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贺谌震先生90寿辰

林洪通  2009/9/3 16:33:16  19119点  永安之窗
  题记:谌震先生,抗战时期是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抗战胜利前夕,在“永安大狱”事件中曾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为解放事业尽力,并参加起义。解放后,虽遭遇坎坷,在逆境中不夺其志,耄耋之年,笔耕不辍。今年是他90华诞,撰此文以贺。
  
  2009年3月24日,我收到了文化志士谌震的来信和他的新作《民国春秋》。他今年已90岁,是当今为数很少的参加过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主要人物之一。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是纯粹的无党派人士。他青年时期就为我国的抗战文化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可贵奉献,业绩斐然。近年来,他不停地写作,不遗余力地为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作贡献。
  青年英才
  谌震是湖南长沙人,1919年出生。早年肄业于南京五卅中学。1937年至1940年他先后任南京《早报》和长沙《观察日报》编辑,桂林国际新闻社记者、编辑,衡阳《开明日报》代总编辑并兼长沙《晚晚报》主笔。
  1941年到1945年间,谌震在福建临时省会永安这座小小的山城里工作了四年。他任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与刘建绪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家就住在永安上吉山刘公馆附近。他除了帮助刘建绪处理日常政务之外,还教刘建绪的子女学习历史知识。他一般不抛头露面,但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倘若有人托他办事,他总是倾力相助。  
  刘建绪很赞赏这位青年英才。刘建绪的报告、文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笔。正如他的同事叶康参所言:“他的本事是能把官样文章写得没有官气,平易可读。”①他为抗战写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章,在永安的报刊发表。刘建绪办《建设导报》,叫他当社长;一次他随刘建绪到重庆开会,就从美国新闻处买来《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况》三本书的纸型,到永安办起了东南出版社。后来该社出版了三十多种进步书籍,行销东南各省,宣传抗战,有较大社会影响。
  谌震在永安所作的贡献,以广集人才和兴办实业为最显著。为了抗日,他利用所任省政府主席秘书的职务之便,通过刘建绪,介绍了很多仁人志士乃至共产党员(未暴露身份者居多)到省直各部门和全省各地工作。如介绍曾在衡阳任《大刚报》主笔的军事政治评论家羊枣(杨潮)给刘建绪,被任命为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省政府参事(后又被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聘为顾问);介绍1938年任中共湖南宁乡县工委书记的李品珍到东南出版社任经理;介绍老共产党员胡允恭到福安县当县长;介绍曾任《开明日报》总编辑的共产党员钟尚文(原名骆何民,曾七次被捕)到福安任田粮处处长;介绍从浙江避到永安的共产党员周左严到《建设导报》任总编辑;还介绍进步青年周璧到浙东去找新四军,等等。
  1945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谌震与羊枣被国民党顽固派列为主要逮捕对象,并同时被捕。1946年3月获释后在福州曾主编过《世界语双月刊》。1948年回长沙,任《长沙晚报》“法报”主笔。解放前夕在湖南醴陵等地参加起义活动,后任湖南湘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解放后,谌震任《湖南日报》编辑、《大众晚报》主笔、《大刚报》编委、《湖南报业志》主编等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他被错划为“极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襟怀坦荡。1985年,他应邀参加永安“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大会”和“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当时他题词说:“四十年前同战斗,两千里外会亲人;燕江惊换新天地,白首弥坚报国心。”那天,他“参加永安盛会,喜听黄河大合唱”后,又题词说:“响彻山城百尺楼,黄河一曲壮千秋。中华代有才人出,争上黄河最上游。”足见他对永安怀有深厚的感情。
  谌震于1983年离休。1993年,他受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离休后,他以垂暮之年,病弱之身,仍潜心研究,埋头著述。仅在修史这一领域,就获得丰硕成果。下面分四个方面简略述及。
  晚年抱病笔耕,七年著书七部
  谌震离休后,除出色完成了《湖南报业志》、《湖南省志》第20卷的编写任务外,从1995年起在广州的《同舟共进》、《东方文化》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杂文、散文。2001年结集正式出版了《人杰地灵话湖南》、《呼唤英雄》等书。从2002年起陆续撰写《中国上古史》、《秦汉隋唐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妇女儿童史》、《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民国春秋》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自费出版,曾得到与他同在“永安大狱”中被捕的老友李品珍、王一帆的资助,印数十册至数百册赠送朋友。从他赠送给我的7本著作统计,就达212万字,如再加上我未见到的著作,估计在300万字以上。在这么短的几年之内写出,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近年,从83岁到90岁之间,用7年时间写了7本书。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著述工程,是集几十年读书、观察、实践的结晶,也是他晚年所焕发出来的光和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事实上,有些老人,因为经受了种种折磨和锻炼,晚年的志向甚至比少年、壮年更为远大。”②
  谌震患有糖尿病、心脏病、肺气肿,可以说他在后期完全是抱病写作。而且,他是一边写作,一边校对已付排的书稿,出版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从他与我的通信中,便可知他的写作过程和状况:
2005年11月30日来信说:“我忙于三件事:一、校阅拙稿《呼唤英雄》,现已出书,寄请指正;二、校阅《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此书分量大,有些评介和注译在校阅中又加修改,且须校阅多次,费时较大,大约今年底可出清样;三、编写《中国妇女儿童史》,有编有写,预计年底可基本写成。”这时他的身体并不好,信中说“主要是气喘,不能爬楼,不宜弯腰,只能慢步,也走不远。不过每日还可伏案四五个小时。”
  2006年7月15日来信说:“《中国妇女儿童史》已付排,初次送来的校样,错得一塌糊涂,此后的校对工作更繁重了。《中国近代史》已写了约六万字,如果以后能这样顺利,明年可望写成。”  
  2006年10月5日来信说:“我还在写中国近代史,晚清部分年内可写完,民国部分,困难较多,一是史料太多太散,二是国内的近代史至多写到五四,以后便属于党史研究范围了。民国仅有三十八年,但这段历史的错综复杂实在是前所未有。我已衰老,窝居斗室,信息不灵,只能‘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又说:“《中国妇女儿童史》已校完初稿,有四十多万字,还需校对两次,一次至少须一周。因有四十多万字。现在电脑打字,错误较多,校一遍非常吃力。《古文观止》有七百页,近60万字,全书收古文二百二十多篇,其中我写评介较有特色者约四五十篇,译文有特色者(主要是骈文、韵文)亦有二三十篇。”  
  2007年4月5日来信说:“我近来遭遇大不幸:老伴饶珍中风已四月。她年八十六,……右边手脚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幸而几个儿女都已退休,日夜轮班照顾。我气喘加剧,有段时间根本不能写作。……我几乎天天要输氧,收费8元,可用一次或两次,儿子隔天骑单车去灌。在这种情况下,我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中国近代史的晚清部分写完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约30万字。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70万字,我比他们字数少,有些新材料新观点。……《中国妇女儿童史》约四十四万字,已排版。”  
  2007年5月17日来信说:“我现在已把《中国近代史》上册付排,大约17万字。大约再有一月即可出清样,也许两月后即可出书。《中国妇女儿童史》因有重要补充,局部改排。”
  2007年10月8日来信说:“目前尽力把《中国近代史》下册写好,如果我明年还能写,我就坚持下去,写《宋元明清史》。再有一年至两年,即到九十岁或九十一岁,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共五册,连同《中国妇女儿童史》,就是六册。”  
  2008年9月29日来信说:“我今年进九十岁,老伴八十八。她中风偏瘫已两年,不能说话,须日夜轮班照护。我患糖尿病、肺气肿,气喘很厉害,又患腰椎骨质增生,两腿麻痛,出门要坐轮椅,今年已住院两次。这次住院一个多月,前日才回来。从今年以来,我精力日衰,尤其是气喘得厉害。《民国春秋》一书也只好半途搁笔。”
  2008年12月1日来信说:“我最近下了决心,终止《民国春秋》的写作。原计划写十四章,现在只写成了九章,其余五章,有一章接近完成,其余都有部分写了,但我确已有心无力,只好把这九章付排,准备印一二十本,送给亲友作个纪念。”
  2009年3月15日来信说,他夫人已于2月1日去世,并寄来了《民国春秋》一书。按原计划,该书尚有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章共5章未写成。他确已无力写下去了。从写成的9章目录来看,很有特色,使我耳目一新。如果全部写完,并能公开出版,将会有很大影响。他也在信中说“我这本书虽未完成,但自信有些部分很有特色。……只能希望老友朱正是否可与我合作,补写完成。”
  从他的这些来信中可以看出,他晚年的志向是何等远大,写作过程又何等艰辛!

  为了使人更聪明
  谌震所著以史书为多,写史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半世坎坷,年逾八旬,什么名利、享受,他早已如弃敝履。他要继续追求的只是真理。他“为什么在耄耋之年挑起这副重担?这基于他对史学的认识和忧虑。”③是在奉献社会,是为了使人更聪明。他在所著的《中国上古史》的“导言”中说:“历史是一门大学问、大智慧。”他引用我国当代历史学家黎澍的话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从历史上能够领悟到许多东西,帮助我们打通走向明天的道路,我们的一切是为了明天。历史学之所以是一门有益的科学,就因为他能使人聪明,增强预见明天的能力。”④
  谌震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过去”走到现在又向“未来”走去,我们这辈子最多能够亲历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我们从史学中却可以了解过去几千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历史。我们对过去了解得多,了解得比较正确,那么,我们就能较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他认为历史学就是要“尊重历史,就是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的真实,接受历史的教训,为最大多数人谋取和平和福利。因此,历史学不仅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且是维护世界和平之动力。”⑤他觉得必须十分尊重历史。“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诚实地对待历史,并且鼓励文化界就历史学进行自由的深入的探讨,并以生动活泼的各种方式普及历史知识,帮助民众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明辨方向。”⑥
  富有新意的“简明中国通史”
  谌震所著的多部历史著述统称为“简明中国通史”。它的最大特色,一是简明,二是纠错。即敢于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著作的谬误进行大胆批判,或纠正前人的若干误解。对于前人的一些失误,力图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阐明。同时,能融汇百家之言,汇集新观点新史料;能把中国史与世界史沟通起来,进行中外比较和反思;能关注妇女与儿童的历史,以唤起人们对妇女儿童问题的相当重视;且兼之以对科技成果的叙述和注重历史人物的评述,因而显得活泼,不说空话,故事性强,给人耳目一新。尽管这套“简明中国通史”还有待完善,但“已给史学界吹来一股新风。”  
  谌震认为,史学在中国存在两个极端,即极端尊重和极端不尊重。前者指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三千年历史记载的国家,历代都很尊重;后者指的是历代都有篡改历史的事例。他认为在古代史中,史官大多站在帝王的立场来写史。因此无法摆脱梁启超所揭露的“四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谌震列举古代史中,“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是那么一回事。《春秋》实际上是鲁国史官作的历史记录,孔子加以整理,往往并非据事直书。如晋国的一个国君叫晋灵公的,要杀他身边的好官赵盾,赵盾逃跑了,而赵盾的弟弟赵穿一怒之下把晋灵公给杀了,而赵盾回来立君执政了。可是史官董狐却写为赵盾杀国君(“赵盾弑其君”),而赵盾自己也同意这样写。后人历来都把董狐誉为“良史”,这是不恰当的。再如,西晋的“八王之乱”之说也不合历史实际,实则为“六王之乱”,等等。他盛赞司马迁、梁启超等一批史家、学者的治史态度和求实精神。  
  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不但分期混乱,而且“作伪也很严重”。从二十世纪中期起,中国大陆史学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强调“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是用斯大林的“社会发展史”模式来硬套中国历史。他曾经几次撰写杂文在报上发表,批评我国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包括八教授的《中国革命史》中的错误。他曾指出了2001年高考史地试题竟有5题出题错误。
  自出心裁的《新译新评古文观止》
  2007年5月,我收到他寄赠的新版《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和一篇短文《我怎样翻译古文》的手稿,我即在电脑上边打字边琢磨这篇短文,很受感动。原来翻译古文是那样不易,也有各种版本。我看了深受教益。他在短文中写道:
  有位朋友在中学教书,他告诉我,现在中学生有三怕:怕作文,怕文言文,怕周树人。我听了很担心:如果中学生怕文言文,以后的古籍还有多少人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又由谁来继承和发扬?由此想到,如何把文言文译成优美的白话,使中学生能够由怕文言文变为不怕文言文,甚至还能感到兴趣,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早在十年前,老友钟淑河兄介绍我为一家出版社翻译《古文观止》,后来因上级主管以“主题重复”为由加以否定,书已排好,却不能出版。直到2002年,我才自费印了几百本,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和指正。去年我又重加修订,出了新版。书名定为《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就译文来讲,我是下了功夫的,因此有点经验可以和学术界交流。
  这十年来,我参考过好几种《古文观止》的白话译本,觉得有个通病,就是只注意译文的“信”和“达”,而忽略了译文的“雅”。因此多数译文只是转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失去了原文的美。古文的美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简洁,译成白话就往往显得冗长、拖沓。古文讲究气势、音韵、对仗,这些方面就更被译者忽略了。我的译文,则尽可能简洁,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甚至原文的语句。例如:“唇亡齿寒”已是大家熟悉的成语,何必译成“没有嘴唇,牙齿就会受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本是传诵千年的名句,也不难懂,何必译成“满天的落霞和孤寂的野鸭,仿佛齐起飞行;碧绿的秋水与蔚蓝的天空,好像融成一色”?
  谌震认为,现在中国有个潜在的危机,即青年与传统文化距离越来越远了。我们决不能复古,也决不能空谈祖国昔日的光辉。但我们必须知古,发扬古人的精华,批判古人的糟粕。因此,一般人应当对古代文化有所认识,更应有一批学者能够钻研古籍。所以文言文的注释和教学都很重要。他在赠我的《新译新评古文观止》的目录中还圈定了“评介较佳”的文章,有:《子产论政宽猛》(左传)、《召公谏历王止谤》(国语)、《货殖列传序》(司马迁)、《五柳先生传》(陶潜)、《原道》(韩愈)、《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韩愈)、《桐叶封弟辨》(柳宗元)、《岳阳楼记》(范仲淹)、《袁州州学记》(李觏)、《朋党论》(欧阳修)、《醉翁亭记》(欧阳修)、《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六国论》(苏辙)、《信陵君救赵论》(唐顺之)、《吊古战场文》(李华)、《阿房宫赋》(杜牧)、《进学解》(韩愈);“译文较隹”的有:《卜居》(屈原)、《归去来辞》(陶潜)、《院记》(王禹偁)、《岳阳楼记》(范仲淹)、《醉翁亭记》(欧阳修)、《秋声赋》(欧阳修)、《祭石曼卿文》(欧阳修)、《前赤壁赋》(苏轼)、《后赤壁赋》(苏轼)、《瘗旅文》(王守仁)。足见谌老做事的细致和深厚的古文造诣。
  与谌震在“永安大狱”事件中一同被捕的老友、教育家李品珍看了新版《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后,曾以《为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搭桥》为题写了书评,指出:“《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一书的译文力求信雅达,能够传达原文之美;评介力求思想性和文学性,能对现代读者确有启发。他列举了多篇评介的新观点新认识,可能有所启发:如《桐叶封弟辨》这篇文章说的“桐叶封弟本来是个小故事,但因为挂上了圣人周公这块招牌,影响就太大了。本文指出其两点荒谬:一是神化君主,君主仿佛总是代表天意的,他‘金口玉牙’,哪怕是开个玩笑,也是‘圣旨’,也硬要兑现沒商量。柳宗元大喝一声:不对!君主说话也要明辨是非,错了必定要改,哪怕改他十次也不为过。臣子对君主不能光拍马屁,更不能替君主文过饰非,替君主出馊主意,将错就错。再一点是教育方法的谬误。周成王登位时才十三岁,周公以叔父的身份教育他,怎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当教他公正爱民,同时也要让他有宽松的环境,边学习边游戏,渐渐学会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不应要求太急管理过严,只要大体上合格就行了。如果过急过严,反而会压抑他的创造性,甚至会引起他的逆反心理,那就难以挽救了。恰恰在这两点上,我们觉悟太差,走的弯路太长了。现在的亿万中小学生多为读书而苦恼,不就是违反了本文所说的‘从容优乐’而导致的恶果吗?”
  在我看来,《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不失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我以为,这样好的书,应由中央级别的出版社出版,更有影响力。于是,2007年夏,我在北京曾为其联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语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三联出版社、北京王府井商务印书馆、北京中华书局等6家出版社,但都没有成功,很是抱歉。但他并不以为然。他在2007年10月8日来信说:“古文观止的事,暂时就这样搁下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或许哪一天突有机会降临,也未可知。只要我此书质量过硬,老兄努力终究不会白费的。”
  (2009年4月于上海)

发表评论>>
相关阅读: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二(1)

谌震   14年前   10524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一(4)

谌震   14年前   9349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一(5)

谌震   14年前   9886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一(3)

谌震   14年前   9918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一(2)

谌震   14年前   8862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一(1)

谌震   14年前   8807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5)

谌震   14年前   9291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4)

谌震   14年前   8337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3)

谌震   14年前   10937点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2)

谌震   14年前   9201点
加载更多>>
2024 福建·永安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