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29日,我在北京邀了永安一中老校友赖林嵩一起拜访了雷风行学友。赖林嵩、雷风行两位学友一个曾任《中国人口报》总编辑,一个曾任《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我比雷风行高一届,可以说是同一时期在永安一中求学,但原先并不相识,这次拜访是初次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现年已63岁的雷风行,精力还相当旺盛,目前仍在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担任高级策划经理。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促膝长谈。赖林嵩、雷风行是55届、62届永安一中的高才生,也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才生。他们一见面就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等话题。我十分钦佩这两位学兄学业优异超人、事业颇有建树的骄人人生。风行学友信手从办公橱柜里拿出几本他新近出版的著作,介绍他写书的乐趣,也同我们讲述他自己的学生生活和人生故事。
贫寒少年的读书追求
雷风行校友的故乡是宁化县城。提起“宁化故乡”,令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在宁化工作了20年,宁化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宁化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雷风行的弟弟雷风辉(曾任宁化县政协委员)也是我在宁化的朋友之一。
在“唯成份论”的年代,少年时代的雷风行虽然是宁化城里的贫穷市民子女,但他并不是“红五类”子弟,只因他的舅舅在台湾,当时被视为有“台海关系”的“另类”家庭出身。他说:“我并非‘红五类子弟’,也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不知为什么却从小酷爱读书。记得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开始借阅了《三国演义》、《水滸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五虎平西》、《兴唐传》等古典名著。书中字当时并不都认得,但意思却能看懂,即古人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凭借书籍,我的语文写作成绩在班上遥遥领先。到小学毕业时,我已将家乡宁化县城能借到的古典小说都读遍了。当时我曾将所读小说书目按年代从古到今排列,足有数百本。我爱读书,但家境贫寒又不允许我多读书。小学时我就过早地挑起了为家分忧的担子,课余要承担砍柴、挑水、种菜、拔兔草等家务。我母亲不识字,她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迷恋书本,一次我放学后光顾看书忘了浇菜,她愤然将我手中书抢了过去扔在灶中烧了,并规定我必须干完家务活后才准读书。于是晚上才是我读书的时间,有时读起来通宵达旦,一夜能读20多万字。10岁那年,为了糊口我曾休学,赤着脚,翻山越岭,步行150多公里,到临县建宁县一家照相馆当学徒。名为学艺,其实每天为老板干挑水、做饭、看孩子等杂活。半年后,我又回家继续上学。这一经历使我长大了许多,从此我更珍惜读书时光,深知它来之不易。”
讲到这里,风行学友的心情略显沉重而有些激动。在1955年寒冷的冬天,他举家迁往永安落户,进入永安山边小学就读。他说:“我1956年11岁时从永安山边小学考入永安中学。记得在招收的300名考生中,我的考分成绩排第21名。在中学各科中,成绩都不差,但我最喜欢的是语文与历史,尤其喜欢作文课。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在学好课堂内各科教材的同时,又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有计划地读书。记得初一时有次写作文《我的理想》,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在作文中写道:‘长大后我要当名作家’。由于四大名著等书己在小学时期读过,我在初中时读的课外书是《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西厢记》等书籍,还背下不少名篇佳句。我初中时就备有两本厚笔记本,读书时边读边摘录好词汇,按风景描写、心理感情描写、外貌服饰描写等分门别类地抄录在本中。我还借了《简明汉语小词典》全本抄下。当时家里穷,买不起词典,这抄词典比买词典效果更佳,记住了许多成语。现代文学家郑振铎小时候家穷买不起书,常借书抄录,他曾称自己是‘贫儿暴富’,即物质生活贫困,但精神上富有。对此我颇有同感。我爱读书,家里买不起书,办法是借。永安一中图书馆成了我的乐园。我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唐诗、宋词、元曲等,并抄下了大量的佳句。这时同样因家庭经济困难要种菜、养兔子等,每天放学回家干完家务活后就没有多少时间复习功课、读课外书了,怎么办呢?主要靠课堂内提高学习效率。这就使我养成珍惜时间、讲求效率的习惯。”
风行校友风趣地对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年春节,永安县工人俱乐部举办灯谜晚会,我也挤在人群中凑热闹。开始时我看大人们如何猜,后来逐渐摸出了规律,也能猜出一些了。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张志华老师在黑板报上登出四条数学灯谜,并标明猜中者到数学组领奖。我很快便都猜中了,领了奖,这比考試得100分还高兴。1960年春节,县工人俱乐部依然举办灯谜晚会,这次我锋芒初露,屡屡猜中,居然囊括了谜会的一半奖品。‘一个毛孩子猜中这么多?’灯谜主持人怀疑是否跑了谜底,多次考问我。其中有一条谜面是‘打姐姐’(猜一京剧名)’,我猜‘十三妹’。主持人问我为什么?我说‘一打为十二,她有一打的姐姐,不就是十三妹吗?’我凭着语文功底,不慌不忙地将猜中的灯谜逐条当众解释。主持人服了,还邀请我为下次谜会编制灯谜。”
雷风行读中学时正是从“大跃进”到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度过困难,永安一中组织和支持学生勤工俭学。雷风行重新提起他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学生生活。他在《人生难忘少年时》一文是这样写的:“1958年暑假,学校组织学生搞勤工俭学,我和年级的十多名同学到离城约二十公里的洪田乡热西村参加兴建洪田煤矿的劳动。我们的任务是上山砍树、砍毛竹、搭工棚,为煤矿上马作前期准备。体力强的同学每天能挣1元,当时我年小个矮,每天是八角五分钱。虽然给钱不多,活很累,但我们都干得很卖力,半个多月下来,学费、书费都解决了。开学前夕,我们拿上工钱,挑着行李,高兴地步行回家。开学后,全国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们初三学生则上山烧木炭。我和同学们来到深山,砍树、挑运木炭,一干就是几个月,地点就在离永安城12公里的大炼村河对面的深山密林中。那时我和一些同学穷得没鞋穿,光着脚在深山草丛中砍树,脚上常被刺枝扎出血,有时伤口还发炎化脓。”
艰苦环境培育人才。雷风行自幼勤奋读书,善于读书,在书海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和令人羡慕的学习成绩,得到了老师们的赞扬。初中时他的作文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有的在课堂上宣读,有的张贴在墙上。高二时全校举办作文比赛,题目是《学习必须刻苦》,他引经据典,列举古今中外名人的成才之路,论证学习必须刻苦,比赛揭晓得了第一名。高三时学校举行对联比赛,他也得了第一名。
1962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大学压缩招生,全国仅招9.5万人,是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永安一中百名参加高考的同学中,考上大学的仅5名,雷风行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录取,整个三明地区7县市考上北京的仅他一人。到大学后他才知道,他高考成绩平均87分,不仅在三明地区是最高的,在他所在的北师大教育系年级里也是最高的。
笔耕不辍的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雷风行考上北师大以后,大学图书馆的几百万册图书,成为他求知的乐园。他说:“大学時期,是我人生中博览群书的黄金时期。当时我是班上的学习班长,曾组织同学一起采访老教授,请教治学方法,并举办读书笔记展览,主编刊物。此时我读书方向已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博览文、史、哲、经、教诸学科的中外书籍。大学五年的寒暑假,我仅回家一次,这寒暑假期成了我读书的最佳时间。我一两天啃一本书,边读边做摘录笔记,遨游在书海中,忘却思乡思亲之愁,自得其乐,那种自由自在读书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仍令人神往。”
从大学二年级起,雷风行已不满足于单纯读书,开始为报刊投稿写文章了。他第一次写作的文章是《试谈学生的主动性和教师的指导作用》,文章寄出后很快刊登在1964年6月20日《文汇报》四版头条。这是他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性文章。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他尝试着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教师与学生这对矛盾,运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观点,强调教师的教必须调动学生主动性才有效果。若否认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那是唯心论;若离开学生主动性来谈教师主导作用,那就会走向机械唯物论。40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该文在理论上仍是站得住的,既没有迎合否定教师作用的“左”的思潮,也符合今天重视学生主动性的素质教育,这应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分析。这也许就是《文汇报》编辑们看重该文理论上的某些新意吧。此后,他有意识地将读书与写作结合起来,确定选题后围绕选题有目的地读书,以写作带动读书,用读书丰富写作。大学期间他先后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走上工作岗位后,他又将这一方法拓展为读书、实践(采访)、写作三结合。这种方法使他终身受益。
1967年,风行学友大学毕业了,虽在人民日报理论部短暂工作过,但在的“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下,大学毕业生必须到基层锻炼,当时称之为“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厂矿、基层、边疆)。风行校友被分配到铁道部齐齐哈尔车辆厂当电焊工,后到厂工会当宣传干事,开始了10年之久的北疆生活。艰苦的工厂生活,更加磨练了风行学友的奋斗意志。由于他理论功底厚,写作能力强,1978年《人民铁道》报复刊时便调他进京担任编辑。
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潮流中,雷风行的才学潜能得以逐步发挥。
雷风行搞新闻有一股不甘平庸的创新追求,先后有12篇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中国产业报好新闻奖、铁路好新闻奖。1993年的一天,他与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乘火车回北京,旅途中他采访了70多岁的项老,写下专访《项南:“我真为铁路交通着急”》,获项老好评。1995年秋,他赴台湾探亲,当时大陆记者还不能赴台采访,他写下《海峡两岸婚姻写真》、《台湾报纸面面观》、《竞争激烈的台湾出版业》、《在台湾坐火车》等,刊登在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等报刊上。在他的新闻作品中,有采访茅以升90寿辰的通讯《桥梁专家茅以升》;有通讯《中南海访万里》,1998年获中国产业报好新闻二等奖;有采访原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通讯《度尽劫波霞满天》、采访老作家萧乾的《萧乾老人与铁路》等,作品多为独家新闻,被其他报刊所转载。
人们常称新闻作品是“易碎品”,但雷风行在新闻中求新求深,这得益于他长期读书所打下的理论功底。针对铁路运输业长期滞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1991年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撰写专论《铁路建设资金紧缺的出路与对策》,发表于《瞭望》周刊、《经济日报》“每周经济观察”栏目、《人民铁道》报,该文受到铁道部领导好评,并被中央党校评为优秀论文。此后,他又撰写了专论《重点发展铁路应几十年不动摇》(人民铁道报1993年7月6日)、《确定发展目标,保证资金投入》(人民日报1993年5月10日),提出铁路由滞后型到适应性、超前型的三步走发展思路。
在27年的新闻生涯中,雷风行有21年担负主任、副总编等领导职务,既要忙于编稿审稿看大样,还挤出时间自己采写新闻,配发评论。27年里他累计在《人民铁道》报及全国20多家报刊上发表各类新闻作品1500多篇180多万字,是铁路新闻界公认的高产记者与高产作家。为什么他能保持旺盛而持久的新闻写作势头?在一次为《人民铁道》报青年编辑介绍经验时他总结两点:一是熟悉新闻业务与铁路业务,掌握实际情况,掌握十八般武艺,能根据需要得心应手地使用各种新闻体裁,思路开阔,内容广泛。二是吃苦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源于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源于敬业精神与职业道德。1987年在采访大秦铁路施工时他为五万建设大军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所震撼而流泪,激励他把勇士们的业绩写出来。一万字的长篇通讯《长城下一条巨龙跃起》,就是他一个晚上通宵达旦饱含激情赶写出的。
曾获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李国文在雷风行的《片叶集》序中,这样评价他的工作:“雷风行虽然长期在人民铁道报从事新闻工作,但他兴趣比较广泛,涉猎的方面比较宽阔,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加之他博闻强记,刻苦钻研,好学不倦,广采众纳,能融通各家之长,摄取多方营养。所以,他写新闻也好,写有关铁路、社会、人生的文章也好,以及人物传记、治学成才、理论研究、杂文随笔等等各式各样的作品也好,他能够不拘一格地放手写去。这样,新闻中表现出一定的文学素养,而文学作品中又流露出新闻的敏锐,这也是相当难得的了。从他这几年出版的书来看,说雷风行是一位‘杂家’,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能应付,因而显示了他的实力,这个评价大概是比较准确的。雷风行的笔下,不光写了人,同时写了时代,实际上也写了历史。这不仅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表达了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有耕耘就有收获。2004年11月,雷风行荣获第六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这年11月7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湖北荆门市举办“庆祝中国记者节暨新闻工作者获奖晚会”,雷风行和其他获奖者手持鲜花站在主席台上。当主持人朱军请获奖者用一句话概括感受时,雷风行对着朱军的话筒回答:“新闻工作者应始终与时代同行,与群众同心,与祖国同荣!”中央电视台在转播晚会实况中,播发了雷风行的铿锵回答,道出了75万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心声。
书生本色笔端春秋
雷风行于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一名业余作家,他在繁忙的新闻工作中,挤节假日与晚间业余时间写作,20多年来已出版了21本书,总计约430万字,发行57万册。
“你本身工作忙,还能一年出一本书,20多年出20多本书,你这高产稳产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好奇地问他。
雷风行谦虚地回答:“高产谈不上,前些年我在上海采访著名作家叶永烈,当时他已出版了150本书,我这20多本书算不了什么。当然他是上海市专业作家,我作为业余作家,以做好本职工作为主,一年一本书主要靠挤晚上和节假日时间写。”
1982年雷风行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书《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当时全国一年出书才一万种(现在全国一年出书已达20万种),这本书当时出版社再版印了七次。1985年他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谜语趣话》,被全国总工会定为全国职工读书自学活动推荐书目;同年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名人和他们的老师》,被团中央、国家教委、文化部列为全国红领巾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并于1991年为台湾图文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神州大动脉》,被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五个一工程”推荐作品,获中国铁路第六届文学奖。
雷风行写书注重从读者需求出发选题,多是选前人没写过的,读者需要的。名家是如何读书的?从大学时起雷风行就一直注意收集和研究这方面的资料,长期积累,终有所得,2000年终于出版了《中国名家读书法》。该书介绍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毛泽东,从鲁迅、胡适到刘绍棠,从华罗庚到杨振宁、李政道等中国古今百位名家的读书方法,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作家李国文称它是一部值得放置在案头的“很有用的工具书”。该书出版后,2004年出版社又第二次印刷出版。
雷风行办事与写作人如其名,作风雷厉风行。作家叶永烈首次见他就对他名字发生兴趣,称他“人如其名,做事干脆利落,确实雷厉风行。”2005年2月一天,史丰收速算法发明人史丰收找到雷风行,想请他撰写长篇纪实文学《史丰收数字传奇》,希望他能当年写完当年出版。雷风行过去曾采写过史丰收,当即回答说:“关键在素材,只要有材料,写作不成问题。”此时的史丰收身患抑郁症,多次在深圳住院。雷风行平时上班没时间,只能利用“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时间赴深圳采访,收集资料,并在北京采访有关人士。当年11月,一部35万字的打印书稿按时交到史丰收手中,当年年底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册。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杨海波、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与何祚庥同时为该书作序。长篇纪实文学《史丰收数字传奇》,全面记述了史丰收发明速算法的曲折的成功之路,生动展示了26年来他呕心沥血推广速算法的艰难历程,并首次披露他成名之后的忧郁与面临新的人生挑战。2005年12月31日,史丰收速算法发明35周年暨《史丰收数字传奇》首发式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称:“史丰收速算法是一位中国农村少年的发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教育科学史上的奇迹’。这本记述史丰收成功之路的书,是激励广大青少年创新成才的好读物、好教材。”成功的后面是艰辛,雷风行说,为了如期完成这本书,他一面要干好本职工作,一面挤业余时间写作,半年多里没休过一个双休日。
在采访雷风行时,我翻阅着他出版的20多本书,有《伟人与中国铁路》、《群星从这里升起》、《片叶集》、《跨越春秋》、《姓名与人生》、《解读名人姓名》等,这些书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强,有的多次再版,有的已成为畅销书。这21本书内容广泛涉及文学、历史、教育、哲学、经济、科技、新闻等领域,从中可窥见作者宽广的知识面与文学功底。
回到读书与写作的话题,雷风行说,钱钟书先生曾留下一句名言:“要想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到图书馆里,得先把图书馆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此言颇具哲理,对他影响很大。前不久雷风行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查资料,信手在藏书目录厅本人的条目中查得他已出版的十多本书目录。这是耕耘后的收获,是寂寞中的慰籍,我想,这也是社会对于一名作家长期读书与写书的回报。
雷风行写作所得的稿费有一部分用于买书。他说他现在家中已有1万多册藏书,什么资料哪本书上有、搁在什么地方全在他脑海中。他曾在《跨越春秋》一书的扉页上感慨题道:“流年似水,岁月如歌。回首往事,只留得书生本色,笔端春秋。”
我作为一名学友,有感于风行学兄的执着与韧性,不免无限惭愧。离别时,他深深地握住我的手而久久不肯松开……
(2007.11.19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