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周報》原爲四開十二版，自第二卷起改爲十六開，共十六面，成爲期刊。每期刊稿約三萬五千字，每周出一期。期刊配有厚書皮紙封面。封面圖案除少數採用時事照片外，大多爲套印的木刻畫。刊末署名聯合周報社出版。社址在永安橋尾。
《聯合周報》具有較爲鮮明的進步傾向，它主張團結抗戰，呼籲民主、科學和進步，提倡大衆化。主編蔡力行在紀念《聯合周報》創刊一周年時，曾撰文（載1945年2月3日《聯合周報》二卷二十四期，題目是《本刊創刊一周年》）點名了《聯合周報》的辦刊宗旨。他寫道：“在過去的一年中間，我們始終堅持正確的方針。今天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方針，是建立民主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而本刊的方針，也是辦一個民主的科學的大衆的刊物。” “他的宗旨必須適合大衆的程度，他的業務必須符合大衆的利益。”“在言論方面，我們始終是代表大衆的要求，今天中國人民大衆的要求是加強國際團結，爭取友邦幫助，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實現民主政治，爭取國內進步，發展文化教育，普及大衆知識”。“在國民參政會尚未開會以前，本刊便大聲疾呼要求加強中蘇友誼；在國共談判尚未公開的時候，本刊就大聲疾呼鞏固國內團結；在蔣主席未表示召集國民大會的時候，本刊即大聲疾呼要求提早實現憲政。”
蔡力行在紀念《聯合周報》創刊一周年撰文中提出的辦刊宗旨基本得到實現。該刊緊追時事熱點，側重報道國內外政治時事新聞，觀點趨向進步。期刊辟有“每周短評”、“大衆論壇”、“世界側影”、“世界豆新聞”、“文化消息”等欄目，兼收少量文藝作品。主要撰稿人均爲永安抗戰進步文化活動著名人士，有羊棗、王亞南、章靳以、王西彥、趙家欣、餘志宏、謝懷丹、鄭書祥、李品珍（任遠）、葉康參、彭世楨等人。此外，還刊登過大量的省外其他著名進步人士和進步文化界人士如郭沫若、柳亞子、巴金、章乃器、朱自清、楊榮國、茅盾、唐弢、艾蕪、駱賓基、鄧初民、金仲華、張友漁、千家駒、史東山、谷斯范、戈寶權、蔡楚生、焦菊隱、孫起孟、施蟄存、夏衍、徐中玉、郭大力、王造時等人的文章。
《聯合周報》之所以成爲抗戰時期永安出版的進步報刊，除了其撰稿人中有爲數衆多的進步文化人士外，更主要的是其刊登的文章中，有大量的內容體現出呼籲團結，反對分裂，爭取民主，反對專制，主張全民抗戰，反對片面、消極抗戰，要求抗戰到底的進步政治傾向。
楊榮國在《新民主政治完成抗戰勝利》（載《聯合周報》二卷十九期，1945年1月1日）一文中指出；“但要將日寇趕出中國國境，還需費最大氣力。在這費最大氣力的過程中，固然需要同盟國家的群策群力，但主要的，還需要中國全民的加強合作；要加強全民的合作，就要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各方面的民主化。走上新的民主道路，才能迅速達到新的目的，方能早日完成這偉大的勝利，這也就是說： 抗戰促進世界政治走向新的民主，新的民主才能完成抗戰的勝利。”任遠在《民主的真諦》（載二卷二十五期）也寫道：“我們喊民主政治的口號已經好幾十年了，有的人高興喊，有的人怕······許多有權的人多多少少怕民主。他們以爲民主只是給別人權利，別人權利多了，自己的權利就相對少了，因而對民主不慷慨，這是一種。另一種以爲爭民主便是爭權利，權利到手，民主也到手了，自己不肯運用民主的力量從事偉大的工作。”“一個國家如果使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無法問政，這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才能便全被埋沒，其他百分之十的人民也無法充分發展其才能，結果是大家寂寞以死。”“所以，民主權利是越廣泛越好，越充分越好。”
任遠在《黔南大捷》（載二卷十七期）一文中寫道：“培植反攻（日寇）力量，當然要改善官兵待遇，改善軍隊裝備，加強部隊政治訓練，但尤其重要的，是要真正發動民衆，從事這一義戰。這是戰爭性質決定了的，非民衆普遍地起來抗敵，要擊潰到處深溝高壘的敵寇是非常困難的。我國上下，對這問題久已喊得震天價響了，但仍然沒有做什麽成績。我們說過，動員民衆是一個藝術。把握這藝術必須有至誠之心和認真求進步的決心。”文章明顯批評了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問題上不敢發動群衆，而只是搞片面抗戰的錯誤政策。
一些文章針對國民黨反動派在大敵當前實行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提出了批評；對正當前方戰士浴血奮戰時，國民黨統治區後方還在花天酒地，享樂腐化，官吏與商人相互勾結，大發國難之財的醜惡現象進行了揭露。余鐵一在《關於加強國內團結的意見》（載三卷一期）一文中首先引用《國民公報》社論《團結之言》一段話；“在抗戰中，老百姓並沒有不團結，中央所率的軍隊一直與敵人作戰，中共的遊擊隊也曾與敵作激戰，這些士兵之不惜死傷，百分之百是爲共同的民族。老百姓和士兵沒有不團結。我們的兩黨該怎樣自覺？”而後他寫道：“國人之熱望團結如大旱之望雲霓，在大敵未被擊潰之前，國家所遭遇的危難，是全國人民共同負擔的。在這危急關頭，還有什麽你我彼此之分，還那裏可以計較黨派或個人的利益？”“在廣大的遊擊區裏，今日已産生了不少中共所領導的遊擊隊，這些武裝在將來大反攻的時候，如果國共團結不預早獲得徹底解決，武裝衝突而至消耗國力演成悲慘的結局是難免的。”“可見團結不是爲了少數人而是爲了全國人民；團結不是爲了黨派利益而是爲了全民族的利益；······團結不僅是爲了抗戰，而是爲了實行民主政治，爲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他又指出：“急待改革的弊病仍多，如貪官污吏的徹底肅清。官僚主義作風的根絕。囤積居奇及商業資本過分膨脹，和生産部門資金不足以至影響生活的不良現象的取締。士兵素質的提高，軍隊打罵制度的徹底禁止。軍隊政治工作切實有效的加強。兵役舞弊的嚴懲。新聞檢查與圖書審查制度，在不妨礙抗戰和不違背三民主義的大原則下應儘量的予以改善······等。”批評的物件，顯然是國民黨當局。林煥平在《無題》（載三卷二期）一文中，言詞則更加直捷。他說：“我國的抗戰已經八年了，我們失掉了半壁河山，灑掉了無限的鮮血，雖然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已穩操把握，但我們還未能收復尺寸土地。非但如此，八年來未被打通的平漢粵漢湘桂等路，都被它打通了；八年來未淪陷的洛陽長沙衡陽桂林，如今都淪陷了，真是一種意外的恥辱。”“我們爲什麽會這個樣”呢？這就不能不檢討一下我們近年來的現實了。“我們是‘朱門酒肉臭，野有凍死骨’：前方浴血抗戰，後方歌舞升平；有人流血，有人淫樂；一切貪官污吏，囤積居奇的商人，已養成一種普遍風氣，連深夜做夢也只看見黃金，發財至上，享受至上，什麽抗戰建國，很像和他們隔了幾個世代一樣。而這些人們，又是長袖善舞，神通廣大。憂國之士，弱小百姓，都莫奈他們何！”“英美蘇聯等盟邦，一切都爲了前線，所有衣食住行各方面，將士們都吃之不盡，用之不竭；而後方民衆，反而是忍饑受寒，艱苦備嘗。我國則又剛剛相反，前方將士，衣不蔽體，食不半飽，營養不良，疾病叢生，荒野垂危，苦無醫藥。後方的暴發戶們，住必洋房，衣必錦繡，行必包車，吃必珍饈，一席萬金，視若等閒。物價愈漲，利潤愈厚；利潤愈厚，享受愈豐。仿佛世界屬於他們，日本人給他們送機會發財。”
《聯合周報》在開展對文藝問題的討論時，一些文章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如清水的《東南文化自給自足》（載二卷十期）提出：“如何實現東南文化的普及與提高，如果說今日文化的提高是一個大問題，則東南文化的普及將更爲重要。”“真能普及，即能提高，只有在普及中的提高才是真的提高，只有提高中的普及才是較易的普及。”任遠在《完成新文化建設工作》（載三卷十一期）一文中則提出：“我們所以要建設的決不是全盤西化的文化，也不是復古的文化······中國的新文化，是科學的，民主的，大衆的，民族形式的。”文化運動是不能脫離當前的政治運動而獲得成功的。今天的政治運動是以抗日，反法西斯、反倒退主義爲其本質的。”肖振宇在《樹立新風氣》（載三卷十二期）一文中指出東南文化工作者必須做到的幾點是：一要深入全盤地瞭解東南的具體情況，“並繼承東南過去的文化運動的傳統”；二，不要閉門造車，“坐在書房裏做洋洋的大文章”。三要“統一理論與實踐”，“不作庸俗的實際主義者”，“也不作空頭理論家，只顧唱高調，說漂亮話。”四是“疼愛人民，‘用全心靈和人民擁抱’的精神，應貫徹到實際生活，實際的工作中去。”五是“寫文章要內容充實”，“反對晦澀枯燥，言之無物的八股文章。”這些觀點都是正確的。
《聯合周報》發表的一些有關蘇聯的國際評論，對蘇聯均持友好態度。如力行《怎樣加強中蘇友誼》（載二卷六期）一文就說：“加強中蘇友誼這一問題所以成爲今天全國同胞所關切的問題，絕對不是偶然的，自從對日作戰以來，蘇聯便成爲中國最可靠最親密最能共患難的朋友。”蔡力行在《國父對於蘇聯的認識》（載二卷十二期）一文中又說：“很明顯地，國父認爲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布爾什維克党能夠領導這一鬥爭，他能夠樹立革命的紀律，把黨員的力量集合起來，他能夠認識環境的需要，把革命的軍隊建立起來；他能夠不屈不撓的奮鬥，不和反革命分子妥協，然後他才能夠成爲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農民士兵聯合起來推翻沙皇專制政權，打倒帝國主義。”《聯合周報》的進步政治傾向在這一方面表現是很明顯的。
一些較爲著名的文章，如羊棗的《從史達林格勒到柏林》，王亞南的《論戰爭與社會進步》、《論社會科學的應用》，郭大力的《論農村不等價交換》，郭沫若的《秦楚之際的儒者》等，都先後在《聯合周報》上刊登，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該刊的影響力。
《聯合周報》創辦的時候正是中國抗戰進入局部反攻的階段。日本帝國主義南侵後由於戰線過長，造成兵力分散，首尾難顧。日本帝國主義對福建內地鞭長莫及，主力未能進入，僅佔領了沿海的一些地方。劉建緒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間，因其與蔣介石有矛盾，劉本人又有一定的愛國思想，因而在福建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政治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容留了不少進步文化人士甚至共產黨人，有力地支援了永安的進步文化活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聯合周報》適應時代潮流，具有較強的戰鬥性。它與同在永安出版的《國際時事研究》、《民主報》一起，成爲抗戰時期永安進步文化活動的一大主力，在政治上基本體現了要求民主，反對專制，要團結，不要分裂，堅持抗戰到底，反對投降賣國的進步傾向。它提出“一向以大衆的立場爲立場，以大衆的要求爲要求”，“不管大家的意見有什麽出入，只要有利於抗戰，有利於團結，有利於民主，都是我們所歡迎（見載三卷三期莊支戎《國人所熱望的民主政治》一文）的主張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孫用《東南文化建設運動頌》一詩（載三卷三期）寫道：“我愛讀《聯合周報》，它是進步的期刊；東南出版社也正是，一家新興的書店。它們同在東南一角，艱苦地爲文化盡力。現在，它們合作了，這是可喜的消息。它們原是文化堡壘，聯合了的力量更大；這對於文化建設，勝過一切空話······”
1945年7月，永安“羊棗事件”引發了“永安大獄”，東南出版社負責人全部被捕入獄，該社隨之關閉，東南出版社接辦的《聯合周報》亦被迫停刊。該報前後創辦僅一年零五個月。
——原載于《福建新聞資料》第11期第11至13頁
附：胡锐颖先生给永安之窗的信：
编辑先生:
我的外祖父蔡力行先生抗战时期在永安从事抗日救亡文化事业,创办<联合周报>,任东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我已经寻找他的资料多年,现将<坚持抗战争取进步的联合周报>和<在东南日报的日子里>两篇文章在附件发送给你,可否发表于永安之窗.
"联合周报"一文为前永安党史办张和陆先生所作,是最早评价<联合周报>的文章;而<东南日报>一文为先外祖父遗作,参加发表于<老报人忆东南日报>一书,此两文如可发表,可补抗战文化空白,非常感谢您!
敬祝
夏安!
深圳胡锐颖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