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县城的第一次解放

　　［本文写于1992年春，曾收入1994年5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燕江红旗》一书。为了纪念永安第一次解放72周年，兹将本文提供给《永安之窗》网友们交流。　　作者注　　2006.3.5］
　　
　　1934年4月，永安山城开天辟地获得了第一次解放，成立了红色政权——永安县革命委员会。饱受三座大山压迫之苦的永安人民，第一次沉浸在解放的幸福之中。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苏区中央局接受毛泽东等同志的建议，在敌堡垒区外开辟新区，决定各地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相机打击敌人。

　　永安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门户，是中央苏区边缘的重要游击区，因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简称“红七军团”)决定攻占永安县城。红七军团于1933年7月在闽赣革命根据地内组建，10月28日正式成立。12月，红七军团在泰宁整编，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十九、二十、三十四3个师。红七军团政治军事素质较高，自1934年1月以来，曾协同红三军团攻克沙县，占领尤溪，战果卓著。这次为了攻占永安，军团各部队以一昼夜步行二百里的速度，经胡坊、安砂、岩前、新桥等地抄小路直逼永安。

　　活跃的连城、宁洋、永安边界地区的红军独立第九团(简称“红九团”)则是协助红七军团攻占永安的另一支主力部队。红九团成立于1932年10月，最初由汀连独立营和上杭、连城的二个新兵连扩编而成，仅一年多时间，红九团就配合东方军取得朋口、连城等运动战的胜利。该团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与力量悬殊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展开了英勇斗争，克敌制胜，曾重创敌区寿年部，沉重打击了华仰侨①、周焕文②等地方反动武装，不断地巩固和壮大自己，成为一支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到1934年3月，红九团已发展到1300余人。1934年3月26日，红九团在团长吴胜、政委罗桂华的指挥下，智取宁洋县城，歼敌500余人，军威大震。1934年春末夏初，红九团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配合攻打永安城。指战员们欢声雀跃，摩拳擦掌，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急急向永安进发。

　　永安，城墙坚固，堡垒林立。城墙3、4米厚、6、7米高，依山地棱线而筑，四周城楼工事甚多，易守难攻。

　　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红七军团首长根据侦察部队对永安城内外的地形地物、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等情况，经过周密调查所获得的确实情报，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后，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先消灭外围之敌，继而围城打援；对县城则采取强攻与偷袭相结合的办法，夺取城池。

　　方案定下以后，布置各路红军急速行动。担任主攻县城的红七军团十九师部分兵力于4月8日首先占领了永安县城的东北大门——贡川镇，全歼反动大刀会约一个排的兵力。红十九师除留下一个连的兵力阻击沙县、三元方向增援之敌以外，主力部队挥师南下，沿河两岸清扫永安外围守敌，很快占领了永安城区东北面的下渡、西营坂、新桥、大溪等地，并在大溪上游石壁处搭成一座浮桥，通过龟峰洞构成西北通道，使攻城部队得以顺利通过。

　　4月8日，红九团经西洋抵达永安城南，与红十九师部队会合。至此，红军在永安城周围，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包围圈，守敌如瓮中之鳖。被包围在永安城内的敌人是卢兴邦五十二师一一九团和永安县保安团近2000人。

　　面对着红军重兵压境，胆战心惊的敌守城部队以破坏西门翔燕桥来阻止红军的进攻。同时，放火焚烧了城墙外围大片民房（从南门下禾坪至西门安仁庙直至北门的后溪桥止），致使480多户共3000多居民无家可归，被迫栖息于庙宇溪边坡地之中。

　　红军虽已形成了对永安城区的重重包围，但尚有城墙外围若干高地据点，在坚固的防御工事中，驻有配备优良武器的顽敌，尤其是西门的洋顶山土堡和南门的南塔山土堡更是易守难攻。

　　4月9日，红十九师强攻了永安桥西洋顶山高地据点（今科委大楼山顶）。当时山顶土堡内有守敌一个排，两挺轻机枪。这个土堡得到永安西门城楼上的平射炮和重机枪的掩护，加之守敌负隅顽抗，红军自下而上攻坚，战斗十分艰难。红军战士发扬不怕牺牲精神，从临江阁后山和龙船厂背后两处敌火力的死角处向土堡发起攻击。战士们奋力冲杀到堡下的死角处，爬向墙脚，将炸药包塞进，点燃导火索，一声爆炸，摧毁土堡。残敌缴械，红军即占领了可俯瞰永安城内全貌的西郊制高点。

　　这时，被包围在永安城的敌军，见洋顶山高地失守，惊恐万状，便在城内雇用地痞流氓逼迫各店铺商户出钱出力出点心帮其守城，企图倚恃坚固城墙死守孤城，等待援兵。七军团首长从容对付战局，一面部署红九团进行南塔攻坚战，一面部署红十九师工兵连加紧攻坚准备和施行坑道作业。并令红九团陈仁政委率其三营和二营六连到西洋、岭头一带选择有利地形阻击漳平、大田方向增援之敌。红十九师还派出其他部队抢修龟山石探(即今贮木场过坝处)工事，架通北塔到龟山的木排浮桥，以通往红军住地泥葛村，部分红军进驻龟山。完成近围工事后，红九团一营二连配合红十九师直工兵连实施坑道作业。根据主攻部队选择突破口的要求，确定在城北门外距城墙七八十米处的群众家中打开掘进口，即由盐仓前城墙脚下掘进。

　　挖掘坑道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坑道防护层约3米左右，坑道宽约1.2至l.3米，高约1．3至1．4米。战士们在地道里操作要弯腰屈背，只能容纳一二人操作，所用的工具是老百姓的锄头、镢子，锯成短柄后，一锄一锄地往里掘进。由于坑道里空气不通，时间长了就闷得难受，所以每人只能轮流挖二三十分钟，其他人排着长队在后面运土。遇到烂泥地段，边挖边渗出水来。每进半米，洞壁两边和头顶都得用门板等支撑着，预防塌方。坑道掘进中，曾二次挖到老百姓的粪坑，粪便流入坑道，又脏又臭。几位体弱的同志当场因沼气中毒昏迷过去，经及时抢救而脱险。挖了二三天后，每位战士身上的皮肤都长了许多疖子，有的化脓成疮。但红军战士们齐心协力，排除种种困难，坑道作业掘进速度越来越快。这一行动是敌人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为了麻痹敌人，在进行坑道作业的同时，兄弟部队进行了巧妙配合。队伍在离城二三里处，一面照常吹号、出操、训练，一面积极进行正面攻城的各项准备，摆开一副强攻的架势。因而敌人只把注意力放在应付我红军强攻方面，继续加固城墙，增添工事。

　　4月14日，红九团奉命攻占南塔高地。守敌足有一个加强连占据七层南塔天然工事，拼命顽抗。塔顶驻有守敌一个班，配备一挺机枪。红军战士克服种种困难，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沿着塔山下的山沟偷袭敌人。红九团一营三连在塔后山地歼敌2个班，占据了左侧工事；一连从塔的右侧攻上山，将敌突出部一个班歼灭。然而，南塔内的敌人，却因我军难于接近而不易歼灭。红九团团长吴胜亲临一营指挥所，重新布置攻击力量，令三连副连长带一个班，迅速绕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向敌工事中的机枪眼投掷了二颗手榴弹，拔掉了塔外敌人一个机枪火力点，随即冲进南塔守敌连指挥所，打死了敌连长，使敌军一时失去指挥而慌乱。紧接着红军战士开展了对塔上敌人的政治攻势。一营张教导员在对捉来的俘虏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后，让俘虏对塔上守敌喊话，劝其投降。不久，塔上守敌停止了射击，缴械投降。4月15日凌晨四半点钟，南塔守敌的一个加强连，除一个班跑到城里以外，其余全部被消灭。至此，永安城南重要制高点南塔山已控制在红军手中。红九团一营坚守南塔，居高临下，可以随时用火力射击城内之敌。15日，永安城墙外围的敌人已全部消灭，只剩下城墙内的孤立无援之敌。

　　4月17日晚上10点钟，挖掘坑道作业的部队，经过6天6夜的艰苦奋战，已将坑道挖到了北门的城墙脚下。这时从贡川提供并运来的2000多斤炸药(黑硝)由十九师工兵连装进了早已准备好的二具棺材里，用铁丝捆紧，顺着坑道推进到城墙中心，然后用打通的竹子装进火药，一根一根接好，送进坑道，作为导火索接到棺材内，等待爆破。

　　担任主攻的红十九师，精心挑选出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骨干150余人，组成攻城突击队，每人配备一把锋利的大刀，一支驳壳枪，四枚手榴弹。突击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情绪高昂，早已按捺不住杀敌立功的激情。他们每个班还准备了一架云梯，打算万一爆破失效就登城强攻。在此之前，他们实地观察了几天，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充分讨论和研究登城作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复杂情况，把必胜的信心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他们找好自己攻击时的前进路线，严阵以待。其他各路攻城部队也于星夜进入阵地，准备攻城。

　　1934年4月18日凌晨5点钟，解放水安县城的总攻开始了。坑道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过后，传来了十九师师首长“点火”的命令，随即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伴随着地面上一阵剧烈震动， “轰隆”一声巨响，“棺材炮”开了花，烟雾、火光腾空而起，坚固的古城墙被炸开一道十多米长的大口子。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顿时冲杀声、枪弹声震天动地。红军突击队员们穿过硝烟弥漫的突破口杀进城去，后续部队象洪水决堤似地冲杀进城。敌封锁北城门的四挺重机枪射手，都被“棺材炮”震昏了，等他们清醒过来时，红军战士已持明晃晃的大刀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只好乖乖投降。然而，自始至终坚持开挖坑道的工兵排长，点火引爆以后却在坑道旁壮烈牺牲。红九团一营部分部队紧跟十九师突击队，从缺口处冲进城去，扩大突破口，制止敌人反扑。红军部队很快就控制了部分街道和一些制高点。
在城北门的一片荒草广场上，敌我双方展开了三次争夺战，敌人丢下了三四百具尸体，余敌慌忙逃遁。
与此同时，分布在城东、西、南各门的红军指战员，也奋力登梯攻城，在各处城墙上及其周围与敌人激战。由于北门已攻破．在城墙内外四面八方的一片冲杀声中，敌人乱作一团，首尾不能相顾，几乎失去了抵抗能力。敌一部分兵力，退到县衙门和山边街，经红军战士猛烈巷战和分割包围，纷纷缴械投降。战斗到上午九时许，城内各处敌军已基本消灭，只是山边街基督教堂山头上还有一股敌人，依附坚固工事，居高临下顽抗。我红军战士一面进行强大的火力压制，一面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经过一番较量，敌人终于向红军缴枪投降。下午一时许，攻城战斗已全面胜利结束，胜利的红旗第一次插上了永安城头。

　　这次解放永安县城的战斗，共消灭、俘虏敌五十二师—一九团、敌保安团和县警察局保安队1000余人，其中俘虏了敌五十二师一一九团团长、保安团副团长，以及永安县县长林家木和其他重要军政头目30余人。缴获步枪900余枝，驳壳枪32枝，手枪13枝，花机关枪7挺，轻、重机枪22挺，炮7门，子弹10余万发，炮弹100余发，无线电手摇发报机2台，收报机3台，以及其他一大批军用物品。

　　这次解放永安县城的胜利，是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我中央红军东线行动的重大胜利。对于配合中央苏区军民反对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打开敌后游击战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永安县城解放以后，红军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立即广泛发动群众，投入紧张的打土豪、分资产的斗争和筹建永安县革命委员会、赤卫队及其他地方政权机构。从4月19日起．连续在城区的国民党县衙门口等地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会上由部队领导作了多次报告，宣传党和红军的爱民政策。第一次参加大会的群众有数百人，会后将国民党永安县县长林家木等军政头目游街示众，并当场镇压了三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第二次开会时到会群众达2000多人。

　　永安县城攻占后的三四日．红七军团奉命撤往苏区，红九团接受了守城任务。5月1日。红九团政治部在永安城内大操场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城区、城郊、安砂、大湖、曹远、贡川等地的人民群众。会上．红九团新任政委方方庄严宣布永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城上下，一片欢腾。

　　永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由方方担任。成员有王直、张花楠、林开凤、马占山、钱芳、祝莲英等十多人，还吸收了永安当地的魏林文、杨礼彬、詹锦长、李成拱、魏细陶、韩石武、曾招生、沈锦文等人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革委会办公地点先设在新街旧商会内，后搬到西门街饶氏宗祠里。革委会下设宣传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农业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有细致的分工和明确的职责，并且成立了有70多人参加的“红色工会”组织。同时还成立了南郊、西郊委员会。参加郊区政权机构工作的当地人有徐有道、罗正贤、曾广汉、刘维文、赖金榜、龚家文、俞彩水、杨地天、沈炳文等人。这些地方组织和地方干部在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资产和筹集资金、物资支援苏区等工作中，曾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节节失利，北线战局十分危急，苏区地域日益缩小，而敌东路军四个纵队亦步步进逼。红九团奉命于5月9日撤出永安。5月10日，敌东路军第九纵队五十二师进行了猖狂反扑，占领了永安城。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遭到严重破坏，革命群众被捕40余人。难民委员会主任曾招生、工会组织委员罗正贤、财政委员徐有道、红军工作队队长刘家声等七位同志惨遭杀害，城内一切革命组织均遭破坏。但是，永安县城第一次解放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给永安的历史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　　华仰侨：连城姑田人，1900年生，兵痞出身。历任姑田民团团总、连城县参议员、县保安队副队长等反动职务，长期与红军、赤卫队为敌，残害革命群众。1951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强大剿匪攻势中被击毙。
　　②　　周焕文：连城县文亨人，1898年生。土匪出身。土地革命时期，在龙岩万安、梅村一带组织民团地主反动武装，任区团总，凶恶地与红军、赤卫队为敌。1935年后，任国民党闽西保安司令部咨议兼龙岩县清乡委员。残酷屠杀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由于匪性不改，继续作恶，后来被国民党连城县当局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