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不老人生

　　一位六十—年前在“永安大狱”事件中被捕入狱，现今已95岁高龄的老人今年2月26日从广州给我来信说：“我身体尚好，何时有暇来此玩玩否？我家虽不宽敞，尚可容足，来时即住我这里。”对于这样一位盛情的老者，我这比他小28岁的晚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他是鲁迅研究学家、红楼梦研究专家、政治军事评论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1938年即担任中共湖南宁乡县委书记，抗战时期直奔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在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中作出过卓著贡献的老共产党员、现为广州铁路局厅级离休干部李品珍同志。
　　李老对永安的山水、永安的人民富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早在1945年2月16日他在为永安《民主报》撰写的社论《把感情注入一切》一文中就说过：“这力的源泉，便是每一个人发自其内心的深厚的感情。我们要以全副的感情，来关心旁人，贴近旁人，来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这生命，热爱这世界，把感情注入一切。”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位品格高尚的老人对永安人民的感情依然那么炽热，那么深沉！
　　革命者的风雨历程
　　李品珍同志是湖南宁乡县人，1911年生。到永安工作时改名李达仁。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即毛主席就读的第一师范原校址，国民党鉴于第一师范屡出革命人才，大革命失败后，将其改为第一中学）毕业。毕业后在宁乡、湘乡、湘西等地作中、小学教员。1937年入党，1938年至1939年8月，曾任宁乡地下党县委书记。1942年到桂林、香港，为《力报》、《青年生活》、《野草》及茅盾主编的《笔谈》（香港刊物）、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香港刊物）写稿。1943年10月疏散到永安，担任《建设导报》主笔，东南出版社首任经理及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5年7月15日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逮捕入狱，是“永安大狱”（也称“羊枣事件”）29位被捕者之—。1946年4月，由民盟中央主要人员罗隆基面请蒋介石，遂与同案被捕的叶康参、陈耀民等13人出狱。在永安出狱以后，到上海以“小雅出版社”名义再版永安东南出版社的进步书籍《方生未死之间》等书。1948年曾出版自作《林黛玉的悲剧》一书。以后，回湖南参加游击战争，曾任湘中第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湘中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广州铁路局政治部做理论教育工作。1953年冬至1958年秋，曾任衡阳铁路第一中学校长，使这所学校学生学习成绩连续三年在中南六省名列第一。后来一直做教育工作，直到离休。离休以后，1981年至1983年，曾协助老同志刘立青、姜亚勋编写《宁乡人民革命史》（此书1984年为中国历史学会及出版家协会评为28种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之一）；1984年4月，与原湘中一支队司令员姜亚勋（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组织老同志在宁乡创办“老战士林场”，李老长期自带钱款驻场主持，对此1985年湖南省电视台、长沙电视台均作了报道。1989年6月，获中国老龄委员会“老有所为”精英奖。1990年曾得湖南省绿化委员会“绿化三湘贡献奖”。《人民日报》、《湖南日报》、《中国老年报》、《中华老年报》、《老人天地》、《中国林业》杂志曾多次或一次报道过他们的事迹。1991年6月，获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为表彰大会上8个大会发言人之一。1991年中央组织部曾委托《老人天地》杂志编辑部组织力量到宁乡林场拍电视，并在中央台放映。广州铁路局聘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也去林场拍了《金涛绿浪》电视专题片，广东电视台及广州电视台、铁路电视台均放映。1995年起担任宁乡民办环球电脑学校名誉校长。此外，近10多年来，李老为干部、群众、师生、劳教、劳改犯作过几百场有关人生、学习、绿化的报告会，受到热烈的欢迎。1991年，湖南长沙砚瓦池学区的一份《社教简讯》写道：“作报告的是81岁高龄的李品珍老人，他，精神矍铄，炯亮含笑的双目透出睿智和慈善。没有发言稿，却从容流畅，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朴实淳厚的乡音中吐出的是一串充满哲理、发人深省而又幽默风趣的如珠妙语，显示了一位老教育家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和从严治学、治校的卓越才干，更让我们看到一位老革命者为奉献爱、塑造美而忘我战斗一生的光辉形象。”这就是李品珍同志不老的人生！
　　战斗在山城永安
　　福建省会内迁永安后，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身份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先后来到永安，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化活动，因而永安成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的文化名城。李品珍到永安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以笔为武器，撰写和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进步文章。其中，为《建设导报》撰写了四个多月的几乎所有社论；为《联合周报》、《东南日报》撰写部分论文；并协助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编辑具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在该刊发表部分文章；为《民主报》撰写了11个月社论70篇。他是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骨干之一。他在永安《民主报》上发表的《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改善儿童教育》、《南斯拉夫的再生》、《戴高乐访苏》、《论黔桂战役》、《瞻望新生的世界》、《开展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我们还需要进步》、《论革新社会风气》、《东线苏军即将总攻》、《增进中苏邦交》、《世界政治的坦途》等数十篇作品，与羊枣的政治军事论文互相呼应，分析精辟，立论正确，影响广泛，几可与羊枣的论文相媲美。直至现今，仍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李品珍同志在永安的另一突出贡献是，与谌震等人创办了东南出版社，编辑出版一批轰动东南文化界的进步书籍。东南出版社是继改进出版社之后的一家重要文化阵地，筹办于1943年10月下旬，李为第一任经理。创办初期即印行了谌震从重庆得到纸型的当时享有声誉的名著《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观》三本书。由于他工作的严肃认真，带动工作人员对出版工作均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上述三本书翻印出版以后，寄到重庆“东南出版社重庆分社”经理林一青①处，他看后，赞扬东南出版社 的书籍纸质好，装帧美观。以后，他就介绍许多作者将他们的著作到永安出版。如郭沫若的《先秦学说述林》、《浮士得》、《少年维特之烦恼》，夏衍的《水乡吟》，骆宾基的《一个倔强的人》，孙用的《甲必丹女儿》（即后来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上尉的女儿》）等。郭沫若看了《浮士德》后全书只发现一个错字，其余没有错植。因此，郭给李达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加以赞扬和肯定。据林一青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当我把几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及《浮士得》，特别是绸面烫金的《浮士得》送给郭沫若同志时，他非常高兴，将书把玩，爱不释手，一再说：‘印得很好，很好！校对、装帧都好’。并要把花了十五年心血研究、那时才编好的《先秦学说述林》托我送东南出版社印行。”②郭老的《先秦学说述林》这一名著他后来加了二篇文章，成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后来也交给东南出版社出版。郭老很爱这些闽版图书，现北京“郭沫若著作陈列室”有这些书。原东南出版社发行的《先秦学说述林》94年已编入由上海出版的《民国丛书》（影印本）。正因为作为首任经理的李品珍打下坚实基础，带了好头，使东南出版社的第二任经理李力行、第三任经理王石林（王一帆）效其榜样，艰苦创业，先后印行了30余种，6、7万册的进步书籍。
　　　一本由他编辑并作长序，在当时就重版过几次，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方生未死之间》的新书，是东南出版社出版物中最富战斗性、现实性的读物之一。这是李品珍从林一青所寄的《中原》杂志上发表的于潮（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茅盾的《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等文结成的一本集子，书名即取为《方生未死之间》。他以“史任远”笔名所作的长序，写于1945年5月13日，曾在当年东南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已深入我国西南，贵阳都受到严重威胁了。但国民党的战时首都依然是个‘雾重庆’，醉生梦死，浑忘了亡国恨；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却在竞发国难财，武官们打起仗来大多一触即溃，而危害人民则是无孔不入。如汤恩伯驻戍河南，河南老百姓的四大灾难就是水、旱、蝗、汤。社会上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与战斗。但国统区不少小市民，甚至一部分知识分子悲愤之余，不免麻痹和疲倦。《方生未死之间》几篇文章便是这样的时代背景的产物，但它不是低沉的伤感者的叹息，而是一声声壮烈的号召人们去战斗的号角。”③因而李品珍的序言指出：“在不少的人们痛感现实生活沉闷的时刻，新文化战士一方面亲身参与了改造现实的伟大工作，一方面为新文化的建立的现阶段的工作指出了平坦的道路。《方生未死之间》里的几篇文章便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宝贵的收获。”序言在列举了于潮（乔冠华）、茅盾、嘉黎等几位有关改变生活态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思想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后，号召知识分子要贴近人民群众，在“全民抗战运动”的形势下，应当贴近人民，理解群众，关心群众。他指出：“一个人要做到‘体贴入微’的‘贴近人情’，必其人有真正的人性；在这里并不意味着那种要利用人家，而装出来的矫揉造作的关心和那种所谓‘技巧一点’的表面上嘻皮笑脸，骨子里毫无善意的对人的态度。
　　“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革命者方可以从行动主义和工作主义中解脱；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革命的事业才可以与生活的目的一致；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革命的事业才不仅是救人的伟大工作而且是革命者生命力昂扬的至善的途径；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我们才可以接受中国的和外国的优良的文化遗产；只有生活态度的改变，我们才可以解决人生有什么意义的人类史上的难题。
 “只有人性的充分发扬，人间生活才会至善至美。人性的体现方式是爱与创造生活。爱人类，爱万物，爱生活；创造生活中的新事物，而目下一般人的情形不了解生活，做了生活的俘虏，而因此养成市侩主义的生活态度，感情衰退了，理想死亡了。所以我们很少见纠缠的爱恋，勇敢的赴死，江涛澎湃的热情，叱咤风云的豪气。最可悲的是，生活于茫然不知所往，昧然不知所为的愚昧状态中而毫不自觉，毫无反省！黎明之前的黑暗，竟有这般可怕！”
 　就这样，李品珍当年在永安这个国统区的恶劣环境中，利用出版书籍的机会，勇敢地坚定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唯物主义人生观、世界观。他在《方》序中大声疾呼：“让我们高呼人性发扬的口号吧！在历史上，我们有过太多的放射着人性之光辉的巨人。人们记起屈原、杜甫，记起诸葛亮、唐太宗、李秀成，记起曹雪芹，记起鲁迅，我们将压抑不住衷心的崇敬之情罢。然而光是了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和这些伟大的灵魂拥抱。”
　　　序言最后写道：“‘方生未死之间’所提出的‘生活态度’不是一块盾牌。自己冷淡无情，却看不惯人家的热烈如火；自己随俗浮沉却看不惯人家的独行特立；自己因循敷衍，却看不惯人家的遇事认真；自己口是心非，却看不惯人家的表里如一；自己浮夸虚伪，却看不惯人家的笃实真诚；自已屈膝卑躬，却看不惯人家的凛然正气，……如果仍然不肯反省，‘生活态度’不是盾牌，它不会保护任何人，而使存心利用它的人，自身变为时代洪流里的沉渣。”“只要我们同向着生活的远大前景奔赴，就仍是‘天涯若比邻’！”
　　《方生未死之间》的序言不但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后来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时曾作为朗诵的文件，作为动员的武器，影响极为深远。因而《方生未死之间》一书曾一版再版。
　　此外，李品珍当年编辑并撰写长序的另一本有重大影响的书籍是《贾宝玉的出家》。当年也用“史任远”的笔名。这是张天翼与太愚（王昆仑）及孟超写的有关对《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的结集。张天翼长文的题目就叫做《贾宝玉的出家》，李即以此为书名。这是一本在国民党统治区难得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新书，在红学研究史上，永安这座小小山城开了先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本人也这样认为。他在1991年7月12日给我的来信写道：“当年东南出版社之《贾宝玉的出家》，为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楼》之嚆矢，在红学研究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用新观点研究《红楼梦》并非始于李希凡、蓝翎（54年人们未见过《出家》，故有些错觉），实始于张天翼（《出家》作者）、王昆仑。”李品珍上初中一年级就细读《红楼梦》书评，当年撰写的《贾宝宝的出家》序言与《方生未死之间》的序言一样，也引起广泛反响。本文不作详述。
　　正当这位无私的文化斗士大声疾呼“我们要伸出灵魂的触手，去扪触生活中的事件，去拥抱这个世界，去拥抱苦难的人民”（《民主报》社论：《开展对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却伸出罪恶之手，将他逮捕入狱。
　　批评我们，语重心长
　　我结识这位老前辈是在1983年，时我正主持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为了征集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党史资料，曾派员前往广州采访过他，后来他给我们写过许多信。我真正与之晤面则在1992年。但在谋面之前，因互相通信早已成为我难得的良师益友了。二十多年来，他给我的信件达70多封。我为能结识这位革命老前辈而感到终生有幸。最令我永不忘怀的是，他对我和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所给予极大支持和帮助。然而，他对我的工作的批评就像利剑一般的严厉。现从他给我的来信中略举数例于下：
　　1984年，我们写出了一份有关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综合性史稿寄给李老审阅以后，他即于同年3月1日来信，严肃地写道：“你们二十期资料上刊载的那份东西，须大改特改，不然以讹传讹，就不能说是负责了。……前信已经讲过，弄这类东西是不容易的，要特别慎重。我们弄的那本《宁乡人民革命史》，有些章节改过十次以上。因为历史不像小说，可以随便走笔，而是要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否则读者便会通不过。”
　　1985年夏，他审阅我们的第二稿后，又发现了许多错误，来信写道：“你们整理的《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概述》一文，仔细研读之下，发觉仍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希望你们能不厌其烦，认真核对，予以改正，以免以讹传讹，使后人读者莫衷一是。”“如不改正，将造成大笑话。当然，后人是不知道的，难道我们可以欺骗后人吗？”“细心一点的读者，即不明事实，也可以从你们的叙述中看出矛盾来。”
　　李老的这一句“难道我们可以欺骗后人吗？”的警告话，就像一把利剑一样闪现在我的面前，令我大为震撼，对我教育尤深。不错，我们所写的历史资料是否准确，工作是否认真细致，后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写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西欺骗后人。在李的启发教育下，我深深意识到，如果写史不实，欺骗后人，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1985年9月，永安召开抗战时期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李老因忙于造林未能参加，我们将学术讨论会论文寄给他，其中有篇他本人的文章，他看后又发现我们工作的马虎和不负责任。他于1985年10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两三年来，你们作了艰苦扎实的工作，这是多么令人高兴！但历史事实，年代相隔久远，写作起来，确乎十分不易，有时一字之差，意义即差天壤，给后人以迷惑之感。就如我的那篇小文，承你们此次列为讨论会文件之一的《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仔细校阅之下，仍然有不少不确切或误植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弄得文理不通。我想到当年羊枣那种对工作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我就怕我的作品的粗疏影响了他的形象，于是认真校阅，又将不妥之处作了修改并校出了误植。现将校订本寄回你们。你们如果要印成书册，请务必按此件内容付印以期毋负于先烈。”“再者，我粗略翻了一下其他的文章，发现其中也有不少错误。……在报纸的分类上，把《建设导报》视为中间性报纸，我看也不妥，《建设导报》的社论，实为时代先声，而且编辑人员从谷斯范、周左严到林子力、王一帆、谢怀丹等均为进步人士，为什么办的报纸会成为中间性的呢？王一帆的国际评论，也都是进步的。报纸评为中间性的，无疑不十分妥当。其余不妥的论述还有，未能一一列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我愿意参加你们这一工作，希望你们与我联系。”“历史总宜一点一滴均符合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老不只是对我们的工作批评了事，而是积极地主动地提出帮助。
　　1988年，由于我的工作的失职与马虎，李老看到了我们印发的书上他的文章仍有错误，他12月14日给我来信说：“我用任远笔名发表在此书的《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亦尚有几处错误，而且错得比较严重。瞧现在印的那样，文法上还是通顺，逻辑上便完全不通，近乎荒唐了。这地方我已两次提出过修改意见，未见执事者改正。”这又令我无比愧疚。
　　李品珍同志对工作的认真严肃、精益求精精神，是我所接触的人群中绝无仅有的，尤其是在文字工作上，连一个标点符号用不恰当也会认真斟酌，一一指出。他在14日给我的信中又说：“过去，商务印书馆的书，很少错字，毛选四卷，不错一字，那种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又一信说：“总之，编史是个严肃的工作。孔子作春秋，后世奉为典范，是因为他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共产党人写党史，更不能似是而非，纰漏百出。同志们辛苦了几年，用费了大量金钱，务乞认真对待，作到史事翔实，论述准确。再一次建议你们不要急于出书，一定要再三审稿。”以上这些严肃批评和谆谆告诫，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推动。
　　帮助我们，无私真诚
 　李品珍同志对我们永安市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和对我本人工作的帮助是长期的多方面的全身心的。就以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一事为例，便知他是如何竭尽全力了。
　　当时永安的进步报纸之一《民主报》几乎每天发一社论，每周发一评论。这些社论、评论的主旨是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也有对时局的批评建议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因而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为了弄清撰写社论的实际作者，我曾邀请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三同志对其作者予以辨认。因为这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其实这项工作的进行最早就是李品珍同志主动提出的，我本人只不过促其完成罢了。现从他给我的来信中略举数例于下：
　　1991年7月12日来信说：“永安当年出版的《民主报》，四四年秋起即由羊枣担任主笔，四四年九月一日的社论即为本人手笔，直到四五年七月十二日这两百多篇社论，羊枣写了五六十篇，我写了六七十篇，其他为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等的作品，个别为谌震、余志宏作品。一般来说，这些社论水平均较高，其中不少卓见，如谌震关于孔子的社论以及本人论生活态度的社论，当时即有较大社会影响。”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正因为李老提供如此详尽的征集线索和情况介绍，我们才下决心用拍照的方式征集到了这批《民主报》社论。
　　1992年1月26日来信说：“陈耀民同志告我，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你们已将1944年6月--1945年6月《民主报》社论拍出照片，只等放大辨认了。你们对于工作如此认真负责，使我十分钦佩和感激。但我们的作品一直到七日十二日的报上还有，是否再请查对一下，看有无遗漏。至于辨认工作，除家欣、怀丹可以作—部分以外，大部分的工作，我可负责。同为当时的社论委员是羊枣、家欣、康参、郑书祥和我五个人，他们每人每周一篇，我则一般每周两篇。哪一篇出自哪人之手，我基本记得。辨认的方法，或者请你将放大照片寄来，或者由我来永安均可。如果要我来永安，铁路可为我开免费车票，请您为我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宿即可，食宿费由我自己负责。如何处之，敬乞鸿裁！”
　　这里敬请读者体味，李老帮助别人工作，却提出食宿自费，在当今社会恐怕为数甚微。
　　1992年1月31日来信说：“44年6月--45年7月《民主报》社论终于找出拍照放大，十分可喜。因羊枣先生那些文章是有历史价值的，其他诸人作品，亦尚富于时代精神，均不可得。辨认之事，我自当参与，因你们已作了最艰巨的工作，辨认殊觉易之，羊先生作品有独特风格，康参亦系有个性作者，家欣作品，彼自健在，当可记忆，其余余志宏、郑书祥及谌震作品共不过三五篇，剩下的即系拙作了，只怕篇数独多。因当时羊先生指定我每周写二篇。辨认地点时间，私意以为今年秋天在福州或永安较妥。……您为我找一便宜住地，食宿费我均自理，不会增加公家负担，您看如何？”
　　1992年5月17日来信写道：“《民主报》社论，单看目录是无法辨认的（看文字，则各人风格不同，比较易于识别）。如果你认为可以，我于七、八月间可以前来福州，协助你们搞好这一工作，食宿及路费—概由我自理，……我今年八十一岁了，目前健康尚可，但残年风烛，随时可以熄灭，时间并不很多了。”
　　请读者注意，李老为帮助我们工作，已是第三次提到“食宿自理”了。鉴于李老助人特别真诚，为了抢救史料，我们把所征集到的《民主报》社论照片复制寄给了他，作为辨认工作的预览。
1992年5月27日来信说：“接家欣同志本月22日信，谈及《民主报》社论辨认工作，他要我告诉你我的行止……国庆以后到十一月初也可，那时王一帆也打算来福州，我们的路费等都不要你们负责。但请早作安排，预先通知家欣和我，因为是联合行动，便要考虑大家同意的时间。”
　　1992年6月13日来信说：“十一日收到你所寄《民主报》社论照片，昨天收到你八日信，得悉种切。《民主报》社论寄来了很好，我当认真辨认，使羊枣同志的遗文得以保存；但有些篇章还须到福州后与家欣同志共同研究方可最后确定，等家欣认出他自已的部分后，羊枣作品便较易析出。时隔近五十年了，当时见报情景已不复记忆，只能仔细体味其行文作风，方可辨析，亦属无可如何之事了。”　　　　“……我们十月来闽，大致不成问题，我已去函一帆，约其十月二、三号成行，过迟又会天凉，于老年人身体不利。……如果时间来得及，我还愿意为你们校对《羊枣事件》一书清样。一则我比较熟悉当时情况（我与羊枣住一个办公室一年），二则我弄过出版社，搞过校对工作，对校字较有经验，可以使书籍少错。近年市上出版物鲁鱼亥豕，所在多有，几致不可卒读，你们出的系历史文献，慎重一点较好。”
　　1992年9月20日来信称：“为了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是否请赵家欣同志也于十月五、六号到达永安？如果到福州再辨认，恐有许多不便，因只有我和赵二人之故，在永安，则参加的人多，辨认工作较易进行。”
　　于是，李品珍、赵家欣以及王一帆三老于1992年10月汇集永安，住在招待所，吃的简单饭菜，每天准时到党史办上班，为时9天，阅读、回忆、研究了360多篇社论。结果确认：羊枣67篇，李达仁70篇，赵家欣37篇，叶康参31篇，余志宏4篇，谌震2篇，郑书祥2篇。尚有100余篇未能辨认。
　　表扬我们，温暖如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流传着雷锋同志的一句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今天雷锋已不在人间，而其精神却万古长青。李品珍同志身上又何尝不是体现了雷锋精神呢！当我们在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有某些进展或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李老总是给以及时热情的赞扬与鼓励，令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得到春天般的温暖。我个人不需要表扬，但我不能抹杀一同工作同志的辛勤劳动。实际上，我们所取得的收获，都是当事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共同劳动的成果。1985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召开以后，我们于1988年出版了一册《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寄给李老阅后，他于同年12月14日给我来信写道：“《专辑》经过你们几位的努力，多次修改，精益求精，已成为一本很有值价的历史读物，按今天的眼光看，论述史事，一切从实际出发，持论客观公正，在同类作品中，可谓难得。你们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勤劳的工作精神，使我十分感动。……另外，此书印刷亦佳，错植之处不多，但尚未能完全避免。建议你们派个细心的有校对经验的人仔细再校一遍，加印一勘误表，分寄得书同志，使成完璧。”“再者，《专辑》一书，由于你们编纂认真，个人认为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认真订正误植以后，何尝不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因为编写的目的，乃在教育群众，如果只是内部分发几本，便失了写作的原意了。我参与编写的《宁乡人民革命史》已印两次，共印了9400册，现在市场上也找不到一本了。”“另外，我今天校对我的拙作，又一次见到羊枣的文字，那实在是国之瑰宝。你们如果能建议省委，请省出版总社将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共三十九期，印一合订本，印它一、二千册，向全国图书馆征订，我想会受欢迎的。”
　　我们发现，李老对我们工作的赞扬和肯定，仅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对后续工作的中肯建议和指明努力方向。这样的表扬才至为可贵。这也是李老为人处世的真诚所在。
　　1988年冬，我们写出了《羊枣事件始末》（修正稿）一文，寄给李老再次审阅之后，他于同年11月20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修正稿）收到。仔细看了两遍之后，深佩你们写作的认真严肃的精神。事隔四十多年了，有关人员又那么分散，事件又那么复杂，但经过你们认真调查，多次修改之后，内容完全符合当时实际，这是同类作品中很少见的。让我向你们表示一个当事者应有的敬意。”
1989年李老看过我们编辑印行的《羊枣事件》一书后，于同年12月23日来信说：“《羊枣事件》二本收到很久了，谢谢！此书，我已仔细通读一过，觉得史事翔实，文笔流利，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可见诸位编辑用力之勤，责任心之强。”在此后的一些日子里，他对们的工作仍多有指教。
　　1992年6月13日来信说：“永安党史研究室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几年以来，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但我个人十分钦佩，连我身边的人也说“‘永安党史研究有成绩’窃喜，特以奉闻。”
　　1994年初，他闻知我们与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家联合编辑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已付印，即于2月14日来信提出建议和希望，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鞭策。来信中说：“《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正在排印，是大好事。建议你们特别重视校对工作，尽量减少错别字。现在市场一些书籍几乎每页均有错别字，没有深广的知识面，不免产生以讹传讹的后果。永安党史研究室对出版丛书，花了大力气，望能对这最后的工作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为文化界作出榜样。”
　　1995年冬，我们遵照省委宣传部的部署，由我执笔撰写了一篇“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他审阅后于12月7日来信说：“王一帆同志将大作《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寄我，要我看看，并提意见，我看了两遍，总的印象是：永安党史办的工作十分踏实认真，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这么一份材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提意见，我完全同意一帆同志的看法。如能在拍摄中实践，是会有好的社会影响的。但请你们建议电视局总负责人，千万不要效《羊》剧之弄巧成拙。《羊》剧出台后，我想杨朝汉及沈强如在，必将痛哭流涕于羊枣之光辉形象的被严重歪曲。就是我们，也深感遗憾。”
　　1998年6月8日来信说：“你在永安党史办，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很少见别地写的党史有你们的翔实忠诚，可见你们态度严肃，真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绝无客里空，这是很不容易的。”
2005年8月3日，李老又来信说：“去年以来，我萌发一个思想，想写一本命名《人间天国》的书，阐释一下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如果假我三年时间，当可完成。”这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此外，他在1998年再版了他的五十多年前的自作《林黛玉的悲剧》，2001年出版了自作《个性论及其他》，2005年再版了他在永安的编著《贾宝玉的出家》等书。
时至今日，李品珍同志对永安山水、永安人民仍时时念念不忘。他在2006年5月2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永安往事，时在念中，当时夏夜，萤光如织，眩人眼目。旧友如董老、颜学回、叶康参均已作古，尤令人感慨。所幸，赖永安党史办诸公潜心搜求，致雪泥鸿爪尚能再现人间，亦足以慰昔年奋斗于斯城之志士仁人。”
　　一言以蔽之，李品珍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快乐的人，他自己也拥有一个永葆青春的快乐的人生！
　　
　　2006年6月1日　　完稿于上海
注：
①林一青：原名林萼生，大革命时代曾入党，四十年代初流亡重庆，改名林一青，1947年在广东河婆中学与王一帆等参加粤东大北山游击队，改名林乐恒，现为汕头市离休干部。
②③《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424页、425页，1994年11月海峡文艺中出版社出版。

附：
　　李品珍撰写的《民主报》部分社论目录
（1）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1944.8.30）
（2）寄希望於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44.9.6）
（3）注视湘战（1944.9.8）　　
（4）德国人民的道路（44.9.16） 
（5）为民主政治进一解（44.9.23）
（6）改善儿童教育（44.9.28）
（7）战后怎样处置德日（44.10.6）
（8）系念波兰盟友（44.10.9）
（9）凌虐兵士者死（44.10.13）
（10）根绝苟安逃避的心理（44.10.16）
（11）如何解决波兰问题（44.10.20）
（12）南斯拉夫的再生（44.10.23）
（13）用一切代价保卫桂林（44.10.30）
（14）西班牙骚动了（44.11.3）
（15）发挥义战保卫广西（44.11.5）
（16）罗斯福的胜利（44.11.10）
（17）国父诞辰感言（44.11.12）
（18）祝战时生产局（44.11.19）
（19）国际航空会议（44.11.22）
（20）滇西捷音（44.11.27）
（21）戴高乐访苏（44.12.4）
（22）论黔桂战役（44.12.14）
（23）我们赞成公开竞选（44.12.21）
（24）德军反攻与欧战局势（44.12.23）
（25）完成历史的使命（44.12.25）
（26）瞻望新生的世界（44.12.27）
（27）展开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45.1.1）
（28）战后处置日本问题（45.1.2）
（29）论东南文化建设运动（45.1.5）
（30）祝太平洋学会开会（45.1.6）
（31）从庸俗主义中解脱（45.1.9）
（32）明辨是非与刷新政风（45.1.9）
（33）今日的东南保卫战（45.1.22）
（34）政治上起死回生的开端（45.1.25）
（35）发扬狂气（45.1.29）
（36）我们还需要进步（45.2.2）
（37）论民间娱乐（45.2.12）
（38）把感情注入一切（45.2.16）
（39）政治纲领与政治头脑（45.2.21）
（40）深入研究宪法草案（45.2.24）
（41）政治家的风度与气魄（45.3.8）
（42）论国民大会（45.3.5）
（43）广泛地开展妇女运动（45.3.8）
（44）中学国文教学问题（45.3.11）
（45）国父逝世二十周年祭（45.3.12）
（46）论提高行政效率（45.3.16）
（47）再论东南文化建设运动（45.3.19）
（48）论革新社会风气（45.3.21）
（49）我们怎样进行反攻（45.3.24）
（50）国父如何教训青年（45.3.29）
（51）希特勒快倒不去了（45.4.5）
（52）论文艺作者的修养（45.4.9）
（53）东线苏军即将总攻（45.4.13）
（54）论杜鲁门首次演说（45.4.20）
（55）培植人类关系之科学（45.4.22）
（56）直捣“魔窟”的大攻势(45.4.23)
（57）增进中苏邦交（45.4.27）
（58）新文化建设的途径(45.5.4)
（59）杜、邱、史将举行会议（45.5.17）
（60）关于提高行政效能（45.5.25）
（61）免於恐惧的自由（45.5.28）
（62）注视叙、黎事件（45.6.1）
（63）忠告法兰西友人（45.6.6）
（64）提前举行五强会议（45.6.8）
（65）考古与存古（45.6.11）
（66）世界政治的坦途（45.6.18）
（67）西班牙往哪里去? （45.6.21）
（68）波兰的兴亡鉴（45.6.25）
（69）波兰的问题解决了（45.7.3）
（70）“七七”八周年献词（45.7.7）
　　　　　　　　　　　　　　　　　　　　　［耑青、虞韶年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