。深夜羊枣到时，沈强看到羊枣的衣裤已被挂破磨碎，满身都是刺磨的伤痕。
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易珍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永安，旦夕跟随在俞嘉庸左右，协同其行动。
俞嘉庸、易聘珍等特务头目，听说羊枣竟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气急败坏地派出特务到处盘查追缉，很快侦知了羊枣是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避难。他们一面派便衣特务围住美新处住地，严密监视，一面用省政府名义向美国新闻处提出引渡羊枣的要求。兰德以羊枣是受雇于美新处的职员为由严词拒绝。特务不敢贸然闯入美国新闻处抓人，只好继续派便衣警探守在美国新闻处外面，严防羊枣再逃，并立即向重庆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羊枣避入美国新闻处后，在该处工作的进步人士彭世桢、俞励挺、萨一佛、郑公盾等曾商议，请美国人驾一辆吉普车趁黑夜送羊枣出福建。羊枣同意后，由彭世桢出面向美国人联系。美新处记者、东南分处中文部负责人爱德华·乐博和一位美国机械师同意这个办法，那位机械师还表示愿意驾车送羊枣脱险。可是兰德不敢同意，说要向重庆的上司请示。数日后，重庆美国大使馆通知东南分处，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令其不要插手。
7月15日，国民党两名特务到东南分处见兰德，谎称"要杨先生去二、三天，问问清楚，就可以回来。"兰德鉴于美国大使馆已有指令，不敢再留人，便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希望能准羊枣立刻交保，随传随到；第二，如果不能交保，希望由美新处派一美籍同事与羊枣同住，直到审判告一段落；第三，审判时希望美新处有人旁听。特务口头答应。羊枣便由乐博陪同，跟特务离开了美新处。特务机关把羊枣骗到手后，立即否定了口头答应的三个条件，马上将羊枣逮捕，押送到永安吉山的省保安司令部囚禁。
羊枣被捕后，乐博非常气愤，他带着铺盖到省保安司令部，静坐、绝食了三天，表示抗议。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机械师，在1945年8月，驾车帮助上了特务黑名单的美新处工作人员彭世桢、萨一佛秘密离开永安逃往广州。乐博等美国朋友对羊枣等人的友谊，体现了正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逮捕，不断扩大，被捕者共达29人。除羊枣外，计有：周璧、彭传玺、王石林、谌震、易湘文、林子力、尤淑德、李力行、李达仁、陈耀民、姚勇来、沈嫄璋、毕平非、余敦、杨学修、贵畹兰、董秋芳、叶康参、陈学铨、潘超、曾列明、刘佐周、陈文全、李达中、赵伯衡、霍劲波、陈伟顺、钟尚文（详见附录）。
因羊枣事件而被拘留软禁的有程星龄⑾、被拘留的有江子豪⑿。
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全省各地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并没有被吓倒。著名学者王亚南收拾好装着衣服书籍的小行李包，随时准备被捕。他召开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义正辞严地说："他们可以抓我们的人，但决不能要我们做他们要做的事！"⒀年底，王亚南愤然辞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离开了永安。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译赵家欣、《社会科学》编辑余志宏、原《建设导报》总编辑周左严等人都作了入狱的准备。
国民党顽固派的大逮捕，摧残了永安的进步文化力量。由于羊枣被捕，深受读者欢迎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到第39期后停刊。创业不到两年就出版30余种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东南出版社也因负责人全部被捕，9月间终于被迫关闭。其他的各种进步文化活动也大都沉寂下来。然而，进步文化撒下的种子，却依旧在广阔的大地里萌芽成长，这是任何狂风暴雨也阻止不住的。
六、羊枣被虐死狱中
羊枣入狱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正直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
在永安吉山的省保安司令部监牢里，羊枣被单独囚禁在一间牢房。7月底，董秋芳、毕平非、叶康参、王石林等8人也被用囚车押送到省保安司令部监牢。
王石林在《永安狱中记》一文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这是抗日第八个年头，是不准唱抗日歌曲的地方。
"晚上，我们刚要入睡，忽然从隔壁传来了歌声。我们翻身坐起来听，那歌声很小，但夜静更深，又是在山村，还是清晰地传了过来，沁人心脾。唱的是几首抗日歌曲。我们轻轻地敲了一下墙壁，歌声停了。隔了一会，歌声又起。我们打着拍子，和着。唱歌的是谁呢？我们决定第二天上厕所时认真地观察一下。
"第二天，很凑巧，我们入厕时，隔壁房间的门正开着，一个军官在里面和'犯人'谈话。我一眼就发现了：啊，羊枣！国内外广大读者敬佩的政治、军事评论家、《国际时事研究》主编羊枣果然被囚禁在这里，他没能逃出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回到房里，我们的心情特别沉重。"
8月6日夜，羊枣、谌震（谌被捕后，先囚于永安霞岭省党部调查室土牢中，后移囚吉山）、姚勇来、李达中被押上两辆汽车，解到江西省铅山，囚禁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直属联络站。
在铅山，羊枣与谌震、姚勇来、李达中同囚一室。此时正是酷暑天气，牢房里变成了蒸笼，门窗紧闭，大小便要叫半天才有卫兵来开门。反动当局要羊枣向美国新闻处辞职，引诱道："只要你表示离开了美国新闻处，你的罪名便减轻了，立刻便可以出去。"羊枣反驳道："怎么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也是一种罪过呢？"" 怎么竟可以用意气来决定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死呢？" ⒁ 顾祝同曾以少将衔待遇引诱羊枣，请他为国民党办报，要他"写书悔过"，"参加国民党"，均被羊枣严词拒绝。在铅山监狱里，羊枣不顾难以忍受的牢房的酷热，埋头翻译美国作家克拉伦斯·载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后在杭州监狱中翻译完成）。
抗战胜利了，而日夜为胜利艰苦奋斗的羊枣却被移囚杭州。
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使羊枣在1945年底患了恶性疟疾，他要求出狱医治。夫人沈强也从福建赶到杭州，要求当局替羊枣治病，几次都没有得到准许。1946年1月7日，羊枣病危，说话困难，视力模糊。直到这时，当局才答应移送杭州省立医院就诊，然而已被拖得病入膏肓了。
在医院里，沈强陪了他4天，可是他4天讲的话不到20句。他舌头变大，讲话太吃力了，沈问他："他们怎么虐待你的？是不是给你吃什么毒药？"羊枣张大眼睛，向四周看了又看，还是不肯说。沈告诉他："确实没有人了。"羊枣回答说："不，有人的，房子四周都布得有人啊！"羊枣被捕后是生活在何等残酷的环境之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摧残，外人是无法想象的。弥留之际，羊枣总露出有心事没有了结的神态。沈强终于领会到了，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用各种力量把你的稿子拿出来出版，我一定设法把朝汉（羊枣唯一的儿子，16岁时即送入新四军，当时正由新四军二师调到东北民主联军任某团政治处主任--引者注）的通讯处找到！" ⒂ 这样，他才放下心来。1946年1月11日晨，羊枣死于国民党监狱，时年46岁。这一天，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释放全国政治犯的第二天！
羊枣逝世前一周，对同囚室的谌震留下了一个口头遗嘱。遗嘱说："第一，希望沈强坚强地活下去；第二，希望六妹杨刚 ⒃ 本着一贯精神继续努力；第三，自己对人类贡献得很少，非常惭愧。写了四五百万字的文章，是一生留下的脚迹。希望杨刚和金仲华、钱俊瑞诸好友能把我发表的文章汇集出版。"
"在蒋管区的地下斗争中，羊枣同志冒着时刻有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走完了这充满着荆棘和黑暗的道路。他勇敢地为革命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⒅
七、羊枣事件震惊中外
羊枣监禁致死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
1946年1月13日、14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时代》等刊登了一则加黑框的新闻："名记者羊枣于1月11日死于杭州狱中。"1月15日，《新华日报》就羊枣之死发表了题为《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要求国民党履行释放政治犯的诺言，呼吁政治犯的家属亲友公开提出申诉，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1月23日，上海新闻记者61人联名发表向国民党当局抗议的声明，指出羊枣囚死狱中是国民党当局"一贯摧残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结果"，要求彻底查清羊枣死因，严惩非法下令逮捕羊枣的祸首，立即平反永安冤狱，释放同案被捕的一切人士。
在延安的党中央对羊枣事件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从1946年2月1日到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10篇新闻、通讯和悼念文章，从羊枣囚死狱中到殡葬沪滨，作了系统的报道。
3月13日，羊枣胞妹、《大公报》驻纽约特派记者杨刚在《大公报》发表质问顾祝同的公开信。质问：羊枣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人权保障法令》颁布一年之后，羊枣还被无故拘禁和虐待？为什么不给治疗，听其死亡？在3月18日《大公报》刊登了顾祝同及其军法处的复信后，羊枣夫人沈强和法学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名律师沙千里在报上发表谈话，对顾祝同的狡辩予以迎头痛击。沙千里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法律，指出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对羊枣的诬陷，逮捕方式，军事审讯，故意长期监禁、不送司法机关公开审理，统统是非法的，是以莫须有罪强加于羊枣。这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永安大狱、害死羊枣的起诉书。它剥掉了国民党当局的"民主"画皮，揭露了国民党政治制度和特务制度的反动本质。为羊枣之狱掀起的抗议怒潮，遍及全国。
3月29日，杨刚致电全国新闻界同业，痛斥国民党当局"以汉奸之名，加于忠贞记者之身"，"如此黑雾弥天，人命草芥，国法何在？纲纪何在？"指出"羊枣之狱不伸，即中国人民之生命不得保障！"
羊枣的老战友及全国知名人士夏衍、田汉、金仲华、柳亚子、恽逸群、胡仲持、于伶等，纷纷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悼羊枣这位以生命殉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烈士。政协委员罗隆基等人，曾当面责问蒋介石，要求按照政协会议决议，释放"羊枣事件"被捕的全部政治犯。
5月19日，上海市文化界和新闻界一千多人，在国太殡仪馆举行羊枣追悼会。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马叙伦、梁漱溟、许广平、金仲华、田汉、熊佛西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追悼会上讲了话。陆定一同志送了挽联：
"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
缧绁蒙冤，囹圄殒生，重重惨痛绝人寰。"
羊枣之死，也激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强烈反应，美国新闻界24人从纽约致电国民党政府，对羊枣受特务虐待而死表示强烈抗议。其中，有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华兹，著名记者史坦因·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怀特等。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虐死羊枣的罪行。美国5个群众团体、加拿大1个群众团体和1个华人团体也打电报给蒋介石，抗议第三战区非法监禁羊枣致死的罪行。羊枣的遗体由其夫人沈强护送到上海时，美国新闻处中国分处处长发表声明，呼吁美新处的美国雇员捐款资助羊枣的殡葬。面对国内外舆论的严正谴责，反动政府噤若寒蝉，它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对永安大逮捕的揭露，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对羊枣的悼念，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内战阴谋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动员。国民党当局炮制了羊枣事件，自以为得计，其结果恰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八、营 救 难 友
羊枣之死所引起的抗议怒潮，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提出的释放全国政治犯的主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春夏之交先后释放了羊枣事件的被捕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饱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群众，在全国掀起了争和平、争民主的政治运动高潮。10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写入了释放政治犯的内容。这时，羊枣事件的十几位被捕者，分别从几个特务机关牢房转押到永安地方法院看守所，开始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沈嫄璋在转押到看守所之初即获保外分娩。狱外亲友可以探监，送衣服、书报和食物。如李力行的爱人王戈和毕平非的爱人吴芷茵，每次探监时，都送去衣服、食品和进步书报，使被捕者能及时了解外界动向。冬天，由于狱内外亲友和同事的营救活动，迫使当局让贵畹兰保外就医。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全体同仁联名向省政府要求保释李达仁，《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要求保释董秋芳和叶康参。
1946年1月10日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旧政协），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联合各民主党派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董秋芳、李达仁等人，在狱中一方面发动难友，根据"双十协定"精神，向全国各地监狱、社会各界人士和政府当局发出"快邮代电"，要求在全国实行大赦，以集中更多人力进行和平建国；另一方面联合同案被捕者，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条款，由董秋芳执笔，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要求早日释放。他们还争取狱外援助，由狱中政治犯联名写信给宋庆龄、冯玉祥、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等知名人士，请他们给以声援。并通过东南出版社重庆分社的林一青（现名林乐恒）托民盟重要成员罗隆基当面找蒋介石，要求蒋根据在政协会上的四项诺言，释放永安大狱的政治犯。
在狱外的章振乾、余志宏、赵家欣等人，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营救被捕者。
在国内外舆论和国内和平民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允许被捕者的亲友进行保释。
1946年2月初（旧历除夕），董秋芳、叶康参被保释出狱。
两天后，李力行吐血不止，李的爱人王戈端着李吐的半盆血到永安县政府交涉，使李保外就医。
半个月后，陈耀民由家人取保获释。
3月初，王石林也以肺病保外就医。
1946年4月8日，蒋介石被迫电令顾祝同，顾转令福建当局，将羊枣事件被捕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此时尚囚禁在永安的李达仁、曾列明、易湘文、赵伯衡、余敦、毕平非、杨学修以及先于2月保释的董秋芳、叶康参、陈耀民和保外就医的李力行、贵畹兰、王石林等13人，于1946年4月8日正式命令释放。
根据现有资料，在福建其他地方的被捕者情况如下：
1946年×月，陈文全由杨宗棣（仙游人）在福州保释出狱。刘佐周亦通过省民政厅长郑杰民（仙游人）的疏通而在福州获释。
1945年8月6日，羊枣、谌震、姚勇来、李达中转押铅山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直属联络站，与周璧、彭传玺同囚一狱。姚永来关押两个来月后被释放。10月中旬，羊枣、谌震、李达中、周璧、彭传玺5人被转囚杭州。1946年2月中旬，谌震、李达中、周璧、彭传玺4人转囚徐州。3月中旬，李达中、周璧、彭传玺3人在徐州获释。谌震则被顾祝同留下，不久谌伺机潜逃上海，又被捕。约经半年后，顾祝同将谌震交给刘建绪"严加管教"。
钟尚文被捕后，囚禁于福州监狱一年多，1946年秋由刘岳厚（一说由陈矩孙）保释出狱。
潘超、陈学铨被捕后，被关押在"龙岩清剿指挥部"土牢里。1946年6月3日，由"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派副官魏文城将他们保释出狱。
程星龄在台湾再度被软禁后，于1947年1月经刘斐和许孝炎共同向蒋介石签呈，由程潜递交蒋介石，请求解除软禁，始获自由。
霍劲波被捕后囚于永春，1946年6月转囚泉州监狱。羊枣事件被捕者纷纷获释时，被囚禁于闽南的霍劲波、林子力、尤淑德却一直不能获释。1947年冬，霍劲波在狱中与中共泉州党组织取得联系，参与了地下党的劫狱斗争。1948年6月，劫狱成功，霍劲波被营救出来。
1948年秋，林子力、尤淑德由集美高级中学董事长陈村牧先生向国民党省政府多次交涉后保释出狱。
九、大逮捕阻挡不住历史前进
羊枣事件，是进步文化人士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一场尖锐较量。其结果，国民党顽固派不但没有达到扼杀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目的，反而使革命力量向着更大的范围扩展。
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和福建其他地区大批逮捕进步文化人士，虐死羊枣同志，扼杀《国际时事研究》、东南出版社、《民主报》及其副刊《新语》等进步报刊和出版机构，表面上似乎达到了将永安的进步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目的，然而恰恰相反，历史的发展不是反动派的镇压手段所能阻拦的，发展抗战进步文化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参与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失掉组织关系者），由于贯彻了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停止组织联系，严守秘密，人自为战，勤学勤业勤交友，因此，在永安的大逮捕和大搜查中，国民党特务根本搜不到有关共产党的任何真凭实据。他们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束手无策。加之后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使他们在羊枣事件上越来越被动，最后只得将被捕者全部释放。
羊枣事件进一步教育了人民。事件发生后不久，抗战胜利，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揭露其内战阴谋的强大民主浪潮，羊枣被虐死杭州狱中，更使这一斗争推向高潮。1946年5月，上海举行的千人追悼会，则是民主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强大声讨。因此，羊枣事件绝不仅仅是被捕者及其家属参与的斗争，而是整个社会进步力量都参与的斗争；它大大超出了福建省界，得到了国内的进步党派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强大声援，使这一斗争汇合于全国的反内战、反独裁和要民主、要进步的斗争洪流之中。
羊枣事件，使一大批被捕入狱的和狱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并在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更坚决地投入我党所领导的革命行列中去。比如钟尚文（骆何民）同志出狱后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上海工委领导的刊物《文萃》的编辑工作。李达仁出狱后到上海、南京，就以"小雅出版社"的名义再版原东南出版社的进步书籍《方生未死之间》，不久又到湘中参加游击队，投入解放战争。王石林出狱后经香港转入粤东，上山打游击。李力行和毕平非出狱后即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霍劲波越狱后，参加了中共闽浙赣区党委领导的游击战争。董秋芳出狱后在福州参加改进出版社的工作。叶康参出狱后，到福州主编《民主报》副刊《新语》，坚持民主进步。陈耀民出狱后到福州，不久参加中共福州地下党组织，就地参加革命斗争。陈文全出狱后，北上参加解放战争。刘佐周出狱后到仙游县，在中共闽江特委领导下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曾列明出狱后，回到家乡广东揭西县，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程星龄解除软禁后回到湖南，与地下党员余志宏一起密切协作，争取程潜将军在湖南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在狱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羊枣事件后，也以各种形式分别投入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或文化战线的斗争。
羊枣是永安大狱中唯一的殉难者，是抗战后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杰出代表。他具有渊博的军事政治知识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物质生活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他以超凡的效率，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他在永安写的大量文章，不仅在当时广受读者喜爱，而且直至现在仍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在狱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斗争，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畏权势，不受利诱，直至献出生命，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在羊枣事件中，狱内外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斗争精神，充分证明了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
共产党人羊枣的革命献身精神永垂不朽！
党与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对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所作的贡献和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将永放光芒！
注 释：
⑴ 周扬：《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序一。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 胡愈之：《羊枣和"永安大狱" 》前言。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⑶ 程星龄：《刘建绪主闽的片断回忆》。
⑷ 欧阳柏：《杨潮和〈大刚报〉》。
⑸ 任远：《羊枣和〈国际时事研究〉》。
⑹ 《战神降临敌帝国》，载《国际时事研究》第七期。
⑺ 《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载《国际时事研究》第14期 。
⑻ 刘文铣，现名刘金，浙江嵊县人。于1942年家乡沦陷后，流浪到福建三元，年底进"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次年春迁永安茅坪）当文书。因常在《民主报》副刊《新语》投稿，认识《新语》主编董秋芳和改进出版社助理编辑周璧。1945年3月陪周璧到浙江上虞梁弄后，即留下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以后一直在师和军一级的部队报纸当记者、编辑。1952年转业到上海，在出版社工作，1978年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现已离休。
⑼ 顾春林：《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
⑽ 周璧：《浙东之行与"永安大狱" 》。
⑾ 程星龄：湖南醴陵人，著名进步民主人士。1942年起，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曾介绍王亚南来闽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与羊枣交谊密切，他支持《国际时事研究》出刊，支持东南出版社的创办，并支持《民主报》社迁往永安，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后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为CC头目和中统特务所仇视，向蒋介石控告程是"潜伏的共产党"。1945年7月被蒋介石电召重庆软禁。1945年9月，由陈仪保往台湾，继续软禁。1948年初解除软禁回湖南后，参与了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的策反程潜、陈明仁的起义活动，对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历任湖南省副省长、民革湖南省委主委、民革中委、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主席、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⑿ 江子豪：爱国工商业者，曾支持东南出版社创办经费20万元，1945年起任东南出版社董事长。
⒀ 章振乾、张来仪：《王亚南与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⒁、⒂、⒄ 王坪：《羊枣之狱》。
⒃ 杨刚（1909-1957）：杨潮胞妹，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诗、散文，是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494页，一九八四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解放后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含冤去世。
⒅ 钱俊瑞：《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序二。
撰写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永安大狱"事件被捕人员登记表，抗战时期在永安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人员调查表和简历；
1983年至1987年全国各地老同志和有关同志给永安市委党史办的信（430余件）；
《羊枣和"永安大狱" 》，1984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1982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
《国际时事研究》1-39期；
赵家欣：《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
程星龄：《刘建绪主闽的片断回忆》；
谌 震：《关于永安的回忆》；
章振乾：《谈谈我对羊枣的认识》；
顾春林：《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
王一帆：《关于东南出版社及"永安大狱"事件的一些情况》；
刘 金：《谈永安抗战文化和前往浙东游击队的经过》；
程星龄：《我对陈仪主闽的看法和刘建绪与"永安大狱"问题》；
章 敏：《为民主而牺牲》；
叶康参、赵家欣、王一帆：《羊枣与"永安大狱" 》；
陈耀民：《抗战后期永安〈新语〉与〈中央日报〉的一场论战》；
李振林：《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
任 远：《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
王石林：《永安狱中记》；
周 璧：《浙东之行与"永安大狱" 》；
章振乾、张来信：《王亚南与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赵家欣：《燕江风雨--回忆黎烈文和永安改进出版社》；
霍劲波：《怀念李力行同志》；
赵家欣：《最后的岁月》；
《杨潮留给夫人沈强的遗言》，1946年1月3日十二战区长官部视导组口书，载《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
沈 强：《念杨潮》，1950年月11日《解放日报》；
刘 金：《旧地重游怀故人》；
申 由：《永生的死--记羊枣追悼会》，1946年上海《文萃》杂志；
公 盾：《国际悲歌歌一曲--悼念羊枣同志》，《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3辑；
程星龄：《记羊枣案件》，《福建文史资料》第7辑；
谌 震：《永安杂忆》，《福建文史资料》第11辑；
叶康参：《〈民主报〉和颜学回》，《福建文史资料》第11辑；
陈耀民：《我所认识的曾列明》；
李达仁：《东南出版社和"永安大狱"》；
黄缘炘：《羊枣遭受逮捕的经过》；
1945年3月13日《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社论《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
1945年3月14日《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社论《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
1945年7月7日《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切盼中共深明大义，共为抗战而谋统一 --闽省文化界通电全国呼吁》；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中央日报》（福建版）有关文章；
《民主报》、《东南日报》有关文章。
后记
本文1986年夏开始整理，1987年3月第一稿脱稿以后，曾打印发给60多位当事老同志和有关专家审阅，并由党史办发出专函，请他们就本文史实是否准确，内容是否充实，评论是否得当，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提出意见。他们本着"立准"、"立好"的精神，提出了很好的史实订正和修改意见。我们于1987年10月写出了第二稿，并再次征求意见。两次征求意见共收到32位同志的40余份信件。来信的同志是：张次愚、周左严、赵家欣、陈松茂、章振乾、王一帆、冯子齐、叶和中、李一凯、陈学其、霍劲波、郑锦华、陈庭煊、蔡龙岗、陆华柏、陈文治、赵玉林、熊寒江、陈耀民、林佑、张一仪、潘超、周璧、王戈、叶康参、林子力、顾春林、李品珍、刘金、郑公盾、卓克淦、尤淑德。我们认真地采纳了这些意见，修改成现在的这个稿子。
在我们研究这一专题和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许多同志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赵家欣87年5月27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读了两遍，整理得很好，很完整……"章振乾87年5月29日来信说"我来上海前一天收到《羊枣事件始末》。我把它带到上海来看。此文写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我认为可以定稿……"王一帆87年5月29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专题收到并认真读了两遍。这是写得很好的-篇专题。" 又一信说："看了你们写的这篇《羊枣事件始末》，我感到高兴，应该有这样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专题来介绍这一重大事件。从你们这一成果，可以看到你们在研究和编写专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你们高兴和祝贺。"羊枣烈士的媳妇、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副经理林佑来信说："我带着孩子们拜读了这份文件，并与羊枣长孙杨南征共同研究，南征认为贵办办事能力强，真正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赞赏贵办在市委领导下，做了这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今后年青人和人民是会纪念和学习你们的工作精神的。"有的同志来信指出："羊枣的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产党人、革命者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信守理想、机动灵活、团结同志、保持革命气节的光辉范例。""羊枣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革命精神和他在抗战时期在永安点燃的进步文化烈火，永远鼓舞、照耀着人民前进！"
《羊枣事件始末》这一专题史料已定稿，这是有关老同志和热心支持我们工作的同志以及所有提供资料的同志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谨向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作者 1987年12月）
附录：羊枣事件被捕人员简介
羊枣事件中被捕29人，除羊枣外，其余人员简介如下：
周璧（吕宜）：江苏无锡人。1943年初夏流亡到永安，任《建设导报》校对兼记者。1944年1月至1945年2月在改进出版社任校对、助理编辑，并协助董秋芳编辑《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年5月9日在浙江龙泉被捕。
彭传玺（女）：福建福州人。福建省政府图书馆职员。1945年5月9日在浙江龙泉被捕。
王石林（王一帆）：四川中江人。1932年在家乡中学参加地下共青团。
1940年曾任衡阳《力报》记者、编辑。1943年10月到永安，任《建设导报》采访部主任、国际版编辑。1944年3月任《闽南新报》总编辑。1945年3月回永安，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被捕。
谌震（凝远、宁远）：湖南长沙人。曾任潮南《观察日报》、《国民日报》、《开明日报》、《阵中日报》、桂林国际新闻社的编辑和《开明日报》代理总编辑。经中共南方局驻桂林文委代表邵荃麟与林涧青研究后，通过国民党爱国人士刘岳厚向刘建绪推荐，于1941年底到永安，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建设导报》社长、东南出版社常务董事。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被捕。
易湘文：新闻工作者。谌震的同乡，1945年春夏客居吉山谌家，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谌震家被捕。
林子力：福建连江人。曾任改进出版社和《建设导报》编辑、福建师范学校教员。1944年2月，《建设导报》停刊后，3月到永安大湖的永安师范任教，后去集美高级中学（战时校址在南安诗山）任教员。1945年7月15日在南安诗山被捕。
尤淑德（女）：福建南安人。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住处被查抄，同时被软禁于大嶝岛。继而到永安师范。1943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即离校返闽南工作。1945年7月15日与未婚夫林子力同在南安被捕。
李力行（李敦蕾）：湖南新化人。1940年5月在湖南邵阳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广东坪石汇文书刊供应站任经理。1944年5月疏散到永安（曾失去组织联系），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 ）永安办事处负责人。6月，为东南出版社第二任经理兼门市发行部主任。1945年3月任改进出版社襄理。1945年7月14日在永安被捕。
李达仁（李品珍、史任远）：湖南宁乡人。1937年11月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由湖南省工委书记高文华任命为宁乡县工委书记。1943年10月16日疏散到永安（曾失去组织联系），任《建设导报》主笔、东南出版社主办人之一兼第一任经理。1944年7月入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先后为《民主报》撰写社论近百篇，并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5年7月15日在永安被捕。
陈耀民：福建福州人。时在永安卫生试验所当雇员，进步青年。1943年至1945年间，用"夏侯"等笔名，常在《民主报》副刊《新语》发表文章。1945年7月16日在永安被捕。
姚勇来（姚隼）：福建莆田（一说仙游）人。曾任《老百姓》报编辑、改进出版社期刊《战时民众》编辑、《中央日报》（福建版）副刊编辑（后改任地方版编辑）。1945年7月16日在永安被捕。
沈嫄璋（女）：福建人。曾任《老百姓》报编辑、改进出版社期刊《现代儿童》编辑、《中央日报》（福建版）记者。1945年7月16日在永安被捕。
毕平非：浙江海盐人。1939年1月在浙江金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民族日报》编辑、"工合"西南区办事处课员、曲江事务所副主任、东南区办事处课长；1943年9月任"工合"连城事务所主任。1945年7月17日在连城姑田被捕。
余敦：广东梅县人。进步青年，东南出版社经理部职员。1945年7月15日在永安被捕。
杨学修（杨蕴仁）：福建仙游人。1938年3月在龙岩参加新四军，同年11月由胡绍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 。1942年6月17日在"赤石暴动"中冲出敌人包围，回到仙游沙溪家中。1943年4月与陈学铨一起入"台湾义勇队"工作。同年冬由陈文全介绍任"工合"连城事务所永安办事处主任。1945年7月17日在连城姑田被捕。
贵畹兰（宛兰，女）：浙江吴兴县人。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组织联系），曾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秘书。1941年秋由金华到南平，后到永安。先后任福建省统计处办事员、科员、省建设厅秘书、地政局人事股长（负责考勤统计、办理公文等事务）、"工合"永安办事处指导员、设计考核委员会专员。1945年7月中旬在永安被捕。
董秋芳（冬芳、秋芳、秋舫）：浙江绍兴人，进步作家。曾参加共青团。抗战前夕由郁达夫引荐来闽，在省政府公报室（后改称编译室）任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1943年9月兼任《大成日报·民主报》联合版副刊《新语》主编。1944年4月1日，《大成日报》停办，《民主报》单独出版，董仍主编《新语》。1945年7月22日在永安被捕。
叶康参（章敏）：福建建瓯人。1934年在建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组织联系）。曾在建瓯、沙县、南平、长汀、金华等地做抗日文化宣传和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冬任《老百姓》报专职编辑。1943年秋到永安，任福建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并为永安报刊撰稿。1945年7月23日在永安被捕。
陈学铨（陈松茂）：福建诏安人。1938年2月在龙岩参加新四军，6月在安徽泾县茂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在金华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17日在"赤石暴动"中冲出敌人包围，上武夷山打游击。后游击队受敌包围而解散，下山后在邵武洒口被乡公所逮捕，在邵武监狱关押两个月，后由家中电汇2千元送军法科长而释放。1943年4月由党安排入"台湾义勇队"工作，任《台湾青年》编辑。1945年7月30日在龙岩被捕。
潘超（潘其明、潘华、潘叔华）：江苏武进人。1937年11月参加湖南省文抗会工作，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等单位做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8月任"台湾义勇队"秘书，为中共台湾义勇队特别支部负责人。1945年7月30日在龙岩被捕。
曾列明：广东揭西人。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南委事件"后，党组织停止活动，疏散到永安，在福建省气象局任职员。常用"戈扬"的笔名在《民主报》副刊《新语》发表文章。1945年7月31日在永安被捕。
刘佐周（王佑）：福建仙游人。原在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工作，曾任《建设导报》副经理、福建省田粮处专员。1945年7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密令南平水警总队队长余钟民逮捕刘佐周、陈文全二人。刘被捕时住在南平江子豪家中，余钟民简单讯问了刘的经历及其与江子豪的关系后，将刘关押在水警总队拘留所。1945年11月，刘佐周、陈文全2人被押送福州，关押在宫巷20号省政府调查室（军统）拘留所。
陈文全：福建仙游人。原在浙江《民族日报》负责新闻电台工作。后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新闻电台台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自上饶集中营逃出。曾先后在永安无线电台、"工合"连城事务所工作。1945年7月在将乐县造纸厂被捕。
李达中：进步青年，福建省干训团职员。1945年7月在永安被捕。
赵伯衡（赵伯恒）：江苏常州人。192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经赵虎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后，与党失去联系。抗战初期来福建，在省干训团任科员。他与刘文铣同住一室，关系密切。刘离永安前，赵曾在城内小饭馆饯行，周璧也在座。因此，1945年7月在永安被捕。
霍劲波（霍胤光、涤川、郭巴）：湖南汩罗人。1939年4月在湖南武岗塘田战时讲学院研究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奉组织决定，分散来福建掩蔽，曾任"工合"永安合作联社经理、福建省政府助理秘书、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总务处事务科长，并参加东南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工作。1945年8月11日在泉州被捕。
陈伟顺：新闻工作者，曾在《建设导报》任校对，1944年3月与林子力一道由谌震介绍到永安大湖永安师范任教，后任永春毓斌中学教员。1945年8月在晋江被捕。
钟尚文（骆何民）：江苏扬州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任湖南进步报纸《开明日报》总编辑，1941年1月16日国民党特务查抄《开明日报》社，遭到逮捕，夏天越狱逃出。1942年秋经旧友谌震介绍到永安，化名钟尚文，任福建省物价管制委员会秘书。曾协助创办《建设导报》和东南出版社。1944年春任福安县田粮处副处长。1945年8月在福安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