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石

周璧  2010/1/19 9:14:32  7891点  永安之窗
  一千九百四十三年的年末,一个阴沉而且寒冷的日子。一清早,——大概标准钟七点多钟吧,我刚刚起身不久,还没有洗完脸,突然,警报响起来了。

  “呜——呜,呜,呜……”

  “老王,警报!”

  我抬起头来,向隔壁喊。一面,匆匆忙忙的拧干了毛巾,从枕头底下拉过《文学教程》,打算拔脚就走。

  老王早就起来了,七手八脚的收拾了桌上的书本,便跳过去叫那蒙着头睡得正熟的小林。

  “小林!小林,警报!”

  小林懒洋洋的翻一个身。但当他听见我们连连的叫着“警报”的时候,他突的掀开没有缝牢的棉被,跳起来了。

  “警报?紧急警报?”

  一面急急忙忙从地板上拾起被自己踢下去的衣服,披在身上,也来不及扣钮扣,便把臭气熏天的脚踏进太紧的新皮鞋里去。

  空袭警报的尾声,还在冬天的,多雾的冷空气里,凄凉欲绝的响着。屋子外面,零零落落的奔跑声,在这清晨的恐怖的空气里,传送进来。老王是比较镇静的,对小林侭笑。我可急得要命。恨不得跳过去帮他系好皮鞋带。

  而下面,陈也在叫了,他喊:

  “起来了吗?我先走啦!”

  小林可真急得手足无措。越是急,越是不顺手。一听见陈的叫声,他喊:

  “好了,好了,就来,就来!”

  终于,他缚好了皮鞋带,站起来了。

  我松了一口气,第一个三脚并作两步的跳下楼去,陈已经在大门口了。

  “走吧”

  我摇一摇手,喊。嘴里喷出来的热气,就像掀开了正在沸腾的水壶的盖子时一样,往前直冲。

  “今天真冷!”

  陈说。看见老王后面跟着的,一面走一面扣衣服的小林,他笑起来了。

  四个人急急的走出去。

  平常很冷静的街道里,这时热闹起来了。跑警报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匆匆忙忙的走着。

  天气是非常冷。白蒙蒙的雾,紧紧的抱住了这个灰色的小城市,也染上了灰朴朴的不清洁的颜色,使人看着也要厌烦,仿佛这沉重的雾全压在心坎上似的。人在湿搭搭的肮脏的雾里急急地走着,就像是一架在开动着的,冒着蒸气的机器。人们忽然骚扰起来——紧急警报惨厉地叫起来了。这惨厉的声音,真像一只看不见的最可怕的怪兽,无情地威胁着每一个人。

  于是开始了跑步。

  人像一条惊人的巨大的长蛇,一群接着一群呼吸的声音。呼喊的声音,小孩子啼哭的声音,和几百双脚一起一落地打击着这以小石块砌成的,像给什么巨大的野兽啃蚀得凹凸不平的街道上的嘈杂的声音,汇集成了一道声音的洪流,仿佛刚从一个险滩上冲过来的江水一样,喘急而且宏亮。

  直等到以跑百米的速率,冲过了一道长逾十丈的,用一只只小船和一块块木板连结而成的浮桥以后,大家才放慢了脚步,让自己稍稍大胆去恢复自己的急喘的呼吸。一过江,我们便在城外了,附近的一簇一簇稀毛癞痢头般的小山脚下和山腰,简陋的防空洞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在以最大的热忱欢迎这些才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的跑得气喘吁吁的熟客们。

  跟着大群的人,我们走上山去,像别的许多年轻的公务员一样,不愿意走到那黑暗,闷气,而且充满了大小便的臭味的防空洞里去,我们转到山背后,在一个很隐蔽,并且背后有可以挡住西北风的围屏的地方,坐了下来。

  “真要命!”

  小林咕噜着,用红红的大手在面孔上猫洗脸样画了两画,又打了一个哈欠。

  “陈, 带报纸来吗?”

  陈从大衣袋里挖出一张又绉又烂的报纸,翻开来看了一看,递过去。

  “要给我留着,”他打一个哈欠,把本来就像山羊般的面孔,拉得越发长了。

  “呵——哈——。”接着,大家都静下来了。小林拉开了那张隔夜报,找到了副刊,便折了一折,专心一志的读起来。他的胖胖的圆面孔泛着因为血压太高而起的不正常的红色。

  山里很热闹。三三两两的人,不断的来来去去。包在冷冷的雾的怀抱里的小山,给这突然其来的袭击吵醒了,不愉快地,然而又无可奈何地沉默着,只有那尚未完全枯黄的小草,给寒风引逗得一摇一摆,在和邻近的同伴们窃窃私语。

  我翻开了书。

  “周璧!”

  正在看报的小林,忽然抬起了他那孩子般满脸稚气的头,看了我一眼,说:

  “你认得晏石吗?”

  我摇摇头,笑了一笑。

  “谁,晏石?”

  老王抬一抬眼镜,转过脸来问。

  “唔,晏石,和老周在‘打官司’的。”

  忽然,小林把手里的报纸卷起来,轻轻地打着自己的脚,对我说:

  “你写文章要小心一点。”

  一刹时,我的心像受了什么重物的压抑一样,感到难忍的烦闷。小林的兄弟般的关切的劝告,使我在这冰冷的人世间浸得麻痹了的心,受到了委屈。

  “唔。”

  我习惯似的答应他,对他红红胖胖的面孔,狠狠地看了一眼。

  警报在半个钟头以后解除了。

  回去的人群,显得悠闲与漫散。我们一边谈笑一边走回去。当我们走到山的正面的时候,那静静地躺在那里、四面八方都给大大小小的土山拥抱住的、像陈旧的积木玩具一样的城市,便呈现在我们的目前了。雾慢慢的往上升往上升,仿佛故事里的公主在提起她的白纱的围裙走上楼去。

  然而太阳可还不愿意轻易的露面。透过逐渐淡下去的迷雾,可以看见灰色的云层,威胁似地张开着,严厉地监视着这个残破而且灰色的小城。

  踏着灰暗的,古老的,支离破碎的街道,走回宿舍去吃早饭时,老王问我:

  “吃好早饭,到图书馆去一次好吗?——我想拿一篇稿子给董秋芳。”

  “好吧!”

  我把冻得红罗卜似的,几乎有点透明的手,放到嘴巴前面去承受一点热气。等我们回到宿舍时,掌心里已经有一层薄薄的露水般的水汽了。

  这是一个在福建省中部的,安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里的半开化的小城。如果不是日本人的炮火和炸弹的功劳,把省政府从福州赶到这里,把无数的外省人像一群丧家之犬赶到这地方,——恐怕再过一个世纪,她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快乐和悲哀的吧?……

  ……城市是非常之小的。灰白的,古老的建筑物,竹子、泥巴、和木料搭成的建筑物,全给单调的灰色的外衣笼罩着,使这个新旧相间的城市,显得忧郁和沉闷。

  人住在这里,也是忧郁和沉闷的。城市是这样的小,假如你肯化上半个钟头的时间,便仅可从容地把所有的在城区的大街小巷都走遍。

  而到处,到处都是一律的忧郁和沉闷的灰色!这灰色一直透进人的胸膛,紧紧的扼住了每一颗年青的心……半大陆性的、白天和黑夜寒暖悬殊的、多雾的气候,和沉重的空气,渐渐的腐蚀了人们的灵魂,像放在湿地上的铜器一样,发着可怕的青绿色的铜锈。

  在这样沉闷的空气里,两份官办的日报,销数决不能超出三千份,像两枝被错放在沙土中的苍白的小花。我们在工作的,则是一份三日刊的乡村报纸,在政府的抚育下,保持了四万份的印数,但是也因为气候的不正常和土壤的恶劣,这朵花开得并不旺。……

  董秋芳先生,老王要我陪他去看的,是省政府图书馆的馆长,兼编着《大成日报》和《民主》报联合版的副刊《新语》。比起另一份报纸的中央副刊来,《新语》是一个拥有较多的青年作者和读者的,比较进步的副刊。

  大约九点多光景,我陪着老王走进了图书馆的临时办公处。图书馆的原址,在一个多月前的一次几乎毁灭了大半个城市的大轰炸下,变成了一堆瓦砾了。……

  临时办公处非常小,狭狭的一间屋里,挤满了办公桌,乱七八糟的书籍和报纸,显得局促和阴暗。

  董秋芳先生穿着他那件亲热的、领子脱线了的旧大衣在和一个年青人谈天。

  我们走进去,点了一点头,便开始我的介绍:

  “这是王XX先生,我的同事!”

  摆一摆手,我侧过身,说:

  “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站起来。那一个本来就在那里和他说话的,瘦削而且苍白得有点怕人,穿了一件油光闪闪,又小,又破的黑棉大衣的年青人,像影子一样,跟着也立了起来。

  “请坐请坐!”

  董先生招呼老王。过后,就指着那个黑黑的青年,说道:

  “你们得认识认识。这是晏石。”

  说完,又用他那缩在破大衣的裂开了嘴巴的袖管里的手,对我摆了一摆,说:

  “这就是周璧。”

  那个被指着叫做晏石的,从灰白的面孔里露出死灰一样的青白的年青人,伸出他冰冷而且僵硬的,有修长的、关节极粗的指头的手,紧紧的握了我。

  “我叫刘X曾,在县政府做事!”

  他用重伤风一样的嗓音,坦率而坚定地,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滔滔地说。说完,放开了我的手,俯下身去吐了一口痰。

  ……

  就这样,我和晏石认识了。

  一个礼拜过去了。留在我脑子里的,那个显然有第三期肺病的“文友”的影子,被日常的工作,和无休止的烦闷,像在水中冲洗过的劣等花布一样,褪色而且模糊了。在为了董先生的一篇文章而引起的论争中,晏石给我的印象并不好。他像一个喜欢眩奇的学生,在学到了一点新鲜的东西以后,便急得什么似的到处搬弄。论争的题目,是关于社会制度和人类的意识形态两者的改变,谁先谁后,谁难谁容易的问题。他站在“乐观”的立场上立论,在文章里用了不少的术语。而这些术语,在那样的环境中出现,是非常之犯忌的。

  “幼稚病!”

  在看了他的文章以后,小林曾经不屑地批评过,并且给了我在以前写过的那个使我感到委屈的忠告。

  “幼稚病”——我也这样想。

  这一天——刚是出报的前一天。晚上六点钟样子,天非常黑了。编辑部里,除了我还在看最后的清样外,旁的人也都回宿舍去吃饭了。

  四周静得很。一个十三四岁的排字工友等我签最后一版的清样。我全神贯注的急急的看下去。

  “周先生,周璧就是你吗?”

  排字工友伏在桌子上,低低的问。

  “嗯 。”

  我回答,没有把眼睛移开。

  “我们都看你的文章,”他仍旧低低的说下去,像开玩笑。“写得真好!”

  “唔。”我没有抬起头来。早已到了吃夜饭的时间了,肚子里已经急于要一点东西填下去。而最使人着急的是,天气还这样冷,如果迟半个钟头回去,饭和菜准都会冷掉。这样的大冷天吃半冷不热的饭,实在是很不受用的。

  “前几天,有一个叫晏石的,也写文章……”

  “是的,‘打官司’。”我笑着掷下那枝像怀了孕一样的,被红墨水和蓝墨水泡涨了的毛笔,把签好字的清样推在他面前。

  “明天会!”

  于是我熄掉了电灯,关上了编辑部的门,把自己投向黑暗而且寒冷的街道,冒着迎面吹过来的直吹到人骨头都发抖的寒风,急急的向宿舍走去。

  宿舍里,异样的寂静,全不像往日那样的充满了活泼地谈笑的或严厉地讨论的声音。我悄悄的走进厨房,工友老谢一个人闷声不响的在洗锅子。

  “大家都吃了?”“吃了,——饭在里锅。”

  “你吃了?”

  “还没有。”

  “一同来吃!”

  他搬出窝在饭锅里的为我留下的菜和饭,两个人便默默地吃起来。

  “老谢;”吃完饭,用油腻腻的破大衣袖子抹一抹嘴巴,我问:“今晚上读书吗?”

  “读的。”他傻里傻气地、有点难为情似的、嘻开嘴笑着。“我烧好水就去。”

  “好的。”

  于是我一摇一摆的走上楼去。。嘴巴里低低地哼着: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唔,周璧!回来了吗?”

  一个陌生的声音愉快地喊出来。我一吓,把已经到了喉咙口的“煤烟”吞下肚去了。

  “唔?——”

  我一面回答,一面赶快抬起了头。站在我面前的是穿了有反光的黑大衣的晏石。“唔,晏石。——来了好久了吗?请坐。”

  我又一次握着了他那又冷又硬的手。

  在电灯光下,他的面色显得异样的青白。——我简直不敢仔仔细细的看他。

  但是一个声音在心底里诱惑着我。

  “看他,仔仔细细的看他。”

  我看了。在梳得并不太光滑、但决不像我这样任它散乱地堆在头顶上的头发正面有一个几乎成了三角形的面孔。上面大,两面的颧骨高高地凸起来,就像是一个滑稽的塑匠给他开一个恶意的玩笑,特地给装上去的一样,显得万分的不调和。稍为上去一点,是一对大大的,坦白得有点空虚的黄橙橙的眼睛。灰色的眼珠在慢慢的动着,像不活灵的弹子。一张时时有痰吐出来的嘴巴,也大得和他这种瘦削的面孔不相称。嘴巴上面,两个鼻孔张开着,像两个通风的窟窿一样不时的翕动。……无论如何,这是一张坦白的、虽然罩上了病的阴影、但仍然显示出天真的颜色的面孔。

  他的衣服——恕我不来形容。在这样的年头——我只可以这样对自己说——这样的配这样的衣服,是“天公地道”的。

  我看看自己。自己身上穿的,是老王送给我的一件军用棉大衣,像害了一场重病似的,内部的组织完全混乱了。棉花已经自由自在寻找了最适宜于它们安居的角落,因此左面膝部便瘪了下去,只剩一层黄姜姜的面子和一层青绿方格的里布亲热地时常接吻。

  “难兄难弟。”

  我在心里想。

  ……然而,“人不可貌相”。我虽然这么需要朋友的鼓励与温暖,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只得在自己心上筑起一道防范的篱笆……

  “很忙吗?”他说。

  我从冥想里回过来,淡淡的笑了一笑。

  “也不,”我说,“今天是例外,平常总是五点就回来的。你忙吗?”

  “没有什么事。”他说,走到窗口去吐了一口痰。

  隔壁老王他们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像在睡静了一样——甚至比睡静了还要静。我觉得奇怪,但是,突然,我想起了——是因为有了一个陌生的,被大家怀疑的,客人的缘故。

  小林的忠告又在我耳边响起来。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这两天有写文章吗?”

  晏石问,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定了我。

  “没有。”我淡淡的说。

  “看什么书吗?”

  显然的,他也有点拘束。我忽然觉得他问这两句话,完全为了没有别的话可说的缘故。

  然而我仍然怀着戒心。

  “也不看什么。又买不起书,也借不到……”我下意识的偷偷地对枕头望了一眼,那下面有一本厚厚的洋装书……在那里。

  “董先生那里有点书,”他兴奋起来了,提高了声音说:

  “我今天刚在他那里借了一本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他把书名说得特别响。“你看过吗?”

  我摇摇头,回避地说:

  “没有,我不大喜欢看理论书。”

  谈话又这样的搁浅了。隔壁,老王在磨墨,砚台摆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阁阁的响着,仿佛也对这陌生的客人有所恐惧的,响得这么小心翼翼……

  空气非常沉闷。像有什么看不见的巨大的手掌,掩住了我的鼻孔和嘴巴。

  在老谢蹒跚地拎了热水上楼的时候,他告辞了。

  这之后,他又来看过我两次。每次的情形,都是差不多:他一来,隔壁的声音静下去了,我在心上筑起篱笆,而他呢,却说得一次比一次多起来,仿佛完全不晓得人们在用怎样的眼光看他一样。……

  第二年二月初,报社奉命结束了。在舒舒服服的睡了十天也玩了十天以后,我便到改进出版社去工作。还想偷点什么其他的吗

  改进出版社在北门城脚边,非常幽静,房屋也还宽大。尤其值得赞美的是编辑部的环境。一排五间的洋式平房,庄严地排在靠近城墙的高岗上。前面是巨人一样高耸着的芭蕉,静静的端庄的站成一排。当下雨的晚上,雨轻轻地打着芭蕉叶,芭蕉叶就发出幽美的沙沙声,多富于诗意!后面是一排美人蕉,就像是芭蕉的女儿,娇嫩,漂亮,开着红的黄的花的时候,你一看就不愿意走开……

  我的宿舍就在编辑部的前面。从那幽静的编辑部走出来,穿过一个不大的园子里的,夹在许多盆花中间的砖砌小径,再走下四五级石级,就可弯入我的寝室了。

  是一个礼拜天的上午。天气非常好。在连绵不断地下了半个月以上的讨厌的雨后,天空显得特别的蓝,蓝得有点像透明似的。我一个人悄悄地坐在编辑室里写稿。

  忽然,同房间里的陈先生在喊我了。

  “周先生,有客人。”

  我放下笔立起来,听得陈先生在讲话。

  “唔。”

  站在我面前的是晏石。握过他又冷又硬的手,我请他在床上坐下,我自己便坐在一张像有生命般会自己活动的凳子上。

  “星期天,不出去玩吗?”

  照例是他先开口。刚说完一句,他便咳嗽起来。咳嗽的声音很低。咳嗽完,他走出屋外去吐痰。

  我多抱歉这里没有一只痰盂!

  “没有出去,”我说:“在这里,朋友很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是的,”他说,“在这里太寂寞了,没有朋友,——你朋友总比我多一点吧?”

  我摇摇头。“认识的人也许多一点,但朋友——却不多。”

  他又咳嗽了。在他第三次出去吐痰的时候,我听见陈先生低低的叹了一口气。接着就出去了。

  我心里也感到不舒服。我为晏石的病苦痛。但是,为了怕伤他的心,我除了劝他少写文章外,连一个病字也没有敢说起。

  随着谈话的次数增多,我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了。我悄悄地撤去了筑在心上的篱笆。

  当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对他说:

  “你写文章,触眼的新名词少用一点吧,现在环境不好啊!”

  “为什么呢?”他张大了眼睛,大声问,鼻孔一掀一掀的动着,面色也显得灰白了:

  “我不怕,我管不了这些!我……”

  他气汹汹的说,但在最后一句上停住了。

  像一个黑影突然落在我的心上,我感到恐怖。他的没有说出来的话,我是完全懂得的。

  我为他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仅仅只是二十岁的年青小伙子呢,“死”却一把把他抓住了……

  我分明的感觉到,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他与死神搏斗的痕迹。

  我轻轻叹一口气,不敢让他听到。

  “文章少写点吧,真的,晏石,写文章有什么用呢?小心身体吧!”

  “不!”

  他张大了坦白到几乎空虚的眼睛,看了我几秒钟,大声说着,一面立了起来,跨了二大步。

  “不!我不能够少写!”

  他伸出手,摇摆着,帮助他的语气。修长的,多节的,灰白干枯的手指,张开着,微微的弯转,活像是一只祗有骨头的魔鬼的爪子。

  “我们有多少敌人!我们有多凶的敌人!我不能松手,我不能,我不能!”

  他走着。手摇摆着,仿佛在指出那些躲在一旁狞笑的敌人。口沫四处飞溅,像急流的瀑布碰到了突出的岩石而飞溅出来的水花一样。

  他声嘶力竭的喊。

  “你,你不能说——你不能这样说,写文章没有用,不对,写文章有用的,你自己也是写文章的,你骗我!”

  又咳起嗽来了。他立定了,稍稍俯下身,手结成一个环,抱住了自己的胸,费力的咳起来。我看得见他面孔上倏忽显隐的红潮,我也看得见他额上的青筋,像小蚯蚓一样一条条涨起。

  看他咳得这样费力,我也紧张起来了。我多希望能帮他拉出那一口痰啊!

  当他吐完痰走进来的时候,他用手帕轻轻试去额上的汗。刚才的一股劲儿完全消失了。他张大嘴喘着气,右手用力地拍着胸口。

  我忽然感到异样的疲倦……疲倦……

  然而他的大眼睛还在闪闪的发光,表示他还有精神,还有勇气,还——还不甘心倒下去。

  

  冬天过去,春天像早熟的姑娘一样,站立在这烦闷而单调的山城里了。还没有完全枯死的小草,被春天的软绵绵的雨水一灌,又神气十足的挺起腰来,染绿了这多砂石的、干燥的土地了。

  空气仍然是沉闷,仿佛这里的天地是这样的小,一晚睡过,炭酸气便充满了这小天地,而且无耻的残留在那里,不肯散去;外面又没有风。

  然而生活却有生气起来,工作也忙起来了。

  ——“董先生很忙,《新语》的版面是印刷所随便乱排的。你去替他帮忙吧!”

  在一次谈话中,晏石神气十足的说,唾沫四溅着。

  “不,”我说。心里想,晏石想得好天真。

  “一定的,”他非常固执,固执得使我吃惊。“我今天就去向董先生建议。他决不反对的,董先生很信任你。”

  “不要胡闹吧!”我一本正经地说:“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呢!”

  然而他摇着那骷髅般的手,满口飞溅着唾沫,在小小的房间里转来转去:

  “你不要推却!这是你的责任。如果我有经验,我就去帮忙了。”

  我脸上一阵热。在他这样严厉的言辞下,我低头了。

  就在这一天傍晚四点多钟的时候,他夹了一个纸包来找我了。董先生接受了他的建议,把所有的存稿交他带给我。

  从此以后,晏石来看我的次数加多了。因为路近,他常常在中午到我那里来谈天。他的略带沙哑的说话声,热情而且急促在房间里回旋着。

  “周先生,你的朋友肺病重得很,你要小心一点呢,不要和他站得太近。”

  有一次,当晏石刚从我房间里谈了两个钟头出去的时候,同寝室的陈先生这样警告我。

  “嗯。我自己也有肺病的呢!”

  我无可奈何地苦笑着答应他。心头感到一阵痛。……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在我的寝室里有一个不约而集的集会。四、五个爱好写作的,经常在《新语》写写稿的年青人,梦旦(刘金),夏侯,晏石,和我的两三个同事,比上办公室更为正经地,络络续续的来了。

  梦旦是在省训练团工作的。平头,黄制服穿得清清洁洁。瘦瘦的个子,瘦瘦的面孔。在几个朋友中,他的文章写得最好,但却不会说话,平常谈天的时候,他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

  夏侯则是一个小孩子,仿佛还只有十七岁。红红的面孔,穿着太大一点的制服。

  他似乎是很顽皮的。但当他第一次拿了姚先生的名片来看我的时候,却毕恭毕敬,完全像一个初入学的怕先生的小学生,害得我也非常拘束。

  以后的几次,他仍很拘束。有一次,他在我那里借了一本书走了,晏石对我说:

  “这小孩子一本正经的——他对我们倒很尊敬的呢!可惜我们自己太不尊敬自己了,只管对他说笑话。”

  他抱歉似的笑起来了。

  日子像平原上的河水一样,平静地,缓慢地流着。没有波澜,没有斜坡,几乎也没有声音。流着,流着……

  生活就像是一个板子刻出来的花纸。今天这样,明天这样,后天,大后天,再后天……也还是一个样子,始终是这么几朵花,这么几片叶,这么几个人……

  碰着下雨的日子,人就像狗熊一样绻伏在自己的洞窟里,听雨滴轻叩着芭蕉叶,听芭蕉叶轻轻的私语。

  “周璧,这天气真可恶!”

  一天中午,我一吃过那吃厌了的那一钵子的红米饭,便躺倒在床上看书。突然,晏石推开房门进来了。跺跺脚,把湿淋淋的的雨伞往门背后一靠,就一屁股在床前坐下了。

  “真讨厌!”我放下书,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晏石,你该请医生看看。”我意识到这太过潮湿的天气给予他病体的威胁,轻轻地用了极大的勇气说出这一句话来。“你的声音越来越哑了。”

  他低倒头一声不响。仿佛在默想什么似的。后来,他凄然一笑,说:

  “是要去看了。——我父亲在替我想办法借一点钱。”

  我也低倒头,想哭,然而哭不出;潮湿的空气仿佛一块看不见的湿布,紧紧的包在人身上,腻搭搭的,窒闷得难熬。有时候真想发疯,想大喊大叫,想用力把这一块潮湿的布撕开……

  “倒霉的天气——连人的灵魂也要生锈了。”我闭上了眼,轻轻地说:“我想唱歌,但是——喉咙生锈了;晏石,”我张开眼,用手指一指窗外的,灰沉沉的尽往下灌水的天,说下去:“你看,这天——这成什么天呢?一片灰色,一片黑暗。”

  他同意似的,点了点头。痰吐得更起劲了,几乎每隔两三分钟就要走出门去一次。

  我替他疲倦,这不断的磨折啊!……

  然而,警报呜呜地响起来了。夹杂在切切差差的雨声里,这呜声显得异样的凄凉。

  我身体动了一动。

  “这样的天气也要拉警报。”我自言自语的说。忽然,我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看看正咳完嗽的晏石,问道:

  “你平常跑警报吗?”

  他把头轻轻地摇了一摇,说:

  “不,——我跑不动。一跑就喘,还不如不跑好。”

  我的心像受了冷水的一泼,突然收缩了一下,接着又突突地狂跳起来了。我只觉得自己有如浸在水里一样,浮呀浮的……

  此后,每碰到警报一响,我跟着大群的人像大河里的一滴水一样流向城外的时候,我脑子里总出现一个影子:这样苍白,这样瘦削,不断的咳嗽,吐痰,带着毫无指望的第三期肺病在工作,在写文章维护真理,……他为了跑不动,带着一颗倔强的不安宁的心,不跑警报。……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一翻身坐了起来。

  “晏石,你还记得三月里,联合周报社为了募捐援助王鲁彦、张天翼……而举办的时事照片展览会吗?”

  他点点头。摸不着头脑似的,睁大了满含疑问的眼睛对我望着,一面却禁不住又咳起来了。

  “记得的,是吗?”我轻轻地,仿佛在回忆一件难于记起的往事——或许是一个迷迷茫茫的梦一样,说:

  “你应该记得的,你还捐了钱。但是你晓得吗?在你之前不久,念非,他那时正失业穷得连饭也没有吃,他也把一百多元稿费钱全捐了。接着你也捐了钱。这时姚先生悄悄地对我说:‘这两个就是自己也有被救济的“希望”的。’……” 

  他仿佛听一个稀奇的故事,两眼炯炯的对我望着。一等到我说完,两声叹息同时响了。

  “唉!——”

  叹完气,他苦笑了一下。像小学生在背不太熟的书本一样,他低低的念着:

  “自己也有被救济的‘希望’的……”

  一连念了三遍。直到他又咳起来,把喃喃的语声拦腰打断了为止。

  这以后,他听了我的劝告,不写文章了。代替写文章,他一有空就来找我谈天。人一天比一天瘦了,咳嗽也愈来愈凶,说话的声音一天天沙哑下去,——然而,他仍然有劲,每次来看我,一个钟头里面,总有四十分钟是他在沙沙地叫着,喷着唾沫,摇着右手。我是不大会说话的,能说上十分钟就了不起了。

  谈的问题也非常广,除了最关心的副刊外,我们谈政治,谈经济,谈鬼神,谈学问,谈生活……总之是,凡是我们这两个年青人的幼稚的头脑能够想得到的,便都放胆的谈,也不管自己的见解是何等的幼稚可笑,甚至是完全错误。

  有一次,他夜里来看我。问我肯不肯陪他去散步。

  “外面静得很,”他一进来,便沙沙地说。“一同去走走好吗?”

  我立刻放下笔。忽然想,恐怕他会累的吧?便对他说:“好的。你先坐坐,我再写一点,顶多十分钟便好了。”

  他一声不响的在床上躺下去。

  “周璧,我真羡慕那些身强力壮的人。”

  他梦幻似的说,仿佛十分软弱似的。

  “啊!?”

  我像被黄蜂剌了一下似的,惊叫起来。但立刻我觉察出自己的大意,转了口气。问道:

  “真的,你现在吃药了吗?”

  “在吃了。”他说,忽然低低的一笑。“很好吃,甜得很!”

  “中药吧?”

  “中药。医生是很好的,他说可以包医,不过要五万元钱——五万,太贵了,像我们这样穷公务员,不吃不用,饿着肚皮,也要做两年才有五万元钱呢!”

  说着,他又兴奋起来了。吐了一口痰回来,他摇着手,低低的哼一支歌。

  我停了笔,静静地想。“包医”?肺病已经到第三期,连喉咙也沙哑了,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吗?除非出现了奇迹,可以换掉一个肺,怕……

  但是,我多么希望真有这样一位仙人似的医生包医他的病啊!

  ……为了鼓励他,我说了:

  “宽心一点,休养休养,慢慢总会好的。不要太多想了,年纪还轻着呢,”顿了一顿,我问,“你还比我小一岁吧?”

  “是的。”他说。“真的, 我不急,一点也不急。今天下午我忽然想:国内政治弄得这样糟,完全是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走极端的缘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来组一个党,”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努力说着,唾沫直溅到我的面孔上。“我们组一个‘中立党’,不要左,也不要右……”

  我不赞成他的意见,想辩驳。但一看他正弯着腰在那里艰难地咳着,一股热辣辣地刺心的同情便从心头上升,我闭紧了嘴。

  五分钟后,我们锁上房门,出去了。

  暮春的夜,是清静而幽美的。没有风,城边的燕江,哗哗的流着,像在诉说她无边的哀怨。半圆的月正在天心,冷冷地,射下苍白的光。

  两个人沿着马路,默默地走着。在路灯和从店里射出来的或明或暗的电灯光下,两个影子忙碌的摇摆着,一会儿抢到前面去,但慢慢的慢慢的短下来,又一跳溜到背后去了。

  走了一条街,两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在有许多场合,不说话是比滔滔而谈更能使两颗心互相接近的。走着走着分明的感觉到他的一颗倔强的心,在不断的和一个强有力的名叫死神的怪物搏斗着,我低叹了一声。

  “我们从溪边走吧,”他说,立定了。

  我默默的跟着他,走到溪边去。溪边没有什么灯火,但月色却显得洁白了。溪水呜咽着,奔流着,不断的反映出鱼鳞似的银光,仿佛有几百条不安静的银鱼在顽皮地跳跃玩耍似的。

  不知怎样一来,我忽然害怕起来。我想,他会不会在这样幽美的月夜去投江自杀呢?……

  我看定他的背。

  他安静地走着,好像心中什么都没有想,什么挂虑也没有似的,悄悄的,幽灵似地走着。痰吐得很多,连咳嗽也是沙哑得没有什么声音。

  “梦旦有信来,”我说,“问你的健康。”

  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仍然默默地走着。

  “他叫我不要告诉你,”我接下去说,“他说,为了怕打扰你,他连信也不写给你。”

  他立定了,转过身,叹了一口气。

  “真的吗?”他沙沙的说,“我正想他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上个星期下雨,这次该不会了吧?”他望望天,好像是在对着月亮说话似的。

  “礼拜天他会去看你的,”我说,“你等了他再去我那里吧!”

  走得很慢,大约有一刻钟,才走到南门。

  “他该很累了。”我想。

  “陪我到门市部去一次吧,”我故意说。“我要去借一本书。”

  他没有异议,我们走到了出版社门市部。一走进去,我就拉了一张圆凳子给他。

  “坐一会吧,”我命令似的说,倒了一杯开水给他。“我要拣一本书。”

  他坐在那里,微微的喘着气。

  我故意在书柜子那里东翻西翻,和店里的同事聊天,和看书的熟人打招呼。

  “老周,明天有音乐演奏会,去吗?”一个在音专的朋友走过来,握一握手,说。

  “好啦,有票没有?”

  “要什么票,你明天去找我吧!稍为早一点,七点开始,你六点四十分以前来叫我。”

  “朋友可以带几个?”

  “悉听、尊便,”他笑着说:“有女朋友侭管带去好了,我给你排坐位。”

  “带得太多,把中山堂轧坍了,怎么办?”我笑着说,拍一下子他的肩头。

  “放心!”他也笑着,拍拍自己的胸,“我负责!坍了,再造新的。”

  说着,笑一笑,他走开去了。

  在和晏石回去的路上,我约他一同去听音乐。

  “好的,”他说,“你来叫我?”

  “你可要早一点吃夜饭,”我说,“顶好五点一下办公就吃,早一点去找人聊聊天。”

  “好吧,”他笑笑,“可惜梦旦在乡下。……”

  第二天,我不知在什么地方,听见一个朋友在说,董先生因为我在外面“招摇”,对我很不满……。

  我非常难过,也非常气闷。要我去帮忙,原是晏石的意思。现在弄得这样,还是去找他吧,我想。于是,像一个十足的傻瓜似的,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便愤愤的写了一个条子,连同编好的一期稿子,以及所有的要用或不准备用的原稿,一股脑儿要门房去送给晏石了。

  “真是吃力不讨好!”我在条子上写:“假如是旁人有话说,我决不理会的。我知道有许多人——许多敌人正希望我们垮台。但想不到像先生爱学生一样爱我的董先生也会有话说。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董先生……”

  五点半,我正从印刷所出来,想就去叫晏石同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工友告诉我有人在房间里等我。

  我走去了,坐在那里看书的是晏石。

  “不要闹别扭!”

  他一看见我,就放下书,指着没拆开过的一包稿子,责备地说:

  “我到过董先生那里了。他什么也没有说过。他说:《新语》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也不容易了。许多人抬起手,正在等我们垮下去,他们便可以立刻拍出声音来。我们不要亲自杀死这个新生的婴孩吧!”

  说到这里,他又拼命的咳起来了。咳完,吐了痰,他一面抹嘴巴,一面说:

  “董先生是信任你的。——好好的干吧,不要闹别扭。”他放低了声音,好像无限凄凉似的,说:“至少,也为了我的缘故啊!”

  我感到一阵难过,几乎掉下眼泪来。就这样,一句辩白和解释也没有,我在心底里忏悔,忏悔自己的太不为朋友着想,要用这样无意识的行为去刺伤一个在生命的边缘上的朋友……

  南国的春天,是非常之短的。冬天的寒意仿佛还残留在人们的心里,忽然,红红的太阳热辣辣地照着,到处青葱葱长满了绿叶和青草。太阳把人们身上的衣服,剥去一件又一件——夏天,这炎热得使人发昏的夏天就来了。

  晏石似乎更衰弱了。但他却倔强的生活着。一天晚上,我破例地走到他宿舍里去。

  他非常高兴,连忙倒一盆水给我洗脸,又在他父亲床上拿了一把扇子给我。

  “坐吧,”他赤着膊,正在吃夜饭。肋骨一根一根的凸出来,就像除了一层皮之外,再没有一丝肉的一样。手臂细小得麻骨梗似的,使我吃惊。在以前,我是想不到他会瘦到这步田地的。——我真有点懊悔这一次的探望了。

  “吃什么菜?”

  我走过去看。一盆豆腐烧青菜,一杯开水,在冒着热汽。

  “我吃四两饭,”他满身是黄豆般大小的汗珠,沙声说:“痛苦得很,喉咙口很痛,没有开水,是咽不下的。”

  我默默的退回去,坐在床沿上。一阵忧伤袭击了我,我真想逃出去。……

  

  按:此处有缺页。…….

  …….

  他冷冷地说。我听得出他这话里的悲哀,他是在说:我终于支持不下,我要走了;我不忍和你们分别,但我要走了;我多么爱这个地方,爱这些朋友,但我终于要走了。

  我黯然。几个月来,他已成了我最接近的朋友了,然而他要走了,他带着一个站在生命的边涯上的身体,离开了他最相知的朋友而走了,……

  我悲哀,我说不出话。然而,为了安慰他,我硬起心肠说了:

  “回老家养病也好,有家人照料。不要难过。病好了还可以到永安来,朋友们都会等你。”

  “要多给我信啊!”他几乎是在哀求,带着哭声。

  用了很大的力气才遏制了自己的眼泪滴下来,我说:

  “一定的,晏石,我们不忘记你,你静心休养吧!报纸,我会请求董先生给你寄的。”

  他点点头,眼睛润湿了!……

  我送他出去,一直送到他房间里。

  临走了,他握住我的手,吝啬他流着两颗泪珠,对我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要多给信我,不要忘记我啊!”

  我再不能止住自己的眼泪了。为怕相对无语会引起更多的悲伤,我转身逃也似的走掉了。

  这是生离?还是死别?

  这是生离,但也是死别啊!

  晚上我钻在军毯里哭着睡去。

  眼泪是洗不去悲哀的。第二天,我眼睛微肿,咬紧牙关一声不发的工作……

  日子 悄悄地流去,载着人世的一切欢乐与悲哀。每个礼拜的集会继续不断,没有一个集会上不提起晏石。

  “老周,我前天写了信给晏石。”

  “老周,我刚才寄了晏石的信。”

  然而我没有写……我不敢写信。一次又一次,我提起笔,又放下了。叫我写什么好呢?虚伪地安慰他?欺骗地鼓励他?还是坦白地告诉他呢?

  我举棋不定。无论怎样做都太忍心,终于我保留了这只棋,放在自己手里。

  但是,当十月里得到他死了的消息时,我懊悔了。然而 ,来不及了啊!他就这样死了,寂寞冷清地,违背了自己的心愿,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朋友,抛弃了自己心爱的文学,带着一颗热爱人民的心,悄悄地,死了,死——了——!

  消息报是董先生告诉我的。晏石垂危时,嘱咐他妹妹写信给父亲,要他通知董先生。他父亲老泪纵横,拿了十首《悼亡儿焱曾》找到董先生那里去。

  我们决计要为他作一次纪念。十月二十日吧,《新语》在艰苦危难之中给他出了一次特辑。但是,为了减少刺激,我们竟没有安上一个总题目。

  这特辑,连同我留下的全部“家产”,都已散失,或“入了官”了。幸存的只有我自己写的一小段用《无题》作题目的短文,录在这里,就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吧!

  

  

  无题

  当我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因为不满于自己所写的一篇悼念晏石的短文,所以不打算把它发表时,他肯切地说:你无论如何应该写一篇,假如因为太忙了不能重写,那就把写好的一篇拿去发表吧!

  我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他的“请求”呢?

  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那篇自己写的文章重写,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写得使自己满意的:关于这样一个和自己处在同一命运里的朋友的死。

  在这样的时代,我不会再有悲哀。一个朋友的死,那意思也等于说:我们的肩上又增加了一分他所分给我们的重量。接受这一分重量,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权利,同时这也就是对于那个朋友的最好的纪念,我想。

  我不能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对同伴的爱和对敌人的仇恨的火同样炽烈地燃烧在我的心头,这火有一天会蔓延开来,烧死我们所有的敌人的。这是我要对死者所说的唯一的话。

  

  ——十月十九日。

  

  原载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文艺春秋》四卷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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