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十二(2)

谌震  2009/12/27 13:08:19  9929点  永安之窗
  豫让论① (方孝孺)

  豫让为故主报仇,死得非常壮烈,博得统治者的宣扬,名垂千古。作者却指出他死得并无价值。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识大体,有远见,敢于犯颜直谏,善于防患未然。如果祸患已成再赴汤蹈火,那就晚了。尤其像豫让那种作法,以“国士”自居,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xuàn)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②,及赵襄子杀智伯③,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④,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馀憾矣。
【注释】
  ①豫让:战国初期智伯家臣。智伯被灭,他改名换姓,用漆涂身,吞炭使哑,一再谋刺赵襄子,未遂。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衣后自杀。②智伯:即荀瑶,晋国四卿之一,先与韩、魏,赵三家联合,灭范氏、中行氏。后向三家索地,遭赵拒绝,遂联合韩、魏,围赵之晋阳(今山西太原),决水灌城。赵暗通韩、魏,决水灌智军。他战败被杀。③赵襄子;赵无恤。联合韩、魏,灭智伯,三分其地。以后三家分晋。④中行氏:晋六卿之一,为智、赵、魏四卿所灭。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xī)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已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冥顽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xìng)①,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靦(tiǎn)然而自得者②,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释】
  ①悻悻:恼怒的样子。②靦:厚着脸皮。

【译文】
  士人君子立身世上,侍奉君主,既然成为知已,就应当竭智尽谋,诚恳劝告,善于诱导,使祸患消灭于无形,维护社稷于动乱之前,这样才可保全自己而使君主安宁。生为名臣,死为上鬼,美名流传后世,光辉照耀史册,这才美啊。如果遇到知己,不能在动乱发生之前消除危难,却在失败之后牺牲自己,沽名钓誉,惊动世俗。在君子看来,并不可取。
  我曾据此来评论豫让。豫让臣事智伯,在赵襄子杀了智伯之后,豫让为他报仇,声名烈烈,哪怕是愚夫愚妇,也都知道他是忠臣义士。唉,豫让的死确实是为了尽忠,可惜他死的方法不对头,里面还有不忠的成份哩。怎么这样说呢?且看他为了报仇而漆身吞炭,对朋友说:“我做的都是极难做到的事,为的就是要使后世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惭愧。”这还能说不忠吗?再看他三次跳起来,用剑斩赵襄子的衣服,这时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单替智伯而死,他回答说:“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以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智伯把我当作国士来看待,所以我要用国士的行为报答他。”就这番话来评论,豫让便有不够之处了。
  段规臣事韩康子,任章臣事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受到国士的待遇;可是他俩力劝其君主接受智伯的要求,献上土地以助长智伯的骄傲之心,加速他的灭亡。郄疵臣事智伯,也没有听说受到国士的待遇,他却看出韩、魏的用心,规劝智伯。虽然智伯不听他的话,以致灭亡;可是郄疵进献了智谋和忠告,却可问心无愧了。豫让既然说智伯把他当作国士看待,所谓国士,是拯救国家的人啊。那么,当智伯贪得无厌,向别国勒索土地的时候,当智伯放纵私欲、荒淫贪暴的时候,你豫让就该献出自己的智慧,尽自己的职责,反复劝告他说:“诸侯大夫,各守封地,不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啊。现在你无故向别人要土地,如果人家不给,我们必定产生忿心;如果人家给了,我们必定产生骄心。忿心必引起争斗,争必败:骄心必引起傲慢,傲必亡。”话说得极诚恳,他还不听从,就再谏;再谏不从,就三谏;三谏不从,就把自杀的日期提前,死在这时。智伯虽然顽固不化,也许会因豫让的至诚而感悟,从而与韩、魏和好,解除对赵国的围困,那就可以保全智氏的宗族,守住他的祭祀。如果这样,豫让虽死犹生,岂不比那斩衣而死光彩得多吗?可是豫让这时并没有一句话开导他的主子,眼看着智伯处在险境,却好像越人看待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坐观成败。国士的报答难道就是这样吗?智伯既死,却忍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甘心归附于刺客一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如果以国士的标准来衡量,豫让当然很不合格;不过,那些早上是仇敌,晚上就变了君臣,还厚着脸皮洋洋自得,又是豫让的罪人了。
 
  亲政篇 (王鏊)①

  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几千年来金銮殿上的“盛典”,被诗人歌颂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威仪”,往往是纯粹的表演,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可说是最荒谬的形式主义。作者很想改变这种“堂上远于万里”的局面,让朝臣们多有一点机会向皇帝进言,不得不广征博引,从历代文献中找出一些典故,作为立论的根据,真是费尽苦心了。文章不免枯燥,却值得一读。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pǐ)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②。”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è)而不得上闻③,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④,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⑤,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惴惴(zhuì)而退⑥,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注释】
  ①王鏊(ào):吴县(今属江苏)人,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②泰、否卦名。天地交曰泰。天地不交曰否。③阏:阻塞。④故事;成例。③鸿胪:掌管礼仪。通政司:掌内外章奏、申诉。⑥惴惴:害怕的样子。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①。”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适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②、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chén)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③,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注释】
  ①玉藻:《礼记》篇名。路寝:君主的办公室。②元正:农历正月初一,也即下文的正旦。③三垣:太极垣、紫微垣、天市垣,天心最高的三星。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会,则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jiǎn)义、夏元吉等①,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bì)②,鲜(xiǎn)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③,深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④。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注释】
  ①永乐:明成祖年号。宰相杨士奇及杨荣,杨溥,并称三杨。夏元吉:明大臣,以善理财著名。蹇义:明大臣,与夏元吉齐名。②閟:关闭。孝宗:年号弘治,1487—1505年在位,曾放逐奸佞,政治比较清明,36岁病死。所以文章说:“民之无禄”。 ③自尽:全部说出自己的意见。

【译文】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说: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上下犹如一体,所以说是吉利。下情堵塞,不能上达,上下间隔,虽有国家,也像没有国家一样,所以说是不吉利。
  上下通气就吉利,上下阻隔就不吉利,自古皆然。然而上下阻隔的弊病,没有比近世更厉害的了。君臣相见,只在皇上临朝的那一会儿;上下之间,不过靠奏章和批答相联系,用名分和法度来维持罢了。这不仅是依循老规矩,也是地位和权势所造成的。怎么这样说呢?皇帝常在奉天门临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政了;然而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天威显赫,又有御史和鸿胪纠察失礼的行动,通政司代为呈递奏章,皇上只是看一眼而已,臣子跪在下面,也只是谢恩和辞行,退下来还惴惴不安。皇上何曾处理过一件实事,群臣何尝进献过一句忠言啊?这没有别的,就是地势相隔太远了。所谓“朝堂远隔万里”,就是想尽忠言,也无从说起。
  臣认为要使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有三朝:库门外面是正朝,向大臣咨询:路门外面是治朝,每曰朝见群臣;路门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玉藻》说:“君主在日出之时上朝,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务。”上朝接见群臣,借以端正上下的名分;在路寝处理政务,借以疏通远近的情况。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参加中朝,丞相以下到俸禄六百石的官员,参加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靠南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进贡,皇帝才驾临这里,大概就是古代的外朝吧。它的北面叫太极门,西面叫太极殿,每月初一、十五,皇帝在这里上朝,就是古代的正朝。再北面叫做两仪殿,平日在这里上朝处理政务,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宋朝的时候,平日上朝在文德殿,每五天向皇帝问候则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皇帝诞辰,在大庆殿祝贺;赐宴在紫宸殿或集英殿,面试进士在崇政殿。侍从以下,每五天由一名官员上殿,叫做轮班奏对,必须向皇帝陈述当前政事的得失。在内殿引见时,或让他们坐下,或者免穿朝靴。这大概还保存着“三朝”的遗风吧。因为天上有三垣,象征着天子。正朝象征太极垣,外朝象征天市垣,内朝象征紫微垣。这是自古已然啊。
  本朝皇帝寿诞、元旦、冬至,在奉天殿举行大朝会,就是古代的正朝:平日上朝在奉天门,就是古代的外朝,只是缺少内朝。其实也并非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不就是内朝的遗制吗?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天天奉侍在皇帝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在便殿对答皇上的疑问。那时难道会有上下阻隔的疑虑吗?现在内朝没有恢复,皇帝下朝之后,大臣便不能再进见了。三殿的大门深闭,很少有人来瞧一眼,所以上下之情不通,天下的弊病也越积越多。孝宗晚年对此深为慨叹,屡在便殿召见大臣,讲论天下事。正要有所作为,可惜百姓无福,来不及看到大治的美好年景,至今还感到遗憾。
  希望陛下远效圣祖,近学孝宗,铲除近世上下隔绝之弊,除日常朝会外,再到文华、武英两殿朝会,仿效古代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进来问安,侍从和谏官各一人上殿轮对,各主管部门有事来请示,陛下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加以决断:难以决断的,与大臣们面议。常常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之类,都可上殿陈述意见。陛下要虚心询问,和颜悦色开导他们。这样,人人都能畅所欲言。陛下虽然深居九重宫殿,但天下大事都清清楚楚摆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近的情况,这样还会有近世那种上下阻隔的弊病吗?唐虞那时,帝王耳聪目明,美言不会埋没,贤人不会遗漏,也不过如此罢了。
 
  尊经阁记 (王守仁)①

  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寡淡无味,《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斥之为“糟粕”(见195页)。但在四百年前,却闪耀着思想革命的光彩。王守仁是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强调人性的善的一面,称之为“良知”。良知即是非善恶之心,人人心中都有,圣人不会多一些,常人不会少一些。如果能够“致良知”,充分发挥自己的是非善恶之心,那么,不必求之典籍,常人也可成为圣人。如果凭良知判断为非,“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就打破了对于圣人和经典的迷信。王守仁又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真正的“知”必定能够实行。空谈仁义,死啃书本,那就是这篇文章指责的“乱经”、“侮经”、“贼经”。王守仁自己就是知行合一的模范。他做官很有政绩。江西一个亲王造反,全国震动,他只用35天就平定了叛乱。他讲学很受欢迎,有些商人、工匠、农民也来求学,甚至以学者著名。他创建的阳明学派,风行150年,对程朱理学形成强烈的冲击,促成了清代学术的转变。明末清初又由朱舜水传到日本,对日本文化更有积极的影响。王学末流陷于空疏狂躁,失去社会的信任。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gēng)古今②,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其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
【注释】
  ①王守仁(1472—1528):浙江余姚人,早年反对宦官刘瑾,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后巡抚南赣,因平定内乱,封新建伯。他反对程朱理学,是著名哲学家。曾隐居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⑦亘:贯串。亘古今:从古至今。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①。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圣人之扶人极②,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亡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kēng)硁然以为是六经矣③。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亡散失,至为窭(jù)人丐夫④,而犹嚣(áo)嚣然指其记籍曰⑤:“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注释】
  ①吾心之常道:王守仁反对宋儒程朱之学,提倡“心学”,认为  “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圣人之学,心学也”。人极:指做人的最高标准。硁硁:浅见固执的样子。窭人:贫寒的人。嚣嚣然:自觉得意。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①,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词,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②,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tè)矣③。”阁成,请予一言以谂(shěn)多士④。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则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已。
【注释】
  ①训诂: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②越城:令浙江绍兴市。③慝:过失。④谂:规劝。

【译文】
  经典就是永恒的道理。当它存在于天,就叫做命;赋予人,就叫做性;主宰人身,就叫做心。心、性、命,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沟通人和物,通达四海,充满天地,横贯古今,无处不具备,无处不相同,无处有变化,这就是永恒的道理。
  它反应在情感上,就是同情、羞耻、谦让、明辨是非:它表现在人伦上,就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同情、羞耻、谦让、明辨是非,还有这亲、义、别、序、信,都是说的心、性、命啊。都是沟通人和物,通达四海,充满天地,横贯古今,无处不存在,无处不相同,无处有变化。这就是永恒的道理。
  用这道理来解释阴阳变化的运行,就叫做《易》;用来记载法制政务的实施,就叫做《书》;用来歌咏性情的抒发,就叫做《诗》;用来解说礼仪品级的规定,就叫做《礼》:用来表达欣喜和平的情绪,就叫做《乐》;用来指明诚伪邪正的区别,就叫做《春秋》。从阴阳变化的运行,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就是心、性、命啊。沟通人和物,通达四海,充满天地,横贯古今,无处不具备,无处不相同,无处有变化。这就是六经。
  六经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我心灵里的永恒的道理。所以,  《易》是记我心灵里的阴阳变化,《书》是记我心灵里的法制政务,《诗》是记我心灵里的歌咏性情,《礼》是记我心灵里的礼仪品级,《乐》是记我心灵里的欣喜和平,《春秋》是记我心灵里的诚伪邪正。探求我心灵的阴阳变化而按时运行,就是尊(易》;探求我心灵的法制政务而按时实施,就是尊《书》;探求我心灵的歌咏性情而按时抒发,就是尊《诗》:探求我心灵的礼仪品级而按时表现,就是尊《礼》:探求我心灵的欣喜和平而及时发扬,就是尊《乐》;探求我心灵的诚伪邪正而及时辨别,就是尊《春秋》。
  从前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准则,担忧后人,便著述了六经。这好比富家的祖先,担心他积蓄的产业和仓库的财物,子孙也许会遗弃散失,终于穷困,不能保全自己,就把全家所有财产登记在簿子上,传给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守住这些产业和财物,享用它,免除穷困之忧。所以六经就是我心灵的帐簿。而六经的实质,全都在我心里。好像产业和仓库的实物,各式各样,都藏在他的家里,那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式样、数量罢了。可是世上的学者,不知道从自己心灵探求六经的实质,却在无根无据的猜测中探索,或者在文句词义的细节上去纠缠,还固执地以为这就是六经。这正像那富家子弟,不尽力看守和享用他的产业和仓库中的财物,而使它每天遗弃散失,直到成了穷汉乞丐,却还得意洋洋,指着他的帐簿说:“这就是我的产业和库藏啊!”某些人对待六经,和这有什么区别?
  唉!六经的学问不能发扬光大,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啊!看重功利,崇尚邪说,这是扰乱六经。学习训诂,传授记诵,沉溺在肤浅的解说和微小的见识中,来堵塞天下人的耳目,这是侮弄六经。大放邪说,争作诡辩,用以掩饰奸邪的心思和盗贼的行为,追随世俗,垄断学术,还自命为“通经”,其实是毁坏六经。像这种人,简直是把他的帐簿也撕毁了,怎么还懂得尊崇六经的道理?
  绍兴原有个稽山书院,在卧龙冈之西,荒废很久了。郡守渭南人南大吉,既已对百姓施行仁政,又慨叹近代无本之学的支离破碎,想把人们引向圣贤的正道,于是派山阴县令吴君瀛,扩建稽山书院,使之面目一新。又在后园建成尊经阁,说:“真正懂了六经的道理,百姓就会振作精神,也就不会有邪恶了。”尊经阁建成了,要我写篇文章规劝学者们。我既不能推辞,就写了这些。如果人们照我所说的去向自己的心灵探求六经,那么也许就会懂得如何尊崇六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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