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悠久的客家土纸
据《中国书法工具手册》记载，将乐是我国南方最早出产毛边纸的地方。一千多年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将乐的龙栖山已开始生产毛边纸。至北宋时，将乐、宁化等地造纸术更臻完备，将乐的西山纸、宁化的玉扣纸等名闻中外。明清时代，三明各县的造纸业已相当繁荣且久负盛名。清康熙编《四库全书》时，曾派钦差征调将乐的西山纸。《将乐县志》（乾隆版）载：“西山杨家山、义丰图皆造书纸，然杨家山者薄而不白，义丰图胜而廉格甚小，多运江右湖广间货之。”这一时期，永安土纸生产已很发达，《永安县志》（清雍正版）载：“猫竹，桂溪人用造纸，行贩四方，今呼为贡纸”。
客家地区的纸材，有生料、熟料之分。生料纸（沤腌法）一般称为“毛边纸”，熟料纸（蒸煮法）通常称“连史纸”。毛边纸厚者称“重纸”，上品称“玉扣纸”，薄型者称“长行纸”。抗战前后还有一种“大广纸”，即将“长行纸”扣计（长、宽）加大与“玉扣纸”相仿，仍为薄型纸，是为了刊印（报刊、书籍）市场需要而产。
清代，永安土纸主要产地有十几处，如西洋的桂溪、城郊的罗家山、大湖的岭后、洪田的忠洛、安砂的培竹、槐南的梧桐洋、罗坊的溪源等。著名的土纸有桂溪文章纸、岭后玉扣纸、忠洛夹纸、梧桐洋洋纸、溪源大连纸和罗家山毛边纸等。
客家土纸生产，至抗战前后，大体仍保持着唐宋时的风貌，如纸厂多选在竹林集中、水源充足的山麓谷口，厂房分槽间和焙间，中间有隔墙分开，以防纸槽、纸榨、踏料斗受烟尘污染等。土纸手工生产工序复杂，永安与将乐、宁化等地基本相同。如原料采集时间都是从“谷雨”开始至“小满”止，有“竹麻不吃小满水”、“小满过一天，竹麻烂一寸”等说法；备料需经劈山、砍嫩竹、断筒、削皮、破竹麻、挖湖塘（浸腌池）、备撒石灰、浸漂、腌渍、剥料、压榨等工序；造纸流水作业包括耘槽、检料、榨料、踏料、搅料、扛帘、榨纸胚、湿压、湿纸、切边、牵纸、烘焙、干纸裁边等，最后计量整理包装销售。
永安的名土纸属桂溪的文章纸，始于清雍正年间，当时又称京庄纸。以纸色雪白、墨不浑化、久不褪色、韧性强而闻名；至民国初期，桂溪的文章纸年产量达5000多担，远销上海、北平及东南亚、美国等海内外。民国期间，永安大湖岭后玉扣纸的产量跃为榜首，年产土纸3300刀（每刀200张），约占全县产量的一半。
二、空前发展的土纸产业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东南沿海亦遭日军铁蹄蹂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5月内迁永安。从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前后7年多的时间，作为临时省会的永安荟萃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各项进步文化活动，为推动抗日救亡，实现民主政治，繁荣东南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出版和新闻业特别兴旺，在前后7年多时间里，相继涌现的出版社39家，新闻通讯社4家，发行机构15家，印刷所19家，先后编行报刊13种，期刊杂志129种，各类书籍800多种。
恰是这一时期，原本享誉在外的永安纸业，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满足了日益兴旺的印刷出版市场，其纸业得到空前发展。《永安县概况》（1945年）这样描述到：“本县山峦绵亘，盛产竹林，为造纸原料。抗战爆发后，海口封锁，洋纸无法输入，土纸遂代而起，故近来此项业务，颇为兴盛，全县计有纸槽户540余户，工人数约3800余人，所产纸类有土报纸、毛边纸、甲纸、尼海纸等多种。每年产量平均在25万余担，价值14500余万元，以槽户多者三、四十万元，少者五、六万元，不等。惟纸农因资金缺乏，制造袭用旧法，目前如不加以积极改良，将来洋纸输入，土纸难与竞争，只有趋于没落之途。近年省当局对于此项生产颇为注意，本年度曾定纸业合作贷款200余万元，以为扶植，但制造方面尚须专长此项技术人员，加以指导，始能改良而继续已有之繁荣。”“本县输出货物以纸、笋、菇、木材等为主，每年输出纸有5850余担，价值1170余万元……其中纸之输出每年占总值百分之二十七点四。”
另据当年曾在永安从事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到印证。如叶文煊在《我与“老百姓”》文章中写到：“……我们报是用土产毛边纸印的……这家私人印刷店，工人有相当文化水平，印刷技术也好。每五天一期，印数长期保持在四、五千份左右。”李振林在《关于东南出版社》一文中回忆到：“从物质条件看，战时的书报用纸都是国产毛边纸，而福建的书报用纸，比较洁白匀净，用出来字迹清晰美观。”
如果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其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内容之广，战斗性之强，斗争之激列，在东南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可想而知，当时政治环境既十分险恶，物质条件也极端缺乏，还有交通的阻隔和其他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客家土纸的充足供应，保证了大量进步文章读物的发表出版，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果当时缺乏土纸或供应不足，那么，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就缺少了控诉的载体；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后方劳动建设大军及沦陷区人民不愿作亡国奴而奋力抗争的英勇事迹就得不到热情讴歌。因此说，客家土纸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