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是王亚南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

刘思衡  2010/4/28 8:20:53  13603点  永安之窗
  王亚南1901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人,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69年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他与福建有缘,三度入闽,最终扎根福建,做研究,办教育,度过辉煌的后半生。1927年王亚南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毕后,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翌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并兼任暨南大学经济学教师。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发动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亚南第一次入闽,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文化委员会委员。“闽变”失败后,他被通缉,于1934年初取道香港赴德国、英国考察学习一年多,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事迹,并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翻译。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王亚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会委员。1938年8-9月,他和郭大力合作十年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卷中文本在上海出版。1940年9月受聘为广东(昌乐县坪石镇)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4年下半年 ,日本侵略军为打开中国与东南亚的陆上通道,企图打通湘桂粤汉两铁路,切断我国东南与大后方的联系,作垂死的挣扎,湘桂大战惨烈展开。中山大学紧急疏散,王亚南考虑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工作,虽然道路艰险,但比到人员拥挤的大后方会有较大的发展余地,意义可能比较大些,便毅然接受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的邀请,携夫人和子女第二次入闽。此时,43岁的王亚南已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福建省政府任命他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受聘兼任厦门大学(长汀)、暨南大学(建阳)客座教授。1945年秋,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党政府加紧迫害羊枣(杨潮)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永安大狱”。王亚南表示强烈抗议,愤而辞职,离开永安,受聘于厦门大学(长汀)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日本投降后,他于1946年夏随学校迁往厦门。1949年1月,国民党反动政权行将崩溃,厦门白色恐怖加剧,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王亚南撤至香港。5月初转到北京,在清华大学任教。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他为解放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年9月赴厦大任职,第三次入闽,直到逝世。王亚南在福建工作近25年,福建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永安也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

  王亚南在永安这个“驿站”虽然只停留了约一年时间,却做了许多足以载入史册的事,充分体现他高尚的思想境界、渊博的学识和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他到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上任后,即着手改组了研究所的组织、人事结构,建立政治、经济、文史三个研究组,自己兼任文史组组长。聘请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羊枣为政治组组长,主编《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聘请经济学教授章振乾任经济组组长。此外,还聘请了谢怀丹、余志宏、李达仁、胡瑞梁等等一批革命中青年研究人员。同时,他调理研究所的工作,认真遴选研究项目,加强学术活动,创办研究所刊物,推广学术研究成果,使该所的学术气氛迅速活跃起来。1945年3月《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面世,他亲自撰写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代发刊词。1945年7月他又发起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抗战胜利后在福州正式运转),出版发行《中国学术丛书》、《社会科学丛书》等书刊。在学术上,王亚南发扬民主,主张百家争鸣,求同存异,重视培养新人。他大力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倡导要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及其体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在研究福建经济时,他指出,“把福建经济的特异性指明出来,那就不但有理论上的必要,且更有实践上的必要”。他根据福建省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社会历史,具体分析了福建的工业、农业、商贸、金融等状况,展望战后的发展,提出发展福建经济,要改进自然条件,改良技术条件,改革社会条件,尤其要重视变革社会生产关系。要更多地研究讨论发展经济的社会条件的配合,“使我们的对外贸易,不再具有买办特质;使我们侨胞回国投资,不怀有戒心;使我们的特产不完全依赖国外不易竞争和不易捉摸的市场;使我们的交通网金融网,不成为流通外货外资的工具,使我们已开辟或新开辟的土地不再荒置;使我们已经大量培养出来了的科学技术人才,不再挤塞在教育界和仕途”。在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时,他具体安排了对闽西老苏区的土地调查工作,委派章振乾教授带领余志宏、胡瑞梁、钟其生等人,组成专门调查组到龙岩、宁洋、上杭、连城、武平等县,对原闽西红军土地改革区实地调查, 1945年3月至7月的3个月时间,共调查了1800多户,访问了各层人士150多人,由章振乾写出了《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的研究》,发表在院刊《研究汇报》第2期上。这项工作对改进研究所的工作方法,加深对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王亚南大胆改革研究所的管理工作,选聘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有真才实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研究所的骨干力量,把“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使研究所的工作生机勃勃,社会影响日渐扩大,为福建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永安期间,王亚南除做好研究所的管理工作外,“还拿出主要精力完成他以《资本论》的体系来写中国经济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和对社会科学的新见解的《社会科学新论》中的若干篇文章”,在他的寓所“野马轩”(书室别号)书斋进一步修改定稿。《社会科学论纲》于1945年6月在永安东南出版社出版。福州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46年12月增订,改名为《社会科学新论》。其内容包括社会科学认识论、社会科学的文化论、社会科学的战争论和社会科学的建设论四大部分,对提高当时社会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原论》于1946年1月在永安出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发行,永安桥尾长风印刷所印刷。1955年出日文版,1958年出俄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月增订,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这部著作是王亚南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最杰出的一部代表作,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规律,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尝试。它不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且首先阐明了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以及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理论,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土地关系的残酷剥削,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兼并全面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原论》是中国经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此外,王亚南还发表了“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改进》,1944年10月,第10卷第2期)、“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新建设》,1944年,第5卷第3期)、 “文化与经济”(《改进》,1945年,第11卷第2期)、“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改进》,1944年12月,第10卷第4期)、“福建经济总论” (《福建省银行季刊》,1945年4月,创刊号)、“混合制度经济批判”(《社会科学》,1945年9月,第1卷第2、3期)、“中国公经济研究”(《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汇报》,1945年12月第1号)、“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法则问题”(《社会科学》,1945年12月,第1卷第4期)等10多篇论文,涉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文化与经济、中国经济与福建经济等领域。

  王亚南与永安民众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时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严肃、正直、宽厚、慷慨的性格,关心同事、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同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永安大狱”事件发生后,王亚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怒火中烧,不顾个人安危,慷慨陈词:“他们可以抓我们的人,但决不能要我们做他们要我们做的事”。他铿锵有力的话语,对大是大非问题爱憎分明的态度,深为永安民众所感动和敬佩。王亚南在永安这个“驿站”的工作也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经济原论》的写作是作者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开始的,边教学边研究,原拟在桂林成书出版,但因日军侵陷桂林,不能实现。他到永安后,福建省研究院院长周昌芸对该书的出版“直接间接给予莫大助力”。研究所代所长章振乾始终是他“一切研究努力方面的助成者和鞭策者”,而余宏志、张来仪两位先生“担负起了印刷上的校订责任”,且是多方面鼓励他“把这部书从速问世的策动者”。《中国经济原论》初版在永安的出版,是王亚南留给永安留给中国的一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永安的贡献和光荣。尽管原著初版的纸质和印刷装帧,在印刷业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确实显得原始、简单了些,但在六十多年前原本落后而又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永安,能够将这本开创性的经济学名著及时奉献给读者,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注入了多少排版、校对、印刷、装帧人员的心血,体现了永安人民对这部著作的高度重视,也饱含永安人民对王亚南的敬佩之情。1950年厦门大学成立经济研究所,他兼任所长,原福建省研究院社科研究所合并到厦大。永安“驿站”的许多老朋友老部下,包括章振乾教授在内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成为厦大的教师,成为他教学管理和经济研究团队的骨干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追随王亚南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继续奋斗。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20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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