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活动艰难岁月回眸

　　抗战时期，作为福建省临时省会的永安，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疟疾、鼠疫、霍乱肆虐，加之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对内迁永安的人来说，这些都是要面对的严重挑战。但是，永安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克服了种种困难，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创建了众多的出版社，坚持出版进步报纸、刊物和书籍，创作反映日军侵略罪行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艺作品，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和戏剧演出，抗战文化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使永安成为我国东南的抗战文化中心而载入史册。他们在永安的进步文化阵地辛勤耕耘、倾注心血，是勇敢的拓荒者和坚强的斗士。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抗日文化战士，不会忘记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艰难岁月。

　　一、险恶的环境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战火很快燃烧到东南沿海，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金门岛，1938年5月中旬厦门陷落，福州告急，省府旋即内迁永安，大批政府职员、文化名流云集山城。永安地处闽中山区，原是个不知名的山城，全县人口才7万多人，城区人口不足7千，面积两平方多公里，四周还围有城墙。夏季湿热，最高温度高达摄氏40度，冬季寒冷，老百姓都要烤火笼御寒。由于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人口，住房十分紧张，政府机关征用民房、祠堂、庙宇作为办公地点，职员、家属就租住在居民家中。城里住不下，许多机关学校到城外一二十里路远的吉山、霞岭、吓蛤、大湖、黄历等乡村落脚。光在吉山就住有省政府主席公馆、省高等法院、省教育厅、省立永安中学等二十多个机关、学校。著名的改进出版社编辑部早期就安在吓蛤村，“居民贫苦，房屋破旧，四周都是荒凉的山野，晚间常有野兽出没”。时任东南文委书记的邵荃麟、葛琴夫妇，“就住在吓蛤村一座单独的原做‘肥寮’（即农村中堆放草木灰、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屋子）的破旧房子里，房子四周都是茅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出生的”。身为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邵荃麟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指导和实际参加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发表了小说《英雄》、剧本《麒麟寨》等作品。

　　永安还是“鼠疫流行、疟疾成灾的峦瘴之地”。由于生活水平低，卫生条件差，时有疟疾、霍乱、鼠疫发生。据记载，1939年1月，永安发生脑膜炎，死亡3人。1939年10月，全县各地发生严重疟疾传染病435例。1941年，洪田乡山顶坑自然村发生瘟疫，一月内死亡青壮年14人。1942年2月至6月，永安县发现肺鼠疫。1943年 6月，驻新桥头防空部队发生鼠疫，死亡10人。随后在省府机关和郊区下吉山也发生过，共死亡50人。至8月11日，省政府施行“捕鼠换米”办法，并成立临时防疫委员会。1944年10月，城区发生霍乱，2人染病死亡。1944年11月，霍乱再度发生，患者甚多，并有人死亡。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初到永安时，由于气候恶劣，食宿条件简陋，患了严重疟疾，经常与病魔鏖战，大热天盖了棉被，浑身还打寒战（俗称打摆子），随即发高烧。发病时的痛苦虽曾使他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但高烧退后他又坚持下来。他不仅不知疲倦地工作，还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发表许多翻译作品（如《苏联的建设》、《第三帝国的士兵》、《伟大的命运》等）”。他的儿子也未能幸免，“山城多虐，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发一次寒热，不得不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打颤颤”。当年文艺工作者常下乡演戏，宣传抗日。“剧人长期巡回徒步施教，而至疾病死亡者时有所闻”。“演员关礼邦在山区演出，患恶性疟疾，由于没有奎宁丸，演出队要送他回永安就医，他坚决不离岗位，咬紧牙关坚持演出。某日半夜晕倒在上厕途中，翌晨被发觉时已死去”。

　　三四十年代，永安四周近山都有茂密的树林，时有老虎等猛兽出没，甚至“在北门口只有几百步远的城边，天色刚黑常常会传来猛虎衔走肥猪的惊呼声”。因此，住在乡村的人还常受虎、豹、蛇、虫的威胁。1939年1月，县城南郊及吉山（离城关仅5公里）等地发生虎患，县政府责令警察局到各地掘陷井，并悬赏银圆50元捕虎。1939年10月29日，吉山村发现虎患，县政府布告捕虎一只，赏国币30元。1943年5月中旬，贡川附近山上出现猛虎，多达30余只，被噬7人。

　　另一方面，自永安成为福建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后，被日本侵略军当作重要攻击目标，多次进行狂轰滥炸，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据记载，1938年6月7日，1939年5月15日，1941年8月9日，1941年8月12日，1942年1月16日，1942年9月24日，1943年1月2日，1943年11月4日，永安先后遭受日机轰炸。空袭造成损失最严重的三次是1941年8月12日，日机15架轰炸永安，炸毁民房60余间，震倒40余间，烧毁房屋约400余间，城区主街道一片火海，死伤数十人。1943年1月2日，日机约30架空袭永安，投弹百余枚，群众死伤惨重。同年11月4日，日机16架轰炸永安城区，焚毁房屋700余幢，死伤达数百人，惨不忍睹。一个小小的山城，要经受这般反复轰炸，人们得时时刻刻准备跑防空洞，这也是每个生活在永安的人所要面对的一种灾难。1939年夏，“民教团”在下吉山防空洞排演《喷火口》、《三叉口》时，突遇敌机轰炸，外面街上一片火海，血肉横飞，惨状更激起团员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大家同仇敌忾，以昂扬的斗志赶排节目。公演时，演员很投入，满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更大的困难和危险在于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政治压力和人身迫害。1938年7月颁布“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9年5月颁布“国民党‘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42年颁布“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等，都极大地限制了进步报刊杂志的出版。1939年12月，《老百姓》因发表《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被顽固派借故勒令停刊。“1940年9月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党部下达取缔中共刊物，捣毁出售进步书刊的密令”。1940年《现代文艺》刚问世，就说该刊登载邵荃麟的小说《英雄》“妨碍役政”，指控改进出版社“隐藏着共产党”。省党部几次密令追查先后任《现代青年》主编的卢茅居、卓如等共产党员的行踪。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派更以军事围剿和文化统治双管齐下，袭击福建省委机关，逮捕并杀害了卢茅居等共产党员，强迫许多刊物停刊。抗战最后两年，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最活跃时期，顽固派更是虎视眈眈，乘隙镇压，要“各级地方”“立刻决定对策，并且立刻付诸执行”。“施行大刀阔斧的手段”，“擒贼先擒王”。1945年7月11日，抗战胜利在即，永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却大肆逮捕了羊枣（杨潮）、钟尚文、董芳秋等29名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即“羊枣事件”）。翌年1月11日，新闻巨子、国际问题专家羊枣被虐死在杭州监狱。

　　二、顽强的战斗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要进行文化宣传和精神动员。永安改进出版社社长兼发行人黎烈文在1939年《改进》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在第一期抗战里，文化中心由上海移到了武汉；等到武汉退出，又移到重庆。近来，许多文化工作者有的远赴边陲，有的折回港沪，这期间却始终少有人想起东南沿海一大片土地。在重庆出版的书报杂志运到这块地方有多少困难，生活在这里的男女青年是怎样迫切地需要新的文化食粮，这些事实完全被忽视了，被遗忘了！这事影响抗战前途很大，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东南地区必须建立文化中心。于是，“便抱着‘涸澈之鲋相濡以沫’的苦心，不顾人力财力的困难，创办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刊物——改进”，决心以“推重车越泰山的雄心”办好《改进》。黎烈文以他在左翼文坛上的声望，在出版社同人的共同努力和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改进出版社的《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六种期刊和其他出版物办的很红火，成为风行东南各省的读物。

　　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要讲究斗争策略。“当时在蒋管区百色恐怖中，搞抗日宣传时时有遭受迫害的危险，犹如在刀身枪林之中”。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南方局和福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认真贯彻实行中央确立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方针，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进步文化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官办出版社和刊物中，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要主动介入。“要使一家官办的报纸，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挥一些进步的作用，就必须以各种含蓄、曲折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传播党的声音”。例如羊枣任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是一份评论国际时事、军事动向的权威性刊物，请省主席刘建绪提了刊名，王西彦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号上将蒋介石慰问伤兵的木刻作为扉页，而刊内编入邵荃麟的《英雄》等文章。

　　如何克服物资和经费困难，也是当时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一个实际问题。1938年10月，省教育厅科员地下党人陈培光与时任省银行董事会秘书的章振乾共同创办了《老百姓》报，由陈任主编，章任发行人。这是省会内迁永安后首家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进步读物，其经费来源是“章振乾请社会人士捐助”，教育厅中热心抗日宣传的“青年知识分子各人也捐款一元、二元或几元不等”。《老百姓》创办之初，“没有油印机，只能用蜡纸压在竹片下用并排毛刷印报”。不久，中共南平工委成立，《老百姓》就由工委直接领导，大量刊载人们所关心的抗战时事新闻，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民族团结抗战精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达四、五千份。“作为永安进步文化的先行者”，《老百姓》是进步文化人士自费办报进行抗战宣传的一个范例。

　　1943年秋，永安办起了东南出版社。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江子豪任董事长，谌震任社长兼发行人。许多名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史论《先秦学说述林》及其译著《浮土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夏衍的《水乡吟》、骆宾基的《一个倔强的人》、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等30多种著作在东南出版社出版。史任远（即李达仁）将于潮(即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茅盾的《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等六篇文章，编成一本名为《方生未死之间》的小册子，影响很大，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战斗激情。“当时生产资金不足，缺钱买纸，为了及时出版《方生未死之间》，时任‘工合’永安联社经理的霍劲波把用过的一条毛毯和一个久藏以备急需的金戒子卖了贴上才把这本小册子印出来”。东南出版社的成功运作，可以说是当年民间力量进入出版业进行抗战宣传的一个典型。

　　战时的永安戏剧演出特别活跃。在“国防戏剧”的旗帜下，从1940年至1943年前后3年多时间里，省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在团长陈启肃，教导员林舒谦的带领下，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进行巡回演出，共演出700多场，观众达到150万人次。同时，还通过开座谈会，办短训班、讲习班等方式，为沿途各地培养剧运骨干，辅导基层戏剧团队演出，有的还到学校进行示范教学，对全省戏剧运动和文化教育推动很大。然而，戏剧演出同样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经常要演出团体自己克服。“业余剧人自行出资，典质衣被，抵押财产，以求一剧的演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演出，物资条件十分困难，施教团的赵玉林“曾用二元钱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演出。这次演出只花了四盏汽油灯的二元油费，其他物品、道具有的是自己拿出来的，有的是向别人借来的”。此外，演职员四处奔波，旅途劳累，生活补贴却很少，不时发生意外。在演《三江好》时，演饰女游击队员的沈嫄璋正处哺乳期，因收入微薄，缺乏营养，体质虚弱，“忽然在台上晕倒，仓促间只得放下幕来，把他抬往医院急救”。想不到当年轰轰烈烈的文艺演出背后，竟还有这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

　　战时机关人员编制少，工作压力大，但大家仍精神饱满，忘我工作。“改进出版社拥有6个期刊，出版几套丛书，但工作人员很少，黎烈文本人既主持社务，又主编改进月刊，还搞翻译工作。《改进》虽有编委，但有的是兼职的，其他期刊基本上只有一个主编，并无助手。这些期刊的编辑，也就是丛书的编辑”。“社里虽然有许多编辑，但大家来去匆匆。而七年如一日，自始至终，不知疲倦地在推车的，只有他（黎烈文）一人”。王西彦是《现代文艺》的主编，他“事务工作上几乎等于单枪匹马。除了一位校对，从征稿、看稿、编排、跑印刷所、开稿费单等等，都要自己动手。往往在一个月里，要为刊物写好几篇文章，小说、散文、短论、书评无所不为”。

　　李达仁作为东南出版社的首任经理，工作“忙的不可开交：邮购书籍的信不断寄来，要拆阅信件，登记读者通讯处，购书数目和汇款金额，收集每日的汇票去邮局取款，然后到银行取款；书籍印出来以后，又要一本一本包封，写通讯地址，再一捆一捆送邮局寄发”，还得“一包一包贴上邮票”。“后来他更忙了，编辑、校对都要亲自过目，连会计、出纳等事务性工作也全由他一人承担”。第二任经理“李力行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当时他已患肺结核，每遇出书，从书的编辑到封面设计，直到全书校对、印刷、装订都是经过他亲自动手、动脑或检验认可才完成的。有时累得精疲力竭，甚至吐血，也不肯休息”。

　　木刻漫画宣传是永安抗战文化的一个亮点。萨一佛是永安木刻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繁忙和艰辛之处与众不同，一是主编《战时木刻》，“这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发表木刻、连环画、漫画作品的刊物”，有许多工艺要操作。二是实地采访、作画。曾在敌机轰炸后的第一时间，即深入被炸毁的各条街道作画。“在满披弹痕的残缺的屋檐下；在弹穴累累的荒芜田园；在炎日蒸射和烙焦成炭的强烈的尸臭中；在布满着苍蝇尚未凝结的血堆里奔忙着。当我蹲在那里作画的时候，那正在嗜血的无数苍蝇嗡嗡然飞了起来，使我几乎作呕，但我仍镇静自己，留下一勾一抹悲惨的记录”，实地抢画了一百来幅劫后素描，成为日军暴行的有力见证。他从这批木刻画中精选出56幅，其中《发掘》、《血滴在路上》、《今夜宿谁家》、《骨炭》、《凶手的铁证》、《飞尸》、《丈夫之棺》、《新孤孀》、《仍然屹立的烟囱》、《残照》、《从同胞手里得到了温暖》、《古炮无恙》等12幅代表性作品由著名诗人覃子豪配诗，在永安展出，之后又在沙县、福州、南平、建瓯等地巡展，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但萨一佛是共产党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尽管他后来转到美国新闻处工作，也没能保证他的安全，1945年7月，在国民党特务的追杀下，被迫逃离永安到广州避难。

　　三、丰硕的成果

　　永安的抗日文化战士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资匮乏、疾病肆虐、环境险恶小山城里，创办了许多具有强势影响的出版社和报纸、刊物。据不完全统计，省会在永安的七年半时间，创办了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等39家出版社，长风印刷所等19家印刷所（厂），力达书店等15家书店，出版了《老百姓》、《建设导报》、《民主报》等13种报纸，《改进》、《现代文艺》、《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等129种期刊，700多种书籍，近40套丛书、丛刊，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单就这些文化建设的规模、数量看，除报纸的种类与桂林相当外，其他方面的确比不上被誉为抗战文化城的桂林，但永安作为临时省会期间，城区人口也不过3万人左右，而桂林原本就是省会城市，人口多，条件好，“1938年底人口12万人，1942年达31万人，1944年大疏散时达50万人左右”，若按人口比例，永安的出版社、印刷厂、出版物的数量已是非常可观了，不会比桂林差多少。从内容及宣传效果看，永安各类出版物绝大部分是向广大读者指明抗战的光明前途，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使永安以及东南地区出现了抗日情绪高涨，进步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山城里，诞生了不少震撼中外的名篇佳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克思《资本论》翻译者之一的王亚南，在永安出版了《中国经济原论》、《社会科学论纲》等经济名著。《社会科学论纲》对提高当时中国社会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经济原论》更是中国经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名扬中外的新闻记者、军事评论家、国际问题专家羊枣，在永安一年多时间，发表了《只有牺牲才有胜利》、《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环绕世界战场》、《从柏林到东京》等120多篇文章，共70余万字，深刻地指出抗日必胜，德、意、日法西斯必败的历史必然。“他的文章，在风雨如晦，乌烟弥漫的福建省会山城永安，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抗战八年间，在出现于报章刊物上的极少数军事评论家的中间，羊枣是杰出的一个”。他“已成为东南一带年轻人心目中的良师”。历史学家、翻译家沈炼之在永安期间翻译了近10余部进步论著，还撰写了大量论文。他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讲话》是国内较早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黎烈文、董秋芳、赵家欣、郑庭椿、章靳以、王西彦等文学家、名记者除主编进步刊物外，还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著作。青年知识分子高时良编著的《第二次大战的近东与远东》、《亚洲风云》、《欧洲风云》、《风雨海洋洲》四本专著，宣传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戏剧创作方面，在永安7年多上演了200多个抗战剧目，其中《喷火口》、《战》、《毒》、《菱姑》、《好汉子》、《第二号汉奸》、《三叉口》、《最后一幕》、《县长太太》、《仇》、《同一条战线》、《落日》、《自投罗网》、《徘徊着的女人》、《血城》、《死的胜利》、《生死战》等剧目，是福建战教团成员的创作，大多出于陈启肃、林舒谦之手，其中《菱姑》、《最后一幕》等剧目曾在大后方的桂林上演。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永安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如唐守谦作词蔡继昆谱曲的《保卫国家》、《抗战的旗影在飘》，郑贞文作词蔡继琨谱曲的《保卫中华》，高时良作词黄聪谱曲的《中国好比一团火》，沙海作词作曲的《赶走东洋兵》，郑贞文作词郑锦谱曲的《福建青年》，张帆作词陆华柏谱曲的《故乡》，卢前作词尼歌罗夫谱曲的《永安之夜》等，广为传唱。“中华是我们的家乡，四亿五千万的壮士，守着这千二百万公里的地方，敌人来吧，杀！把铁血安定河山。瞧，那奔放的江河，巍峨的山岭，等着吮吸敌人的血肉，可别想在这里有半点儿猖狂。来吧！我们四亿五千万的斗志，不怕死，不怕伤，守着这千二百万公里的地方，保卫国土，保卫我们的家乡”，这《保卫中华》的歌词铿锵有力，催人奋进，激发爱国青年不怕死、不怕伤地上战场去英勇杀敌，保卫国家。而“燕江水，缓缓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钩，钩起心头多少愁，---------”一首诗情画意的《永安之夜》，把人们带到那美丽的燕江之滨，带到那绿荫环绕的吉山，那熟悉而又令人眷念的村寨。歌声激起人们对山城深沉的爱，对侵略者刻骨的恨，那优美动听的旋律至今仍回响在耳际。

　　（参考文献略）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