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在永安的六个月

　　抗战时期，邵荃麟从浙江金华转移到广西桂林的过程中，曾在福建临时省会永安蛰居约半年时间。我从作家王西彦的《回忆荃麟同志》一文和其他一些相关资料中，知道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对邵荃麟同志这样一位党的文艺领导干部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邵荃麟（1906-1971），原名骏运，浙江慈溪人，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青年时代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任上海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1938年任中共东南文委书记。1941年1月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共文化工作组组长兼文化供应社编辑，主编《文化杂志》、《文学创作丛书》。1944年到重庆，任中共重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编《文艺杂志》。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到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建国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教务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40年5、6月间国民党反共高潮前夜，因受国民党通缉，中共东南局通知浙江省委催促邵荃麟撤退隐蔽。当时东南半壁不是国统区就是沦陷区，往哪儿撤？大概邵荃麟和福建永安有缘，他早先曾与永安的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有过书信交往，黎也曾约请邵夫妇到改进出版社工作。于是，邵荃麟此时便决定携其怀有身孕的妻子葛琴一同前往，几经辗转，历尽艰险，于当年6月来到山城永安。

　　实际上，在邵荃麟来永安之前，他的短篇小说《客人》已在1939年8月16日出版的《改进》杂志上发表，而短篇小说《英雄》在1940年4月《现代文艺》创刊号刊登，更引起轰动。可以说，这些作品对当时永安新办的刊物来说是“及时雨”，对办刊人也是极大的支持。邵荃麟不仅是从稿件上支持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就连《现代文艺》这个刊物本身也是在他的策划和具体帮助下创办的。1939年冬，邵荃麟向黎烈文建议，由王西彦到永安办一个文艺刊物，黎很爽快地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0年4月25日由王西彦主编的《现代文艺》与读者见面了。可以说，“《现代文艺》是一个在党支持下刚刚开辟出来的战斗阵地”。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当时王西彦初到永安，一无熟人，二无经验，三无稿件，他“唯一的靠山就是金华的邵荃麟同志”。邵亲自为《现代文艺》创刊号组稿，以致“稿件几乎全部是金华寄来的”，而且“最初几期《现代文艺》的编辑工作，全部听从荃麟的意见”实施的。

　　《现代文艺》面世后，在社会上产生热烈的反响。邵荃麟随即于1940年5月13日致信黎烈文、王西彦表示祝贺，“创刊号的内容不仅可以跟全国各大文艺刊物匹敌一下，而且有些地方还显出它的特色”。同时，他还在信中提出4条希望：“一，保持每期都有西洋文学理论和作品的介绍，以救济战后介绍工作的缺点。二，保持每期权威的理论文章，以救济当前理论指导的缺乏。三，添加文艺批评与介绍，以救济介评工作的松懈——特别是对东南作品的批评与介绍，并注意新作家的提拔。四，短论中各问题的提出应与全国文艺运动取得一致。”邵荃麟的这些“希望”，实际上就是他对进一步办好《现代文艺》提出的四点要求。

　　在邵荃麟、王西彦的辛勤耕耘下，《现代文艺》月刊成为永安改进出版社6种期刊中战斗性最强、艺术性较高的一个刊物，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等地也都有很大影响。正是由于邵荃麟的精心指导与关怀，《现代文艺》越办越好，发行量达1万分左右，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邵荃麟到永安后，黎烈文社长经报请省主席陈仪的批准，将他安排在改进出版社任《改进》半月刊编辑，并指导、协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月刊和《现代文艺丛刊》。改进出版社编辑部早期就安在离城关约4公里的吓蛤村。这个小村庄背山面水，风景秀丽，可是“居民贫苦，房屋破旧，四周都是荒凉的山野，晚间常有野兽出没”。邵荃麟夫妇“就住在吓蛤村一座单独的原做‘肥寮’（即农村中堆放草木灰、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屋子）的破旧房子里，房子四周都是茅草。”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邵荃麟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指导和实际参加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

　　邵荃麟在永安的六个月，并没有当真躲在吓蛤村“隐蔽”，熬时度日，无所事事，而是紧张、高效地工作着、战斗着。除了完成《改进》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外，继《英雄》发表两个月后，他于1940年6月在《现代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吉甫公》，8月在《改进》发表四幕话剧《麒麟寨》、在《现代文艺》发表《纪念鲁迅先生60诞辰》，10月开始在《现代青年》上连载苏联小说《游击队员范斯加》，11月在《现代青年》上发表《文章检讨会》-----。

　　邵荃麟在永安所发表的作品，大多是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突出“谁在抗战？”的主题，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英雄》描写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他原是给保长家干杂活的，却胡里胡涂地被送上战场，受了伤，又被锯掉了一条膀子，回乡后竟胡里胡涂地被当作“民族英雄”，重新送往战场。在作者笔下，这个伤兵的悲剧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伤残，而且在灵魂上处于麻木状态。这里面既有揭露，更有控诉，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谁在抗战”的问题，把读者引入深思。《英雄》一发表，国民党保安处敏感的鼻子立刻嗅出了它的味道，以“妨碍役政”的罪名，向陈仪告了一状。

　　《周吉甫》写的是乡间一个财主周吉甫，自从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的景况越来越不妙，在苏州的布庄收盘了，怕挨日本鬼子的轰炸；手头有两三万的现金，要买田产又怕日本鬼子打过来，要存银行盘利息，又怕靠不住。最使他头痛的是“说什么通货膨胀了。”因此，他拼命地节省，也很吝啬。与此同时，周吉甫的弟弟周廷甫却在“八•一三”战事期间，发了横财，并且对人说：“只要生意好做，管他打仗不打仗。”不用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小说中的周吉甫将每况愈下，以至破产。周廷甫这个冒险家也许将越来越抖，大发国难财。作者从芸芸众生中选取了这么两个人物加以描绘，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有力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现实：日本人打进来了，对汉奸和投机者有利。财主老爷尚且朝不保夕，一般平民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怎样一个世道呵！作品引人深思，促人猛醒。

　　四幕话剧《麒麟寨》写的是改造绿林好汉，肃清汉奸、团结抗日的故事。寨主邓志九是一个快60岁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交结豪侠，仇恨日本鬼子。萧子青是某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到麒麟寨引导他们走向抗日正道，在寨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邓志九的女儿邓秀姑对他十分崇敬。麒麟寨中另一个人物胡二太爷在山寨中充当邓的参谋。他与汉奸合谋投敌，制造萧子青与邓志九之间的矛盾，私设刑堂，将萧子青活活打死。然后拉了一批人马下山投敌……但他们的阴谋破产了。最后，胡二与汉奸被枪毙，得到应有的下场。《麒麟寨》于1940年8月在永安第一次出版，省内各地久演不衰。

　　在永安期间，邵荃麟除继续对《现代文艺》和《现代文艺丛刊》的编辑工作进行指导外，还悉心指导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如王西彦曾发表一篇题为“折翅鸟”的短篇小说，描写一个农村小学教师的阴暗心理。邵读了后以谈家常的口吻，轻言细语地对王说，“你受契科夫（苏联作家）的影响很不浅，可是，你光学他描写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不注意他作品中的另一种乐观色彩。”这几句话给了王西彦以后的写作学习“经久而有益”的影响。由此可见，与其说邵荃麟是来永安隐蔽的，不如说是来支持和指导永安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

　　抗战爆发前，邵荃麟对文艺理论已有所研究，曾发表过文学论文《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认识》，根据当时斗争形势要求，提出反对包办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主张。从邵荃麟对《现代文艺》所提出的四点希望可以看出他对文艺理论是很重视的，看问题也是很敏锐的，有很高的文艺理论修养。由于他的指导，《现代文艺》在文艺理论建设上的成就特别突出，这也是该刊战斗性强的一个重要标志。邵荃麟到桂林后的3年多时间里，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论文，丰富了抗战文艺理论，对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邵荃麟的文章，涉及面很广，既有全面论述文化建设的纲领性论文，也有针对文艺运动现状提出批评和建议性意见的评论，还有谈论一般创作技巧的辅导性意见。在作品评论方面，他评诗歌、剧本、小说，也评外国作家的作品，显示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敏锐性。在桂林的抗战文化中，可以说“邵荃麟在文艺理论建设上贡献最大。”

　　我想，七十年前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到永安指导抗日文化活动，尽管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却给永安留下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作品，为永安抗战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抗战中后期的永安文化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说这是永安抗战文化工作者的幸运。当然，邵荃麟也是幸运的，他果真与永安有缘——在浙江，他被国民党特务四处追捕，而在福建，省主席陈仪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保他平安度过了半年艰难时日，秀美静谧的吓蛤村哺育了他和葛琴的第一个孩子——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邵济安。1941年年初，按照党的指示，邵荃麟在为永安抗战文化播下了火种，为《改进》、《现代文艺》献出他的杰作后，携夫人葛琴和襁褓中的女婴，奔赴桂林，走上新的征程。我们会永远记住他，曾经在永安生活、战斗过的邵荃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