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兴堡里走出的抗战人士---余绍培

　　复兴堡，看似古朴平常，却积淀了300年的沧桑，那一片片青砖黛瓦向世人诉说着昨天的历史。在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这里的乡民们无不缅怀一位抗战人物——余绍培。

　　余绍培，1910年10月出生在文龙村复兴堡，其父余祖尧生有5个儿子，他排行第五。先辈早就按族谱统宗字派，“祖、绍、尔、振，礼、兴、其，增”，做为“绍”字辈的他，从上世纪30年代始，余氏的族人或迁徒文龙村定居的外姓氏，无论长幼，至今都称谓余绍培为“五公”。

　　五公1930年9月参加国民革命军，1936年10月毕业于南京黄埔军校，参加过1938年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和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解放后供职于永安县建筑社，1962年被下放农村，1967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79年在冤、假、错案中被政治平反。1995年8月病逝，享年85岁，葬于文龙复兴堡北侧民主公山。

　　（一）

　　我从小就认识五公。1967年，文革期间，永安一中的学生两派对峙，停课“闹革命”，那年我休学了。当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五公与生产队的社员在农田挖地瓜，突然从永安东坡方向传来密

　　集的枪声，所谓的“文攻武卫”在永安一中校园演变成了流血事件。

　　五公听到激烈的枪声，震惊不止。“解放都快20年了，自己人怎么还打自己人？真混蛋。”他当时愤怒至极。五公身材魁武，国字脸，浓黑的眉毛，声音宏亮，给人的感觉是威严、刚毅、正真。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在特殊的年代说这番话是有胆魄的。因为五公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烽火，国共内战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再也不要听到枪声，见到硝烟。我感悟到那是一个饱经沦桑老人的爱国肺腑之言。忧国意识，可见一斑。

　　五公因为上过黄埔军校，当过国民革命军的历史问题，被抓去关在马夷口办学习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记得1968年4月的一天，春雨沥沥，在城郊公社门口操场，五公胸前挂着一块足有0.5平方之大的木牌，头上戴着一顶纸做的高帽，上面分别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余绍培”，淋着雨，接受群众的声讨批斗。十年浩劫，五公的命运可想而知。好在历史自有公正。1979年3月，接受了10年“改造”的他，获得政治新生，五公得到了平反。当年69岁，已步履蹒跚。

　　（二）

　　我知道五公有过辉煌的抗战史是1979年的时候。五公从军20年，参加过很多战役，对军旅生活有特别的恋情，那年我从部队退伍回来，他经常与我聊天，虽然我是晚辈，年龄相差悬殊，但话题融洽，且思维敏捷。当年他给我唱过：“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

　　革命的黄埔……”那首久违了近半个世纪的黄埔校歌，音腔平仄、昂扬铿锵有力。记得那年他给我讲叙台儿庄的激烈战役。他回忆说：“1938年3月，日军向台儿庄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参战4万多人，历时半个月，当年李宗仁司令员下了死守阵地命令，我们浴血奋战，同小日本展开街垒战，最后歼灭日军1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很大，也有近万人。”五公边说边卷起右裤筒，露出了一巴掌大的伤疤，“当年挂彩了还没知觉，事后才发现子弹从小腿穿过，好在没伤着骨头。小日本给我的留念。”他回忆说：“那场战役鼓舞了中国人坚持抗战的信心，谁都不愿当亡国奴。”五公对战役了如指掌。他讲的抗日经历，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至今，每当我看到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时，就勾起了对五公的敬仰之情。

　　由于五公在台儿庄战役抗日英勇，1939年9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工兵上尉。当年11月，日军从广西北海登陆向南宁进攻，攻陷南宁，中国军队同日军距南宁50多公里的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双方对峙。五公奉随由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队集结大反攻，参加了昆仑关战役。他回忆说，当时日军用飞机空投弹药、食物给昆仑关的日军，投掷仓皇，空投物品大部份被中国军队抢了过来，日军的飞机成了中国军队的运输大队。他说，日本鬼子在昆仑关一带经常骑马下山，好多当地妇女被他们先奸后杀，男的被抓去当挑夫。他回忆说，在战役中，中国军队组织了敢死队与日军血战，出征前将士们得到上峰钞票奖励，他们把这些钞票捆在腰间，希望战后能寄

　　回家乡的亲人。可是这些将士有去无回，战场的树枝上还能看到飘落的钞纸。说到惨烈的壮举，五公咽梗了。他对我说：“当年与他参

　　战的战友，能活到今天的已没有多少人了。”昆仑关战役是中国抗日

　　史上惨烈战役之一，史料记载，中国军队阵亡1万余人。

　　今天，去过南宁的每一个人，总要到那里缅怀当年抗日烈士陵园。1944年，国民党要员蒋介石、李宗仁、徐永昌、杜聿明等为墓园牌坊撰书楹联，虽然经历60多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墓园耸立的丰碑，默默诉说着当年的国难家仇。墓前层层叠叠的香烛，花圈，正是后人寄托的哀思。昆仑关，中国盛唐始垒石当关，经历一千二百多年的沧桑，关山依旧。如今，将士们用生命守望的那片土地已是一幅祥和，富足的图景，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

　　五公，你若在世，一定会到这里慰籍曾与之浴血抗日殉国而长眠在此的战友吧？！

　　（三）

　　五公不到20岁从家乡从军，10年未回，至30岁才完婚。当年作战勇敢，战功赫赫，深得国民革命军提携，而且与所部的一师长千金结为良缘。其妻祖籍长汀，为避战乱，1940年其妻回长汀分娩，生一子，故取名余汀生。

　　今年3月22日我找到已69岁退休在城里的五公儿子余汀生，老人对父亲的崇敬，在交淡中不时溢于言表，他说：“五公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爱憎分明的人，这与他的人生资历分不开。”五公在临终

　　前，汀生用高价为老人买了一副上等棺木，当年农村还没倡导火化，但五公执意不许土葬，他说：“一块同我打日本的人生存的没有几个，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如今我死的很安心，还是火化了好。”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虽然族人反对火化，但五公临终之

　　言还是照遵。

　　在汀生家中，五公的遗物仅有43年前留下的一小本发黄的小日

　　记本。其侄儿余尔榛回忆说，文革初期间，五公怕红卫兵把一切能

　　证明“历史反革命”的物品（黄埔军校毕业证、黄埔军校同学录，国民党员证，委任状、国民革命军服装等）全委托我父亲（五公之兄）保管，以免灭顶之灾。在那是非年代，父亲怕牵连，自身难保，竟然一把火焚之，五公后来知道后还伤心了很久。汀生老人证实说，这本小日记本上，是五公文革初期亲笔记载写下的：“黄埔军官学校第十期工科毕业，民国二十五年十月”，这些记录证实了五公26岁那年毕业于南京黄埔军校。据史料记载，黄埔军校前身成立于1924年6月的广州黄埔长洲岛，在大陆办了23期，1930年9月军校迁往南京，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攻陷，1938年11月迁移至成都。期间黄埔军校共设立了9所分校（含洛阳、武昌、昆明、南宁、西安等）。迁校期间，前方作战部队缺乏，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先后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五公是正规受训于南京黄埔军校至毕业，一年后再参战台儿庄战役的。

　　日记还记载以下文字：“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官令宗字第

　　23785号，陆军工兵上尉余绍培此令委员长蒋中正民国廿八年九月”。“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师工兵营任排、连、营等职，后任陆军新编20师副团长”。“党证军罗字第00141号”。

　　为能印证五公更多的履历资料，我连续利用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在互联网上搜索黄埔军校的所有学员资料，祈望从中寻觅到蛛丝迹痕，然而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达2.5万人之多，能在历史档案中出现的毕竟是少数呀。永安市地方志编綦的《永安姓氏志》，余姓章节、人物篇中记载：“余绍培，永安文龙人，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十期学员，曾任国民党军副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这些与五公儿子汀生保存的日记本成了唯一珍贵的历史文字资料。

　　拂去久远的尘埃，后人不会忘记五公是抗日救国人士中的一员，更不会忘记那段国耻的历史，就象栉风沐雨的复兴堡，依然如故事般传承了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