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 5日，日本帝国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改变其独裁统治、坚持内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进而加快步伐，妄图在短期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独占抗战胜利果实。
国民党福建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纠集约2万兵力，从1945年9月1日起至11月止,妄图在3个月内肃清福建省内的共产党和人民武装。①
1945年9月，闽西北地区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队伍——闽西北挺进游击队就在永安遭到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在大田、永安一带活动的闽西北特委书记、挺进游击支队政委林大蕃，牺牲在永安西洋的内炉；游击队队长刘发海(游栋)，牺牲在永安洪田的忠洛；游击队骨干30余人除少数幸免外，几乎全部壮烈牺牲。1945年的冬天，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酷的苦难的冬天。
就在这年冬天，饥饿不堪的省立永安师范学生，为反对反动教官严重克扣学生伙食而掀起了学潮，罢课三日，反动教官赶忙溜之大吉。国立音专、永安中学、福建农学院等学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也都为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教育制度和学校特务横行，学生没有言论自由，生活无保障而掀起了学潮。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②这对开展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有重要意义。1947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中共闽江工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为了进一步开辟城市第二条战线，城工部确定城市工作“以学校为重点，为农村服务，为游击战争服务”③的总方针。12月，城工部派出简印泉、雷臻新到闽西北地区秘密开展工作。1948年3月，在宁化组成中共宁化中心县委，简印泉为书记，雷臻新、邵敦、李晓东为委员。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宁化、清流、永安、明溪4县，主要任务是利用备自的社会职业，深入群众开展秘密宣传活动，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骨干，然后再通过他们逐步打入农村，建立游击武装力量。这时在宁化中学教书的永安籍青年聂诗治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然而，不幸的是，1948年4月，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城工部事件”④。宁化中心县委与上级领导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们依然按原有的行动计划独立地开展斗争。不久，宁化中心县委派聂诗治回永安开展工作。
1948年7月，聂诗治回到永安。他以永安师范教师身份为掩护，团结一批进步学生，成立和利用“时事座谈会”、“历史研究会”、“读书会”等形式，很快在永安发展了一批骨干力量。组织学生积极分子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党的文件，研究当前形势，待机向反动派开展斗争。
1948年12月7日，正逢墟日，国民党永安县政府为迎接省府要员到永安视察，派出警察清理街道。由于警察蛮横地在中华路一带驱赶小商和农民，引起了一场纠纷，警察开枪示威，打伤了好几个赶墟的农民。凶手见势不妙，偷偷溜跑。被激怒了的周围群众，愤然包围了警察局，要求交出打人凶手。此时聂诗治和其领导下的积极分子赖维棠等人也加入包围警察局行列，并利用群众平时对警察局的憎恨，鼓动群众并带领永安师范学生冲进警察局，砸烂枪支，焚毁文件，痛打反动警官。同时也吓跑了县长陈玎。这一斗争，确实大快民心。但是，事后永安县法院以“妨害社会治安罪”，对聂诗治、赖维棠、陈瑞武等人提起诉讼。通缉聂诗治，判处赖维棠二年徒刑。但反动派鉴于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已开始动摇，不敢执行判决，只好草草收场。
捣毁永安警察局事件充分说明了永安人民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形势发展到了“官逼民反”、一触即发的地步。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早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省的革命形势也很好，沙县、南平、尤溪、明溪、顺昌、将乐、三元边界的广大地区已基本为游击队所控制；永安处在渴求解放的氛围之中。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永安的有识之士和青年学生受到极大鼓舞。1949年3月17日，永安师范学校由于总务主任克扣学生伙食，再次爆发了学潮，校长魏承驹离校潜逃，政府官员惶惶不可终日。4月16日县政府发布公告，每天晚上实行宵禁。
1949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了千里江防阵地，横渡长江；23日，一举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追歼逃敌。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第九编练部司令李延年等败将纷纷从浙江溃逃，窜入福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第五兵团，在切断浙赣线，解放浙西南和赣东北之后，所属第十五军四十四师、四十五师一部，和第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一部，日夜兼程，挥师入闽，追歼逃敌。
林志群领导的闽西北游击纵队与二野主力胜利会师，于5月10日解放了闽北崇安，5月13日解放建瓯，5月14日解放南平。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士气高昂，并有游击队和地下党的密切配合，所向披靡。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闽北十个县不到一个月时间先后解放。
5月15日到5月21日流窜到永安的刘汝明残部到处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强抓民夫，无恶不作。商店仓库货物被洗劫一空，后又烧毁公路桥梁，仓皇逃命。
这时永安的国民党统治已处于瘫痪状态。永安的城工部地下党员聂诗治等人，即召集其周围的进步力量，研究如何争取早日解放永安。
在闽西的国民党福建省第七专员公署新任专员练惕生和傅柏翠、李汉冲等人率龙岩、上杭、武平等地方武装与省保安四团等官兵4000余人于5月22日在上杭宣布起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随即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西义勇军司令部”，并在闽西截击了刘汝明残兵。其驻连城宣和地区的地方起义武装编为独立第七团，曹晖任团长。司令部命令曹晖率七团向闽北闽中进发，于6月中旬经清流到明溪胡坊一带。聂诗治等获悉上述情况，即派罗钦崇前往明溪胡坊与曹晖商谈，请曹晖率部前来解放永安。曹晖同意，即于1949年6月26日，率独七团突进永安，未经什么战斗，即占领永安城。聂诗治亲自带人活抓县长陈玎进行游街示众(后被逃跑)。曹部进占永安城后，成立了“永安县行动委员会”，由陈文孙、吴甦生(曹部的)、聂诗治、陈大镛、罗钦崇组成。并令邓通顺、卢淮招等带人去收缴康乐新村、永安县法院的枪支。后因枪支分配归属等问题聂诗治与曹晖产生了分歧，聂认为曹的部队靠不住，立即离开永安到大田去开展活动。聂周围的一批进步分子也先后离开永安。曹晖在永安成了孤军。不日，曹获悉国民党永安地方武装头子陈邦文和王仁锋将调兵攻复永安的消息，同时又悉长汀已被江西窜来的胡琏兵团占据，曹部官兵思想顿时混乱，有的未经批准而逃走。因此，曹的部队数日后即迅速撤出永安，回到连城的宣和山区，使永安变为空城。
国民党永安县自卫队队长陈元进探知曹部撤走，即率领撤到仓平的自卫队进入永安城。紧接着，陈邦文、王仁锋亦从上坪、青水赶来。永安专员公署专员高凯无可奈何地出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局，命王仁锋为专署保安大队长，陈邦文为副大队长。并经上层人士协商推陈文孙为永安代县长，而实力全落在王仁锋、陈邦文手中，永安城成了地霸盘踞的孤城。
以陈邦文为首的实力派统治集团，大开赌场、鸦片馆、妓院，趁机大发横财，使永安一度成为烟赌城；以代理县党部书记长吴永福为代表的顽固派，收罗反动势力，坚持与人民为敌；高凯、陈文孙、赖德炜(县参议长)等一批文职官员见大势已去，开始寻找出路。
6月9目，在大田、永春、德化边区活动的永德大人民游击大队500余人，在当地国民党起义部队的配合下攻占了大田，由高凯任命不久的大田县县长詹国鼎慌忙逃回永安，大田县城首次解放，成立了人民民主政府。但一个月后，由于敌人反扑，游击队于7月29日转移到农村。
6月21日，漳平人民武装在中共安溪县委的组织领导和闽粤赣边区游击分队主力的配合下，攻占了漳平县城，漳平首次解放，成立了漳平人民民主政府。但由于敌五十五军的反攻，游击队于7月16日退到新桥一带农村。
漳平解放以后，立即组织宁洋地方工作团，派往宁洋开展工作，分化瓦解敌人。7月6日，游击队攻占了宁洋县城，宁洋首次解放。后由于敌人反攻而退出。
7月2日，三野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的率领下，所属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向福建进军。
与此同时，为了接管福建全省各级政权，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负责组建福建省委，张鼎丞为书记。并从太行、太岳两大解放区和山东、江苏、上海抽调干部6000多人，组成“长江支队”随十兵团南下；又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招收2000多名知识青年(其中有1000多名大学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简称“南下服务团”)随十兵团南下。8月初，南下干部先后到达建瓯。
解放大军进军福建，势如破竹，8月17日福州解放。这时闽西北游击纵队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积极配合解放军行动，派马长光等带领一个支队到大田(番号为“均溪游击大队”)打游击。大田县长詹国鼎和掌握兵权的匪首林青龙闻风弃城逃回各自的老巢。9月6日大田第二次解放。纵队即派黄维泉、郑成辽带领四支队到三元农村打游击，派王楠带领六支队到宁洋打游击。六支队直逼宁洋县城，策动了国民党省咨议员、宁洋县参议长林维邦起义。9月30日宁洋县城第二次解放。8月，宁化县成立了闽宁游击大队，一面开展武装斗争，一面进行策反工作，争取了部分反动势力弃暗投明，10月21日宣布起义。清流、明溪县的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地下党策反条件，于10月24日同时通电起义。至此永安周围地区相继解放，而周围地区的部分反动头子也纷纷逃往永安，形成了闽西北的反动大本营。他们于10月中旬召开了一次“应变”会议，听取了多数人的意见，打算起义投诚，并派永安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陈思放赴榕与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接洽，请求解放军和平解放永安事宜。省政府派人接见了陈思放，指示陈回永安按照解放军的《通告》做好各项工作，等待解放军的到来。陈思放回永安后向高凯、陈文孙作了汇报，但他们没有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只是等待观望。
这时，在永安的赖维棠、魏树海等人商量，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永安要立即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并设法购买枪支、组织队伍。他们前往漳平向他们的领导人聂诗治作了汇报，征得聂的同意，便组织起一支称为“宁、连、长边区游击队”的武装队伍，由卢淮招、张克侠、姜玉品等40余人在西洋吉岭集中组成，于1949年11月3日袭击国民党洪田乡公所，可惜因消息泄露，被国民党永安县自卫队派兵包抄围击。经过激烈交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游击队被打死5人，其余队员四散逃走。这次行动，准备不足，缺乏领导，匆忙出击，以致失败，但应当认为是永安人民渴求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革命行动。
至1949年10月，德化、大田、宁洋、清流、宁化、明溪六县相继宣布解放，等待接管，只有永安、三元仍为顽固势力所控制。这时中共福建省委着手研究解放和接管永安地区的准备工作，并组成永安地委、专署一班人马，以便接管地方各级政权。永安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班子随后也在福州组成。省委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八十七师共同商讨如何解放永安事宜。
为了争取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实力派人物和平起义，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先派遣“七分区工作队”(也称“白区工作队”)到永安地区做策反工作。工作队的目标是争取和平解放永安。在福州负责组建永安地区干部班子的左丰美和林志群等，早在七八月份就从福州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籍贯在永安地区)挑选10人组成七分区工作队。11月初，七分区工作队到达大田，与均溪游击大队会合。均溪游击大队政工室全体人员连同警卫班十来人也并入七分区工作队，由原政工室主任蒋文一担任工作队队长，张革任副队长。11月上旬，七分区工作队分派了部分县的工作人员。其中从农学院招收来的青年学生邓家焕(永安人)较熟悉永安情况，因而回到永安开展工作。
在邓家焕到永安之前，根据永安原有地下工作人员提供和掌握的敌情，确定了永安开展工作的重点和对象。认为首先要做大田代理县长詹国鼎的工作。詹国鼎的胞弟詹出悌是邓家焕的中学同学，苏州解放后詹出悌在苏州东吴学院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工作。邓家焕即请詹出悌写一信给詹国鼎，劝其兄立功赎罪。于是，邓带信到西洋找詹国鼎会面。经邓耐心说服，詹国鼎表示愿意和平解放永安，并愿意为此事出力。詹国鼎还陪同邓家焕进城会见了赖德炜、陈文孙、高凯等人。邓家焕又与原在永安进行地下活动的赖维棠、赖宝珊、陈瑞武、伍顺发、赖林松、聂书裕等10多人取得联系，依靠他们收集情报。到12月，基本摸清永安情况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
当时，盘踞永安境内的反动势力有三大派：一是以专员高凯、县长陈文孙、参议长赖德炜和安砂的陈存志、西洋的詹国鼎等为代表的文人派，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和平解放，但没有定出具体的和平解放措施；二是以王仁锋(有武装100余人)、陈邦文(有武装120余人)、陈元进(有武装80余人)等为首的实力派，他们想保持实力，独霸一方；三是以永安县党部代理书记长吴永福为首的顽固派，他们千方百计阻挠解放，并且潜入乡村活动，收集零星武装，企图壮大反动势力。各派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矛盾重重，搞得永安一片乌烟瘴气。针对这一情况，七分区工作队把工作重点放在对实力派内部的分化瓦解上。由于赖维棠的跟踪工作，终于使陈元进从王仁锋、陈邦文一伙中分离出来，表示愿意留在永安城内等待解放。
邓家焕将情报送给在大田的七分区工作队副队长张革。张向省委汇报。上级指示：要作两手准备，即继续争取和平解放永安，同时准备武力解放永安。
1950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部分队伍奉省军区命令，由泉州地区向永安进发。25日晚抵达大田与均溪游击队会师。七分区工作队张革等人向八十七师领导详细汇报了永安的敌情后，师部决定以少量精干兵力奔袭永安城。恰在此前数日，邓家焕与吴树立前往大田桃源向先头侦察部队汇报过永安敌情，随后立即返回永安做好攻城向导人员的安排和其他各项接应工作。均溪游击队侦察班10人亦同时抵达永安。
1月27日，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侦察连和二六一团一营的一部共300余人，在师侦察科长卓凤鸣的率领下，在张革带领的七分区工作队和部分警卫班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大田出发，当天行军100里到达大田县的桃源镇宿营。28日凌晨又从桃源出发，上午l0时部队到达永安的西洋镇。这天正是西洋墟日，赶墟的农民群众络绎不绝。此时，国民党大田县长詹国鼎(有50余人枪)已同均溪游击队侦察班取得联系，准备在解放军部队进攻永安时进行配合。而邓家焕则从永安派赖宝珊、吴树立等五六人赶往西洋和沿途接应，为攻城部队带路。
当部队到达桂口时，即派俞志南、邱清风等一个班的战士进驻桂口电站，以防破坏。并约定在攻城部队进城之前切断电源，县城解放后以信号弹为标志再接上电源发电。
傍晚，部队进抵永安城外七八华里的渔潭村，因天色未黑，部队在此稍事休息。
已同均溪游击大队取得联系的詹国鼎部50余人，配合了解放军解放永安城。詹国鼎的部队经过我方的收编，在均溪游击队侦察班的安排和控制之下，让詹部驻守南门高地，以防陈邦文部阻击我攻城部队，并牵制陈邦文逃路。
战斗于28日夜8时许发起，此刻全城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军一路由吴树立作向导，顺利地由南门公路进入南门大街，从新街突进，很快逼近县政府。卓凤鸣同师侦察连连长马玉瑞带领部队分两路包围了县政府。吴树立引侦察连二排长陈英率突击班冲进政府大院。呆在院内的永安县长陈文孙、自卫队长陈元进等率士兵80余人向我解放军缴械投诚。由赖宝珊为向导的一路进逼东门高地。王仁锋守敌早已逃之夭夭。我部队直扑山边街保安大队陈邦文部，陈邦文作了抵抗。在我军还击之下，该部边打边撤，从后溪洋方向逃窜。一敌兵被我击伤，我军一战士也负伤。
卓凤鸣一路除搜索县政府大院和看管投诚人员外，带领侦察连便衣班，在向导的带领下，绕过国民党永安专署公安处，直插专员高凯住宅，高凯未潜逃，即开门出来束手投诚。西路顾怀鹏带领的一个排从康乐新村沿东坡经省立永安中学占领了西门桥(即林森桥)和浮桥，切断了敌人西逃之路。
23时左右，各路战斗相继结束，我解放大军已控制了全城，随即通知三路负责人集中到县政府办公厅汇报，并按规定讯号通知桂口电厂开机送电。不多时，永安全城灯火明亮。
这次战斗，共俘获、收编国民党军政人员120余人。大田县县长詹国鼎起义后，其部属枪支全部收缴。清流县县长陈人杰也率部向我军投诚。此役共缴获轻机枪4挺，掷弹筒1具，步枪124支，短枪13支，还有一批其他物资。
同时(28日），人民解放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的二、三营，在闽西北游击纵队第四支队的配合下，进袭三元县城，三元县城同时解放。这一天，正是中共永安地委、永安专员公署和各县领导班子骨干接管永安地区行军到达三元的时刻。
至此，闽西北地区除了边远的将乐、泰宁、建宁、光泽四县外，均告解放。
永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历史阶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彻底解放。永安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从此，永安人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永安是福建省西北地区的重镇。国民党政权在永安设立第六行政区，所辖永安、大田、德化、宁洋、宁化、清流、明溪、三元八县。为了接管永安地区，需要组建一个地区级、八个县级的领导班子。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决定由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负责组建福建省委和接管福建省、地、县领导班子。其中长江支队第七大队便成为接管永安地区干部组成的基础。第七大队的干部由山东省的齐东、高青、益寿三个县和济南商业专科学校的部分学生组成。由齐东县县委书记胡维新任大队指导员，齐东县县长任曰淼任大队长。他们随解放福建的十兵团南下福建。9月，福建省委决定由林志群、左丰美负责组建永安地区和所属各县的领导班子。12月底，组建完成，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进行集中。他们和警卫连共300余人于1950年1月12日离开福州，向永安进发。先乘轮船到南平后开始步行，途经西芹、青州、沙县、三元、莘口、贡川，于1月31日到达永安。其间在沙县整训十余天。三元的干部留在三元；明溪、清流的干部从莘口接走；其余各县干部均到永安后再分赴各县。
永安地委、专署的主要领导分别由王敬群任中共永安地委书记，左丰美任副书记，林志群任永安专署专员，任曰淼任副专员，胡维新任地委组织部长，周超南任宣传部长，曹俊吾任公安处长。地委干部共60余人。永安军分区由王敬群兼任政委，左丰美兼任副政委，林乃清任司令员，王义勋任副政委，游玉山任副司令员，汪治国任参谋长，段六奎任政治部主任。永安县委、县政府由郭克勇任书记，邢芳亭任代理县长兼公安局长，王佩珍任组织部长，王鹤亭任宣传部长。
这批干部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长江支队第七大队的南下干部和江苏、上海等地选调的南下干部约130余人；二是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干部约80多人；三是陆续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四是从游击队转下来的地方干部和“革大”派来的干部。五是文化服务团的8位文化战士。这批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辞劳苦，来到永安。他们之中的不少干部是久经考验、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也有热情奔放、气宇轩昂的热血青年，形成了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南下干部、地下干部和文化干部的大团结。
地委班子进驻永安后，面对着反动统治基础牢固和闽西北地区匪特集中的复杂情况，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又因干部大部分是北方人，语言不通，山区气候不适应，生活极为艰苦。地委清醒地分析了形势，认识到：“前方战争仍未结束，后方散匪尚待肃清，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安定，区乡政权尚未改造”，“永安人民仍存在严重的困难”⑤。根据“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各按系统，先后接管，坚持立场，有准备有秩序接管的方针”⑥，地委面临着全面接管国民党各级机构和建立革命新秩序的繁重任务。永安地区的所有党政干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到对城乡的全面接管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之中。
由于永安解放较周围县迟，国民党军队溃退过境时，公路桥梁被毁；国民党残余势力趁我军在沿海作战无暇顾及之机，对财物进行掠夺和破坏，地方枪支被转移，部分财产被地方官僚侵占和贪污，因而给永安的接管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地委决定由地委、专署、军分区与永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共同组成接管委员会。专署一级受接管的单位有：国民党福建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警察局、社会服务处、青年党、社会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商会、法院、检察处、省银行永安分行、农事试验场、农事推广所、康乐新村、省立永安师范、省立永安中学等。也包括接管国民党办的四开地方报。在福州组建的永安地委早就从福建日报社商调了吴中夫、张均行、耑青、周继武、陈德秋等五位同志，随地委到永安接管了报社。利用该报的设备在1950年3月1日创办《永安电讯》(后改为《永安人民》报)，这是一份四开四版专登新华社电讯的报纸，由地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县一级受接管的单位有：国民党永安县政府、县党部、县参议会、县警察局、永安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看守所、农业银行永安分行、永安县银行、国税稽征所地方税征处、电话局、民众教育馆、国教补饷委员会、县公库、十三防空哨、民船公会、县立中学、民权小学、燕江一小、燕江二小及一些群众性组织。永安工厂极少，只接管电厂、碾米厂等少数几个厂。
3月17日开始处理国民党旧职人员。永安县委认真贯彻上级指示，除对少数特务分子、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给予严惩外，对大部分人员采取了宽大政策。永安县城共处理旧职员81人，其中送交永安专署、专局10人，遣散回家12人，自动离职5人，录用50人，作其它处理4人。
在接管城市的同时，又分别抽调干部到燕江、吉山、西洋、上坪、青水、西华、贡川、大湖、曹远、洪田、洪大等乡镇和曹远炭厂进行接管。
乡镇接管中，按照接管的方针，对各乡镇旧有人员分别召开会议，进行教育，让他们一方面继续办公，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听候接管，立功赎罪。原有乡长10名，乡队副lO名，职员52名，公役27名，对这些人员分别作了妥善处理。
永安地委、县委在接管中，各开办了一期旧职人员训练班。参加地委办的训练班对象是永安专署所辖的永安、三元、明溪、清流、宁化、大田、宁洋等县一级的旧职人员和一些政历比较复杂的人员，计50余人。两级训练班参加集训人员140人左右。集训期间，詹国鼎逃跑上山为匪，后被我剿匪部队击毙；陈邦文企图逃跑未遂，被进行特别监护，后因民愤很大而被人民政府镇压。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为了便于领导，将原有国民党时期的12个乡镇分为5个区，区级干部班子在进城之前就以山东南下干部为主搭好了框架。
接管工作基本就绪后，永安县委即于3月5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永安县的重大施政方针、政策和措施。参加会议人员主要是由各区选送的贫苦农民代表加上城区选送的各界代表共166人。永安地委书记王敬群和永安专署专员林志群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永安县委书记郭克勇、县长邢芳亭均作了工作报告。这次会议，是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永安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次会议广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建立新生政权的斗争，对开展减租减息、征粮借粮、生产渡荒、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物价等各项工作，乃至对以后开展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 《中共福建地方史（下）》1165页，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268页。
③ 《中共福建地方史（下）》1252页。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④ 城工部事件：1948年1月底，担任闽浙赣省委常委和军事部长的阮英平，从闽东绕道返福州汇报工作的途中与警卫员失散后遭害。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疑是城工部所为，将李铁和一批城工部党员骨干杀害，并轻率地作出城工部已成为国民党所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的错误判断，造成了大冤案。解放后中共福建省委重新对城工部事件进行审查，认定原闽浙赣省委对城工部的处理纯属错案。1956年6月，经报中共中央批准，为城工部历史冤案彻底平反昭雪，重新认定原城工部所属党组织和游击队均属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党员恢复党籍。
⑤ 中共永安地委书记王敬群《在永安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演讲词》，1950年3月5日。
⑥ 中共福建省委张鼎丞给华东局并央《关于接管福州的准备工作报告》。1949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