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欣老人的走笔人生（二）

　　1942年夏，赵家欣应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冒着酷暑，风尘仆仆，经南平、沙县，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先后任《现代青年》、《新福建》月刊主编、省政府编译室编译等职。同时为《民主报》撰写社论。这期间，他除了完成编务工作外，又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对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作出过卓著贡献，是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骨干之一。
　　赵家欣到永安后，在黎烈文的安排下，开始住在民权路的木屋中，第二年搬到马巷宿舍。不久小儿赵建光因患阿米巴痢疾缺医少药夭折而亡。后来马巷宿舍遭日机轰炸化为灰烬，最后搬到桥尾一幢小木屋栖身。此处地势较为开阔，屋前有块空地，四面围上竹篱，屋后临溪，环境清幽，称之为“寄农小筑”。这里离东南出版社、美国新闻处、省研究院等单位近临。羊枣、李达仁（李品珍）、王石林（王一帆）、钱念文、郑公盾、叶康参等文化界朋友常到此相聚。夏夜繁星，评述抗战，共话友情，甚感快慰。
　　1、主编《现代青年》月刊。
　　《现代青年》是当年永安改进出版社的六大期刊之一。该刊是综合性通俗读物，其目标是“想在各方面供给青年朋友一点知识，”，“以满足其旺盛的求知欲望”，先后由卢茅居、陈培光、赵家欣等任主编。不少知名人士为其撰稿，如邵荃麟、黎烈文、卢茅居、章靳以、王西彦、许天虹、彭燕郊、高时良、光未然、丁乙、雨田等。赵家欣善于写时事评论，除未到任之前在该刊发表过十余篇论文外，他任主编后又在该刊发表了《不能一蹴而就》、《第二战场与第三战场》、《不朽的斯城》、《辽长的三年》、《送一九四二年》、《特殊的使命》等文章。該刊还先后刊登了80多位青年作者100多篇文学作品。
　　2、主编《新福建》月刊。
　　《现代青年》1942年12月停刊后，赵家欣随即到省政府编译室担任编译兼《新福建》月刊主编。《新福建》是一份省政府的综合性政刊，是宣传抗日的重要刊物之一。刊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论著和评述，辟有省政要闻、省政史料、大事日志、杂俎、论著等栏目，还刊出特辑和专号。当时与赵家欣一起工作的有董秋芳、李由农、钱念文、叶康参等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该刊曾发表过许钦文、董秋芳、赵家欣的多篇评论和文艺作品。1944年9月以后，一位1933年入党的著名记者、国际军事政治评论家羊枣也在该刊发表了五篇军事政治评论。
　　当时的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李由农⑵是刘建绪同乡，曾在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任秘书，随刘来闽，有湖南才子之称，为人比较正派，忠于国民党，但不反动，他能容纳如董秋芳、赵家欣、叶康参、钱念文（叶、钱由赵家欣介绍进入编译室）等进步文化人士在编译室工作，并同意以编译室名义与社科所合出由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该刊影响我国东南乃至全国，闻名国外。因而可以说，省政府编译室是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据点之一。
　　这期间，赵家欣还为羊枣的论文汇编成《太平洋战争新局势》一书，由永安战时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羊枣著作出版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他生前看到并亲自写序的唯一一本书。与此同时，赵家欣还为立达书店编辑《认识你自己》等丛书。他自己的编著《沦陷区的故事》，也由永安战时中国出版社出版。
　　3、为《民主报》撰写社论。
　　《民主报》是当时永安的进步报纸之一。几乎每天发一社论，每周发一时评。这些社论、时评的主旨是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也有对时局的批评建议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因而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1944年9月以后，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长、进步人士程星龄的推荐下，总编辑颜学回聘请羊枣为该报主笔，主要是撰写社论、评论。羊枣又邀请了在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李达仁（地下党员）、余志宏（地下党员）、李由农、赵家欣、郑书祥（地下党员）、叶康参（地下党员）、谢怀丹（地下党员）、谌震等人撰写社论。自1944年8月底至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前的一年时间中，该报就发表了360多篇很有战斗性的社论或星期专论。
　　这期间，赵家欣为永安《民主报》撰写的社论有《惩贪奖廉，改良政风》、《由敌寇登陆闽海说起》、《动员民众的先决条件》、《胜利究竟谁属？》、《光荣与血债》、《强化机构与振刷政风》、《从太平洋到中国大陆》、《战后的太平洋殖民地问题》、《如何完成临战准备》、《居官、做事、为学》、《改善官兵生活》、《东南同胞的艰巨任务》、《略论社会现象》、《日寇的最后赌本》、《清算德日的暴行》、《除恶务尽》、《清算忠奸》、《围攻日本与华南战场》等37篇。
　　赵家欣所写的社论除了论述世界反法西斯必胜、中国抗战必胜，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外，侧重于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抨击和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唤起人们对建立人民民主新中国的向往，唤起人们继续奋斗，表达抗战胜利后人们获得彻底翻身解放的心声。
　　赵家欣赞扬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的功绩，在《冬季感想》 这一《民主报》社论（1944年12月5日）中说：“吾人倒眼见了盟友苏联在反纳粹德国的抗战中之冬季的特殊成就，在一个转危为安的冬季里站稳了脚根，在另一个冬季里给顽敌以致命的打击；嗣后每一个冬季，莫不是替希特勒德国制造更加悲惨的运命；显示苏联人民与红军的爱国情绪和行动愈益坚强的季节，在过去几年的冬季里，吾人于兴奋羡慕之余，往往也会想象着中国未来反攻摧敌的境界，虽然并不一定很客观的对于苏联之所以有那种成就的原因加以注意和考察。”
　　赵家欣所撰写的刊登在1944年9月4日的永安《民主报》的社论《惩贪奖廉，改良政风》中指出，要“对贪污应加惩处，对廉洁应加奖励，这是主政者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也是全国上下一致的要求。”他在分析自清朝末期至抗战以来“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后，对现时执政当局的腐败无能作了深刻揭露：“近年来社会风气日趋败坏，道德标准日趋衰落，人人皆以发财享受为唯一理想，洁官能吏，凤毛麟角，一般地方官吏，有的敷衍塞责，勾结豪绅，只谋保持官位，不顾群众疾苦。……至于营私舞弊，搜刮自肥的，则又到处皆是。时至今日，社会上已形成一种‘无官不贪’（特别是对县区乡）的观念。”
赵家欣在1945年3月13日的《民主报》社论《略论社会现象》中大声疾呼：“一切旧的死亡，正所以促进新的生长。大家庭制在分解，家族观念在消蚀，地方主义在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在泯除，官贵民贱的身份在转变。……社会的进步倾向在发展着，但反对势力也未尝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譬如讲‘武官不惜死’，前线上偏偏有畏缩不前的军人；譬如讲‘文官不爱钱’，各地方偏偏有层出不穷的贪污案；譬如讲一切为国家，偏偏有官商一体的商业投机；譬如讲一切为前线，偏偏有豪商巨富在后方狂嫖阔赌，挥霍无度；譬如讲法治，偏偏有人以毁法为光荣，守法为耻辱；譬如讲保障人权，偏偏有虐婢致死……所有这些事象，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良心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表演，正是传统的劣根性在作祟，而地方主义与人情主义又从而为之左袒。于是，自然造成是非不分，人道消亡的混沌状态。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根本改革，快要因抗战胜利而实现了，在民主的光芒面前，残余的封建意识形态还能长久吗？”赵家欣在《民主报》社论上这些大胆而精辟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从侧面回答了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命运怎样？是旧中国继续存在、人民继续被压迫，还是能够诞生一个新的民主进步的中国等问题。
　　抗战胜利后，省会迁回福州。赵家欣1945年10月到福州后任省政府所办的《福建时报》总编辑（后任社长）。1947年加入地下民盟。后来《福建时报》不时刊登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消息和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文章，为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作末日写照。至1949年，国民党省主席朱绍良大为震怒，将其免职。他仍为厦门《江声报》写不署名的福州已被解放军包围的消息，特务严查，但福州已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