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战时的“三杆”教育
所谓“三杆”教育，即要求学生拿起笔杆能写，做个有学问的学生；拿起枪杆能从戎报国，抵抗日寇的侵略；拿起锄头能生产劳动，自食 其力，克服物质困难。从1938年至1943年担任校长的王秀南，毕业于中央大学，是位才识广博、治校严谨的爱国者，他在自用的信笺上印着：“愿将铁血夷倭寇，敢献头颅奠国基”的座右铭。他在任5年极力实行“三杆”教育这一战时的办学方针，为当时各界所重视，两任省主席陈仪、陈建绪等先后到大湖视察学校。
福建省立师范学校内迁永安后，一批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也随校来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山城永安。他们中有鲁迅先生的朋友、作家，任国文教师的许钦文，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同学们简直惊喜不已，因而听他的课就格外聚精会神。记得有一次，许先生教我们一个短篇小说，题目是《幸福的家庭》，作者为鲁迅。翻看文后的注释第一行就是“题材仿许钦文”。精通多种外文的数学教师王邦珍，学生的评价是“他讲的课，亦庄亦谐，科学性趣味性兼备”。此外还有吴秋山、何柏华（女）、林子力、汪养仁、郑语樵以及后来继任校长的王敦善，都是学有专长为人敬仰的学者或作家。福建师范雄厚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一大批在八闽大地从事教育的精英骨干，故而享誉海内外。
抗战时期永安师范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十分严格，据连郁文（毕业于1943年永安师范普师科）《在大湖的军事化生活》一文回忆说，“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闽师学生一律穿统一的服装”，“学生宿舍都是双层床，棉被平铺床上，要摆得整整齐齐，上面盖上白色床单……”，“学校安排的课程中，也有一部分军训方面的内容”，“每天早上要举行升旗仪式，起床钟一响就要迅速穿衣、戴帽、穿袜鞋、打绑腿、扎腰带，一般要在5分钟内跑步到操场，站到自己的队列，显得十分紧张”，“连三餐进膳厅都要排队，大家盛了饭坐下等值星教官喊口令：起立、坐下、开动”。由此可见“三杆”教育中的军事教育，是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训练，目的是随时听从召唤，为抗日救国效力，也体现了王校长的良苦用心。
临时省会内迁永安后，省厅机关单位、文教卫生、金融等大批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子女随之而来，永安人口骤增，而粮食等物质供应却十分紧张。永安历来是缺粮县，要从周边县宁化、清流、大田、宁洋等地接济，当时实行定量供应，学生每日初为1市斤，后来竟减少到4小两。为解决主粮不足，改善学生的伙食，学校开办农场，聘请集美农校毕业的杨先生当指导员，许钦文先生是“三杆”教育的大力支持者，他回忆说：“首先是垦荒，我以级任老师的关系，跟同学们一道掘地，这就实行拿着锄头参加集体生产……。”只要再看许先生说的“口粮一减再减，终于每人每天只吃4两米，蒸在毛竹筒里，多放水，其实是粥，也不过小半筒。配饭的只是一小撮黄豆，不过20来颗。”便可见实行自力更生解决粮菜不足的问题迫在眉睫，难怪许先生一家也自己种菜、种地瓜、养猪，几年下来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坚持抗日 反对迫害 要求民主
据有关资料记载，福建省立师范学校迁来永安之后，省教育厅将该校二、三年级学生集中在沙县训练一个月，然后分配到各地办民众教育，结合宣传抗日，搞军事训练。各地民校组织歌咏队、剧团、壁报组，张贴标语、温画，宣传抗日救国。从1939年至1941年，福建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以福建师范和永安中学为主，他们从校内走向校外，由街头走向农村，采用文艺表演等形式进行宣传，如组织“普通话剧社”和“方言剧社”，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1944年春，永安中学初二甲班学生响应冯玉祥将军发起的“白沙献金”活动，永安师范师生热烈响应，不少师生慷慨捐款，以微薄之力支援前战抗日，有一位女学生当场捐献出戴在手上的一只金戒子。
永师学生坚持抗日和进步的活动，也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有的进步学生还被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如有个女同学在作文中写了“我爱丁玲、巴金的作品”，就被指控有异党嫌疑加以禁闭；有两位闽西的同学因哼了《国际歌》而被开除学籍。地下党员何柏华因阅读进步书刊、学习《社会主义运动史》和鲁迅的杂文，赵天向老师因讲国内外的时事政治而受到追查，被迫离开学校。有的军事教官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也屡有发生，如学生陈某被教官诬说降旗仪式集队时没唱总理纪念歌，而遭到拳打脚踢，随后又指使他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搜查箱子、截走信件，宣称有异党嫌疑，被逼逃离学校。1945年初，永师学生多人揭发军事教官贪污食堂伙食费，要求实行民主，食堂改由学生自治，因而怀恨在心的教官寻找借口迫害学生，激起学生公愤，“驱走教官”的事件。
投身抗战进步文化活动
永师在大湖期间组织抗战宣传队，每周轮流到附近乡村宣传抗战形势，写标语、演话报剧、教唱抗战歌曲。每周六晚上，在大湖池仔边举行文娱晚会，有唱歌、演戏、舞蹈等节目，不少内容也都是围绕抗日救亡而排练的。演唱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大路歌》、《保卫福建》、《打回东北去》、《打倒东洋兵，大家一条心》、《在太行山上》等；话报剧有《放下你的鞭子》、《生死线》、《醉生梦死》、《打回老家去》、《最后一幕》、《好汉子》、《还我河山》等。
1944年中秋节，永安作为福建省临时省会，为了激发大后方抗战军民的志气，迎接胜利的曙光，举办中秋月光音乐会，省立永安师范是主要发起和组织者之一。晚6时左右，永师男女同学从大湖徒步赶到“中山纪念堂”会场，除了参加大合唱外，还有男女声二重唱“满江红”，当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台下观众齐声附和，引吭高歌，激昂慷慨的歌声，山岳为之动容。
开展国民教育，扫除文盲，是师范毕业生的重要任务之一，永师学生在校期间就要下乡去扫盲，除了调查摸底之外，还要动员农民兄弟来参加扫盲学习。在扫盲活动中时逢抗战，学校还编辑出版《教战导报》，每半月出版一册，内容有战教与砥砺民族意识的文章，以健康的精神食粮提供给学生，此外，还有由永师学生自治会编印的《永师学生》（只出四期），刊登教学动态、意见、论述、时事研究、文艺习作、生活描绘、见闻杂记、学习心得等。学生下乡结合抗战形势，编写扫盲课本，如在国民教育示范区参与扫盲的学生叶拱枢，就是在大湖、坑边、罗坪等地从事扫盲和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的，还编了扫盲教材。战时民校还教唱抗战歌曲，在示范区的扫盲活动目的也很明确，除了扫盲，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利用各种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的野心和罪行。
校长王秀南在为《福建师范二十九届毕业纪念册》作的序中写道：“国运逼到了最后关头，凡非奸伪，谁都能感到‘民族至上’‘救国第一’，而献身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福建省立永安师范学校，在抗战时期的教育教学实践，反映了教育必须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如王秀南校长所说：“我们是文化的战士，我们将如何站稳岗位，……这一批活泼而富有朝气的文化战士，行将出发前线，何等欢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