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欣老人的走笔人生（三）

　　赵家欣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研究、考证、核实、宣传、利用等项工作，曾给以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的支持是长期的、自始自终的、真心实意的。自从1983年我们开始征研永安抗战文化史料时起，他就不遗余力地进行支持和帮助。记得我和我的同事到福州第一位采访的老同志就是赵家欣。他送给我的第一本资料书是《风雨故人情》。在此后的20多年频繁交往中，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人格深深感动了我，激励了我。
　　当我们经过一年多时间征集资料，完成史稿《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综述第三稿寄赵家欣审阅之后，赵老于1984年12月31日来信说：“三稿初读一遍，比前稿好多了。经与叶康参同志商谈，建议有些地方不必写得太细，可以略事删削……你们不辞劳苦，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份很有分量，十分有意义的史料。你们的精神值得钦佩、学习。”并说：“85年纪念羊枣事件四十周年和抗战胜利40周年，不知永安有无什么活动，信中望告。”这时，永安市委和党史部门正积极准备召开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
　　1985年9月，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在永安顺利召开。赵老除了提供很有份量的史料之外，还在会上对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党对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领导、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等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把“羊枣事件”的全过程搞清楚，于是写出《羊枣事件始末》一文寄他审阅，他于1987年5月27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读了二遍，整理得很好，很完整。我个人见闻有限，仅就所知，把认为一些需要补充、修改以及可能打错的字，从头开列，供参考。还望广泛征集当年在永安的老同志的意见，把文章修改得更完整。”这样一篇近2万字的史稿读二遍，说明他助人的真诚。
　　我们于1988年出版了一册《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寄给赵老阅后，他于同年10月22日给我来信写道：“《学术讨论会专辑》已收到，今日又收到勘误表。……59页注①当时在永安的地下党员，提到几十个人名字，其中有的我不认识，大部分人我是熟悉的。如苏节、何柏华、郑书祥、周左严。而叶康参名字未列入，他是1934年入党的，38年、39年在南平负责编印中共闽江工委领导的《老百姓》。陈矩孙、黄卫世逝世前解决党籍问题。张立（魏然）和柯泳仙至今似尚未恢复党籍。在美国新闻处的彭世桢（已去世）、郑公盾都是党员，未被列入。谢怀丹是早期党员，现在党籍问题已解决，也未被列入。郑公盾是48年重新入党的。当时情况各人不同，但大部分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就是羊枣也是‘文革’后才由周扬证明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至于何柏华，当时也无组织关系，直至去世前没有恢复。49页大湖永安师范学生运动，提到何是党员，不符事实。因为这是严肃问题，所以提供你参考……此书虽有若干排印错误或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仍不失是一册有史料价值的资料。感谢你们的努力。”他就这样对该书进行认真的核实订正。
　　对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宣传方面，赵老亦尽其心力。1991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我们筹备设立“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时，赵老就提供了资料，并来信作指导。当他看了陈列室《解说词》后，于1992年2月5日给我来信说：“陈列室的建立，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尤其重大，可惜的是放在我案头上的‘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照片中的一些老同志，已相继离去，而那本书至今未能出版。希望三明、永安方面，力促其成，以慰众多老同志的期望。”并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是个长期、固定展览，解说词中几个地方有出入，附寄所看到的，供参考。我希望有生之年，能与一些健在的老同志旧地重游，并参观这一极富历史意义的展览。”1992年9月21日又来信说：“陈列室展示的《抗战时期到永安工作活动的地下党员名单》，应慎重审核。如姚勇来，在台和大陆熟悉他的朋友，一再核查，都不能肯定姚曾参加过组织。人物简介，也须慎重核对。如何柏华，解放后任福州八中副校长、福州市政协常委，不是校长和主席。”并说“去年底，金华浙江师范大学来了三位教授和讲师，他们正在收集编辑《战时东南文艺史》和《中国东南抗战文化史论》，是‘八五’计划的课题。从计划看，似以浙江为重点，我向他们介绍了战时永安文化活动概况，引起他们的重视，近日来信说将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我介绍他们到永安来一趟，向您了解情况。”赵老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来信订正史实的。直至2006年6月10日他还来信惦记此事：“永安纪念馆悬挂六名中坚人物照片，缺黎烈文，我已找到黎照片，不记得有否告知永安补进。”
　　由于《民主报》社论不署名，为了弄清撰写社论的实际作者，1992年10月上中旬，我们邀请了赵家欣、李品珍、王一帆、徐昭华四位老同志来到永安，进行考证、辨认。在此之前，赵老得知此事，十分高兴，故于1992年2月5日，给我来信说：“得知《民主报》社论已拍成照片，并将放大，收集工作不易，感谢您和永安党史办同志的辛勤努力。永安时期，是我们永难忘怀的岁月。您为保留这页光耀千秋的历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于是，赵老、李老和王老三老及徐昭华于1992年10月上旬汇集永安，为时9天，阅读、回忆、研究、辨认所征集到的360多篇《民主报》社论。他们住在招待所，每天准时到党史办上班。他们根据当年撰稿人各自独特的写作风格，笔锋所向，加之细致的回忆，然后才郑重地审慎地确定每篇社论出自谁的手笔。结果辨认出羊枣67篇，李达仁64篇，赵家欣37篇，叶康参31篇，余志宏4篇，谌震2篇，郑书祥2篇。尽管作了最大努力，仍有100多篇社论未能确认作者。李品珍当时就指出：“一般来说，这些社论水平均较高，其中不少卓见，如谌震关于孔子的社论以及本人论生活态度的社论，当时即有较大社会影响。”这项工作，如果不是赵家欣和李品珍等当事见证人的考证认定，就无法确定羊枣等在永安撰写文章的篇目和数量。因此，这一辨认、考证成果，是对永安抗战文化史资料征集工作所做出的可贵贡献。
　　《民主报》社论作者考证、辨认工作结束之后，他们参观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赵老回福州后，以《一部教育后代的活书—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观感》为题，在1992年12月22日的《福建日报》第7版发表长篇通讯。文中说：“深秋十月，我和在广州、汕头的两位老友，应邀重访永安，参观了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化局等5单位联合举办的长期展出的‘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在宽敞的大厅里，我仿佛回到了40多年前的永安，眼前出现的是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丰富的资料和图片介绍了在1938年5月到1945年10月的艰难岁月里，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它是一部记载历史，把光荣的革命传统传之后世的形象化活书。”“这种人文荟萃、文化发达的现象，在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年代，除了重庆、桂林外，是很少见的，因而山城永安成为战时东南半壁文化名城。”“陈列室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40年后的回顾’和‘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历史意义’作为结束。结束语说，党与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的贡献和忘我献身精神将永放光芒！”“陈列室还介绍了两位比较开明的国民党省主席，一位是解放前夕策动起义未果被蒋介石杀害的陈仪，一位是1949年8月在香港发表‘脱离国民党宣言’的刘建绪。”这样，赵家欣以这篇《观感》向全省人民报道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的存在。
　　1993年，我主编了拟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羊枣事件》一书。其中，有一篇《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曾于八十年代在某全国性大报上发表过，且撰稿人是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篇文章本应收入《羊枣事件》一书。然而，该文经赵家欣、李品珍、王一帆等同志审阅考证，严重失实。他们三人均系亲历者、见证人，详细指明该文的失实之处。赵家欣1993年3月6日给我的来信中也特别指出：“‘羊枣事件’发生时，该文作者不在永安，文章内容，特别是第一部分与事实很多出入。”赵老列举了该文失实之处：1、该文说“刘建绪经过桂林，认识了杨潮。”实际上当时杨潮根本不在桂林，而是在衡阳。 2、该文说“杨潮是征得了组织同意来到永安”的，实际上当时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3、该文说杨潮“编辑《国际战争研究周刊》”，实际上是编辑的是《国际时事研究》周刊。4、该文说“杨潮在福建越来越红，又是年青人。”实际上当时杨潮已过不惑之年，不能说是年青人。5、该文说国民党“派了一个伪装进步的中统特务，主动和杨潮接近，掌握杨的动向。”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6、该文说“周璧夫妇刚从新四军退回，来到永安，携有从新四军中来的证明文件。”实际上并无此事，纯属猜测之词。7、该文说“杨潮、谌震等人组织东南出版社，程星龄被推选为该社社长。”实际上东南出版社社长是谌震而不是程星龄。8、该文说“周璧被捕后，在酷刑下，什么都招认了。”实际上周璧没有受酷刑。9、该文说“杨潮的姐姐杨刚”，实际上杨刚是杨潮的六妹，等等。故赵老来信说“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与其他纪念文章互有矛盾，是否采用，请慎重考虑。此书既公开发行，对所有文章，务请核实处理，以免和电视剧《羊枣之狱》一样，闹出笑话。”
　　1995年秋，根据省委宣传部的部署和三明市委党史部门的安排，我执笔编写了供福建电视台使用的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片脚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赵老审阅2万字的稿子后于1995年12月2日来信说：“电视系列片脚本经耀民同志详细作了一些改动，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后送给我。我反复看了二遍，在耀民同志没有提到的地方，用钢笔在原本上作了个别的改动和提了几点建议，并送章老审阅。我基本上同意耀民同志的修改和所提意见。但关于片名问题，我的看法是，脚本以过半篇幅叙述、介绍永安从抗战初期起的进步文化活动，说明永安是怎么成为战时东南文化名城。羊枣是抗战后期到永安的，虽然时间不长，而贡献最大，甚至牺牲在战斗岗位上，是永安文化战士中最突出的一位。他的名字和永安文化城是分不开的。耀民对片名的建议，不为无因。经过考虑后，我建议改为‘永安文化城与羊枣之狱’，可与耀民同志建议的‘永安大狱’一并研究，决定一片名。我与章老、耀民虽同处一地，因各有事忙，只因时间仓促，未能集合共同研究，只能在电话上商谈。我已把意见告诉耀民。除片名外，在内容上所作补充，并无矛盾。感谢您的辛勤劳动，又为纪念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和纪念羊枣烈士作出一大贡献。”　　
　　1996年1月21日再次来信说明对电视脚本修改稿的看法和意见，指出：“电视系列片脚本经采纳各位老同志的修改意见，已较前稿完整。但再次提出一些修改补充意见。”此时正值我省新闻界纪念羊枣烈士殉难5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于9日召开），有新闻界老报人和新闻机构领导发言。会后出版专辑，并分两期刊登赵老的纪念文章。赵老在信中感慨地说：“抗战时期健在的老作家全国只有三百多位了。回忆当年的硝烟岁月，不胜今昔之感。”到4月6日，赵老又给我来信说：“电视片脚本第二稿，看了觉得已比前稿好，吸收了老同志们的意见，作了一些增删。大家都希望能慎重从事，尽可能完善，既真实反映历史事实，又能起教育后代的作用，成为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这充分体现了赵老对这一纪念活动的关切和支持。　　时至2006年，我在北京写了一篇拜访羊枣烈士后代的访问记寄与赵老审阅，他于11月1日来信说：“大作《羊枣烈士的后代》，记叙杨家几位后代的经历，无可更改。关于名字使用提点看法，供参考：杨潮是本名，羊枣是1939年后一直使用的笔名；政府追认的是杨潮烈士（林佑给你信中有‘作为杨潮烈士的后代’句；上海有柳亚子题写的‘杨潮先生之墓’；当年省研究院同事都称杨先生；他的后代都姓杨）。杨潮与鲁迅、茅盾、巴金有所不同，后者一直使用笔名，笔名掩盖了本名。羊枣是杨潮晚年才使用的笔名。相同的是聘用单位多用本名，和厦门、北大聘用周树人，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沈雁冰，只有巴金例外，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巴金，他们的后代分别姓周、沈、李。因此大作的标题和内文，是否需要加上（杨潮）字样。否则文中的‘杨潮烈士’、子孙姓杨，今天的读者能否理解？”后来他把该文推荐给《炎黄纵横》杂志发表了。赵老就是这样真诚地帮助我们工作的高尚老人。从以上的来信中不难看出，赵家欣对待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历史是何等的严肃认真，何等的负责精神！真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