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3日,李品珍在《建设导报》上全文转载了茅盾的《论所谓“生活三度”》,论文原发表在重庆《中原》杂志上,文章借作者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传播了群众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那时马列主义的词句是不能见诸国统区报端的,所以像这样的文章就是报纸能够刊出的最理想文章了。论文在永安转载后,在永安文化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1944年冬,东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时轰动永安和东南各省的一本好书,这书名为《方生未死之间》,是以于潮(乔冠华)著作的《方生未死之间》和茅盾著的《论所谓“生活三度”》等6篇文章汇编成的一本丛出。当时,李品珍为它写了一篇序言,序言指出:“这里的六篇文章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上最佳的收获。”“‘方生未死之间’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生活的精神武器。它告诉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它告诉我们改变生活态度的关键之所在,它告诉我们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之如何互相渗透地构成伟大生活面。”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影响很大,该书向时代发出了强烈的呼声:“我们正在方生和未死之间,旧传统的遗毒还没有死去,新文化还没有普遍地生根,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我们不能跳过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我们要缩短诞生的苦痛”,并向人民发出战斗的号召:“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中国的土地再也不能沉默!”该书阐明了“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灭亡,新的向上的一定要成长”,激起了千万人民的猛省,唤起了热血青年的抗日救国热情。《方》序在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中,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曾朗诵作动员文件;永安的大中专学生,续了此书,纷纷走出课堂,奔上街头、农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宣传抗日的洪流中去,影响很大。
1945年2月,东南出版社又出了一本好书。那是张天翼、王昆仑等红学家的论著《贾宝玉的出家》,李品珍在序言中指出:“这本书里,除张先生的《贾宝玉的出家》外,还包容另外的九篇文章。这另外几篇文章中也不少发人深省的言谈,因大都仅系书中人物之评价,这里不再介绍了。关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奇书,原不是几篇短文可以掘其真价值的,如环境生活许可,拟作一长文再谈谈,且记在这里,真是多一根鞭策自己的鞭子”。李品珍当时是处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在百忙中撰写宣传抗战文章,又抽空写读“红楼梦”心得,为《贾宝玉的出家》作序,可见他对部分读者读不懂这部奇书的急切心情是多么深切!他指出“《贾宝玉的出家》这名叫《贾宝玉的出家》,并不是仿短篇小说集的例子,取其中一篇为名,乃是因张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恰恰道出了《红楼梦》的主题。”李品珍自已评价他写此《序》“比较有社会影响”,现在我有幸读了他的原著后,觉得这篇《序》言确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当时读这本奇书的主要对象是青年读者,正如《序》中说,当年“朋友们谈《红楼梦》的,总是分为两派,一派人说它是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写作的一部大作品,是文艺学徒很好的标本。但是,说来说去,如是而已。至于那些在今天还认《红楼梦》为诲淫之书,贾宝玉乃是一个大草包的,则这个世界早已不需要这些爷们的存在,去他的罢,不必谈了。听了这些流行的高见,心里总觉不服气,而自己又说不出不服的地方在哪里,闷了多少年了,直到张天翼先生的《贾宝玉的出家》发表后,我看了再看,才拍案叫绝,认他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于是,李品珍为《贾宝玉的出家》一书作了长《序》,《序》中向广大读者指出:“今天读《红楼梦》的,应该知道宝哥哥所否定的只是当时的腐烂社会,却不是什么红尘,他是一位公子哥儿,他那里会知道那万恶社会的偷天换日的手段。但是,宝哥哥尽可不知道,我们却一定要明白。红尘生活是可爱的,不可爱的是那浊乱红尘生活的力量。如果让贾宝玉自己去安排红尘生活,叫他去娶了林妹妹,让他去自由发展的才能,他的生活一定是惬意的。而林妹妹也不会时常哭脸了。如果她要哭,她一定是哭我们这人生的美丽。造物主把宝玉从青埂峰送到红尘中,却不给他安排红尘生活的自由,他当然只好出家,回他的青埂峰去。《红楼梦》的悲剧性便在这里。”
李品珍当年写此《序》,引导广大读者读《红楼梦》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可惜,李品珍写此《序》时,我这个现已年过古稀的文化界里的“龙套”,那时还在山窝窝里念“人之初”呢,那知道人世间还有《红楼梦》这部引人入迷的奇书。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我有幸进入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才不得不读这部称之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那时有老师的指导,有青年文艺批评家李希凡写的文章,对读这部奇书,才有了肤浅的认识,才知道贾宝玉是一位被封建礼教毒害而出家当了和尚的悲剧人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