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在福建永安

　　他是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他写的《中国经济原论》被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他一向提倡学术自由研究，他斥责“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他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他担任著名重点大学—厦门大学校长20年，他敢于抵制全盘苏化的教改模式，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

　　人生至今，我感觉最对不起的人，是百岁老人章振乾教授。因为他在世时一再交代我要写一篇介绍王亚南在永安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等事迹的文章，以表达他对王亚南的无限深情；但我一直没有完成他的宿愿。恰于2013年12月，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永安召开“福建省抗战历史研讨会”，约我写一篇文章。时章老的音容笑貌又闪现在我的眼前，于是决定写一篇介绍抗战时期王亚南在永安工作期间的文章来实现章老的企盼，尽管章老已经离开我们9年了。

　　王亚南是湖北黄冈人，1927年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后赴日本、英国、德国畄学。1938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全译本中文版出版。1944年7月应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之邀来到战时省会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注1）所长。王亚南在永安只一年多，但正如刘思衡先生所言：永安是王亚南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在这个“人生驿站”里，王亚南同黎烈文、董秋芳、卢矛居、羊枣、邵荃鳞一样，是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都为抗战文化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本文就王亚南在永安的贡献作一概略介绍。

　　一、王亚南在永安创办《社会科学》季刊★（注2）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永安成为当时我国东南著名的抗战文化据点。社会科学研究所在王亚南的主持下，成为永安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之一。

　　1944年7月，王亚南来到永安后，即着手筹办《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一份品位较高的学术刊物。经近半年的筹划、奔波，1944年底，《社会科学》组稿完成，定为季刊。一开始王亚南就十分注重《社会科学》的办刊质量，也十分重视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写作。他亲自修改、订正稿件及编排版面。1945年3月，《社会科学》创刊号出版。在本期的《编辑之言》中写道：“本刊的创刊号，延至现在，总算与读者见面了。一切稿件，原是去年十二月集齐付印的，当时决定是作为去年底出版，但印刷上一再稽延的障碍，使我们不能不改变原来的决定，把这期创刊号，移作本年度的季刊的第一期，作为三月底出版。幸而里面的文字，都不是怎样有时间性，否则这种延误，就非同小可了。”

　　王亚南1944年12月5日在“永安野马轩”撰写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代发刊辞）》，文中写道：“20世纪是一个一面昌明科学，一面又发展科学的时代。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理解科学是关系国运的东西，丝毫大意不得；我们同时还要理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是一体的东西，丝毫歧视不得。德国一位大哲学家告诉我们：‘理性与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服膺其言，我并愿在科学的研究上以斯言助勉国人！”王亚南在这篇近7000字的发刊辞中提出两点结论：

　　“第一，无论那种科学，属于社会范畴的也好，属于自然范畴的也好，它的遭遇，正好象征或者直接体现着一个社会的遭遇。科学不受到尊重的社会，研究科学的自由也横遭限制与剥夺的社会，乃表示它衰弱式微中，在向后发展中。

　　“第二，一个社会如其真的提倡社会科学，它就没有理由妨碍自然科学，反之，如其它都真的提倡自然科学，也同样没有理由限制社会科学。在科学是一体，科学有其休戚相关相互影响的关联的限内，即使我们垂泪而道之的，大声疾呼的嚷着自然科学的重要，并用各种方式或有效方法来奖助自然科学，但同时对社会科学，对社会意识，却尽量用非科学的玄诞的神权的教条主义的作风和态度，来加以蒙饰和障害结局，在学校中，在一般社会中，实在只有窒息和令人不朝大处深处着想的浅薄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氛围气。单在这种空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不能让人提起神来，而间接由那种作风和态度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后果，定然不会给予自然科学研究以何种有益的刺激与要求。这一来，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鼓励，也就会变成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了。自然，一个社会如其片面奖励社会科学，它也一样会得出如此如的恶果。”

　　由此可见，这些观点，明了而深刻地表达了王亚南对科学地位的理解和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迪。《社会科学》季刊是不接受外稿的。但《社会科学》先后发表这批学者学术价值颇高的论文。在《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的就有周昌芸、章振乾、郑书祥、候刚、谢怀丹、李达仁、余志宏、胡瑞粱、蔡世元、倪思文、周国钧、钟其生。他们的论文从工农业经济、历史、金融、国际关系等等方面，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章振乾的《租佃制度原论》、周昌芸的《福建之土壤与农业概述》、李达仁（李品珍）的《论时文之病》、余志宏的《论农业文化系统与商业文化系统》、侯刚（裘振纲）的《中国工业化的必要及其发展之途径》、蔡世元的《土地制度现代化的过程》、郑书祥的《明末国变之史的分析》、谢怀丹的《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简论》等等。适时地帮助人们了解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主张，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及其规律。

　　王亚南在研究福建经济时，提出“把福建经济的特异性指明出来，那就不但有理论上的必要，且更有实践上的必要”。他根据福建省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社会历史，具体分析了福建的工业、农业、商贸、金融等状况，展望战后的发展，提出发展福建经济，要改进自然条件，改良技术条件，改革社会条件，尤其要重视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等问题。要更多地研究讨论发展经济的社会条件的配合，“使我们的对外贸易，不再具有买办特质；使我们侨胞回国投资，不怀有戒心；使我们的特产不完全依赖国外不易竞争和不易捉摸的市场；使我们的交通网金融网，不成为流通外货外资的工具；使我们已开辟或新开辟的土地不再荒置；使我们已经大量培养出来了的科学技术人才，不再挤塞在教育界和仕途。”★（注3）

　　二、王亚南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概况

　　一直跟随王亚南一起工作的章振乾教授，对王亚南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主张极为用心，他自己也自始至终参与其中。1985年9月20日，我在永安党史研究室任职期间，章老给我来信说：“王亚南同志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我实际上也参加了，并在募股和组织等事出过些力量。余志宏、张来仪、王元诸人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出了那几本书。以往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为了对历史负责，向你们补充这一点。”

　　1991年9月30日，章老再次给我来信说：“近来有些朋友不断查问原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的事，这是因为在报道中一直没有把它说清楚。依我记忆所及，这是王亚南同志在永安时曾经说过要创立这样一个出版社，但始终未曾实现。社科所迁回福州之后，才把王的愿望实现了。此事能够实现，多亏余志宏、张来仪两位同志干了许多具体工作。”还说：“当时这出版社很受人们注意，但却始终无事，困难在于经费，货币因恶性通货膨胀而贬值，工作人员（包括写书的人）没有丝毫的报酬，尽管如此，终于办不下去。”

　　在此前后，章老又给张来仪写信，问及王亚南创办出版社的事。张来仪于1991年9月1日给章振乾回信说：“经济科学出版社系由您与亚南师发起创建，余志宏同志与我负责具体工作。当时都没有什么具体衔头。图章系余志宏同志书写后刻的，帐是我管的、记的。

　　“我在纪念亚南师90诞辰纪念文章中是这样提的：战火影响，这部著作（指《中国经济原论》）正式出版，却经过好些曲折，直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王亚南、章振乾两位老师倡议，余志宏同志支持，募集资金，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才把它印刷出来。”

　　1992年11月26日，张来仪又给章振乾写回信，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想搞假和平、民主，1945年10月，王亚南老师提出作者要自己搞个出版社。当由王亚南、郭大力、章振乾三位老师发起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并由余志宏同志负责起草章程和认股办法。王认为宗旨不妨一般化一些，如促进文化之类，不同意提出突出的说法。这对国民党所作所为有警惕，先是出版王著《中国经济原理》，在永安桥尾风行印刷社印行，由余志宏、张来仪两人任校对。1946年1月出版社随省研究院迁往福州，地址设在福州岭后街8号，即您的住所。继续出版郭著《生产建设论》，王著《社会科学新论》两书，并继续向各高校、研究单位发起预约；并开始筹措股金。”还说“当时物价飞涨，虽有少许汇款、存款（股金），入不敷出，大化小，小化了，处于严重亏本境地，业务无形停顿。”

　　章振乾教授在1994年4月6日又给我来信说：“经济科学出版社王亚南在永安时曾经倡议，但并没有组织实体；社科所迁回福州后才正式办理。招股以及预订《中国经济原论》等事都在福州办。当时王亚南在厦大，我们只好把他称为名誉社长，社务都有人负责，但都没有名义。我是全面负责的人，也并没有自封什么。余志宏、张来仪干了许多具体工作（来仪侧重账务），王元主要搞校对，现在志宏已死，王元不知去向（一说她在新疆），因此我希望你们就‘经济科学出版社’情况写一篇专文，在《永安党史通讯》上发表，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说清楚，以正视听。”

　　其实，关于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问题，在2004年出版的《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中，他自己也讲清楚了。他写道：“1944年王亚南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他曾经想过创办一个专门出版经济书籍的出版社。‘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这名称是他提出的，只是因为当时条件尚不具备，后来又发生‘羊枣事件’，所以没有办成。之后研究所跟着省会复员福州，他又和我及原中大学生余志宏、张来仪两个研究人员谈及此事，并表示愿意把他的一些书稿无条件在该出版社出版，并建议由我负责主持其事。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克服了不少困难，尤其是资金的困难，办起了出版社。具体工作主要由余、张二人操办，张来仪还兼管会计，后来有个女研究生、地下党员王元主动请求参加义务工作，还独立校对郭大力那本《生产建设论》，就这样一本又一本高质量的书籍问世了，尤其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王亚南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就是由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并首先在福建发行的。后来福州政治形势紧张，王元牵涉地下党孟起的‘布案’逃避他地；余志宏涉嫌难以公开活动，出版社被迫无形停顿下来。1951年厦门大学‘三反运动’中张来仪才把出版社的帐目和余款缴交三反办公室。直到今天，所有有关‘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记载（包括永安党史办的刊物和《中共闽浙赣边区史》在内），都不够完整，甚至有诸多谬误之处。有关事王亚南本人也不是十分清楚，如今知其事者只有我和张来仪二人，张又长期卧病、神识不清，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注4）

　　以上足可发现王亚南和章振乾及他的学生们为筹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竭尽全力，奉献社会的可贵工作精神。由此也可知，经济科学出版社实际上是由王亚南和章振乾共同发起创办的。创办以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出的几本书，为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优良教材。厦门大学经济金融等学科闻名于世，为国家培养出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绝非偶然，王亚南的贡献有目共睹、日月可鉴。

　　三、王亚南在永安创作、补充、完善《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自从翻译完成《资本论》全书后，不论在重庆的设计委员会任职期间，还是在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不停地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即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基础理论问题。“明确提出以中国人的立场去研究中国的经济的主张。他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联系中国历史和现状，改革教学内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指出唯有驱逐外来侵略，铲除封建势力，进行土地改革，才是中国的希望。王亚南在讲授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特殊的经济形态，作了系统的研究，发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力作《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提出了关于不同于欧洲领主经济的中国地主经济，乃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著名论点；并分析了这种经济形态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这部著作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注5）《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在中山大学授课时边教学边研究边撰述的，在永安期间，王亚南补充和重写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并最后审定付诸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体现了作者发挥自由思想，勇于探索，富有创见的特色，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必须与民主政治互相促进。

　　关于王亚南的这部代表作初始版的出版社、印刷所的名称和地点问题，原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由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628页的记载有误，记载该书由东南岀版社出版并不确切。

　　经永安当地民间收藏家安孝义先生多方寻索，获得《中国经济原论》原始版本，证实系于1946年1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永安印刷。安孝义撰文道：“永安初版的《中国经济原论》，神话般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十余年苦苦追寻的梦寐遂成为现实。……在福建永安郊外东坡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王亚南先生在他的寓所‘野马轩’书斋里整理、完稿，并在永安出版发行的这本《中国经济原论》，时值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它是我国最早发行的初版本。”★（注6）在该书出版时，社会科学研究所已随省研究院从永安迁回福州，在永安还留有部分善后人员，该书是在南社诗人、书法家罗丹在永安西门桥尾开办的长风印刷所印制的。初版《中国经济原论》为大32开本、共280页，闽产土纸印刷。该书封面设计简朴大方，书名白底套红，十分醒目。版权页上的发行者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社址为福州仓前山，印刷则在永安。在80年代初期，我们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过程中，一直未能查找到这一初版图书的踪迹。以至在作介绍时凭有关人员记忆，出现了重大偏差。

　　《中国经济原论》1955年出日文版，1957年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1958年出俄文版。《中国经济原论》是中国经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王亚南在永安期间，除做好研究所的管理工作外，主要精力是写文章。他对社会科学的新见解的《社会科学新论》中的若干篇文章，都是在永安完成的。先以《社会科学论纲》书名于1945年6月在永安东南出版社出版。后进行了增补内容，于1946年12月在福州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社会科学认识论、社会科学的文化论、社会科学的战争论和社会科学的建设论四大部分，对提高当时社会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经济工作的实践，支援解放战争事业，有重大意义。王亚南还在《改进》、《联合周报》、《民意》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王亚南在永安期间，还为日后的另一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作了充分准备。

　　四、王亚南在永安组织闽西土地制度调查

　　王亚南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之症结，在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如果封建土地关系不铲除，农村生产力就无从发展。而在福建西部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份，却有一片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进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废除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按人口分得了土地。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后，大部地区有“返乡团”夺回了土地，但因农民开展了“保田斗争”，或得到十九路军的承认，尚有大约15万人口的地区，农民依然保留着分田状态，史称“分田保留区”或“土地改革区”。“土地改革区内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土地关系，有私有制、村所有制、乡所有制乃至所谓‘国有制’。可以说，中国其他地方所未有的土地关系的类型，在这个区域基本上都具备；而邻近的未经改革的地方，则又是封建堡垒。因此，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都在改革区内集中表现出来，构成中国近代土地关系史上一个特殊的篇章。”★（注7）但土地改革区生产力关系的改变，却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是福建省独有的社会经济现象。

　　1944年冬，余志宏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社会科学研究所反映，引起了大家关注。有人建议前往调查，得到王亚南的积极支持。王亚南一面交由研究所经济组拟订调查纲要，进行准备，一面开列预算，向院、省两级申请项目和经费等。随后王亚南即委派经济组组长章振乾为首组成闽西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经济组的余志宏、中山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胡瑞梁、福建农学院农经系研究生钟其生。调查团于1945年4月从永安出发，到达闽西上杭县时，又有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助教覃正光、经济系助教涂西畴二人参加，协助工作。调查团行进于宁洋、连城、龙岩、上杭、永定五县之间，但具体调查区域主要在龙岩、上杭2县之内。他们每到一地，除了解概况外，都商请当地中学，借用人员若干人协助调查。他们对土地分配、租佃关系、农民负担、各种农业生产关系，以及土地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

　　王亚南为了组织和支持这项调查工作，不仅费了不少精力，甚至遭受不小的委屈。因为组团作调查要增加经费开支，而这时正值抗战末期，物价飞涨，经济极为困难。他要向省财政厅、省政府烧香求情。然而调查团长时间在农村奔波，每每陷入“等钱办事的困境”。★（注8）每次要求追加经费，王亚南都要绞尽脑汁，想办法给以大力帮助解决。调查团出发之后，王亚南关心他们的家属达到无微不至的程度。说这是照顾“出征人的家属”。

　　这次调查，从1945年4月3日出发，至7月3日结束返回，费时92天。共调查了十多个乡镇和90多个村庄。调查团返回永安后，立即对所得资料进行初步分析研究，并提出结论。然而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省共逮捕29人）。他们要逮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组组长羊枣。结果，羊枣和所里的助理研究员李达仁2人被捕入狱。研究所里一时陷于瘫痪，王亚南为此愤而辞职。

　　面对白色恐怖，章振乾及同事无法对农村调查资料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只写出了《闽西土地改革区新租佃问题研究—关于租佃制度再编成及再废除的若干考察》和《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的研究—略评当前土地改革的若干论点》二文，分别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院刊《研究汇报》第1期（1945年12月永安版）和第2期（1947年6月福州版）上。对土地改革的经过、实况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证实了土地问题理论的正确性。这项工作对闽西土地改革的有力支持，而且倡导、推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人们说，王亚南把马克恩主义引进了研究所。

　　五、王亚南不拘一格启用人才

　　王亚南到永安后，虽只短短一年时间，但却能不拘一格启用人才，除把羊枣（地下党员）和章振乾作为政治、经济研究组组长骨干外，又聘用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其中有余志宏（地下党员）、谢怀丹（地下党员）、李达仁（地下党员）、郑书祥（地下党员）、胡瑞梁等人，大大增强了研究力量。王亚南由于大胆启用这些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有真才实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研究所的骨干力量，使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生机勃勃，社会影响日渐扩大，为福建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令人值得称道的，对于在邵武的协和大学教书，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寄生虫学家唐仲璋和历史学家傅家麟，长期无法晋升正高职称，经章振乾介绍，王亚南得知后也聘为社科所特约研究员和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还聘云南大学的朱杰勤为特约研究员。并曾一度同意让社科所经济组的助理研究员、地下党员余志宏充当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由于“羊枣事件”的发生，此举才没有实现。

　　王亚南很善于同兄弟单位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沟通、合作，共同奋斗。例如由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就是以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省政府秘书处的名义创办，才免受审查机关的干扰。王亚南也鼓励本所研究人员向其他各刊物投稿。

　　1985年9月，章振乾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提到有人对王亚南无端散布谣言，他说，“前不久，一位曾在香港住过的同志告诉我，北平刚解放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谣传，说当时王亚南对羊枣被捕不肯出力营救，因此人们对王有看法。这件事我听了很反感，因为事实并非如此……王亚南对‘羊枣事件’的态度，始终是鲜明的；他当时的困难处境，我是深知的。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为了尊重历史，我有责任把这件事说出来，说明香港当年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注9）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王亚南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指着小箱子说“这里面衣服和书籍全有，要我走，我是随时可以走的”。★（注10）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怒火中烧地说：“……他们可以抓我们人，但决不能要我们做他们要我们做的事！”★（注11）这些都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

　　王亚南与章振乾相处的时间较长，关系也很密切，是继郭大力之后与王亚南相处极为亲密的同事。1942年王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时，章是该系教授。1944年王到永安任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时，即聘章为研究员兼经济组组长。解放后（1950年）王亚南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时，又特聘章为厦大教务长、校长助理兼经济系指导教授，直至1958年章被划为“右派”而离开。王的工作得到章振乾的大力帮助。章视王亚南为良师益友，敬佩王亚南刚直不阿的品格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当章振乾戴着“右派”帽子仍在省博物馆忘我工作的时候，王亚南多次去看望章。有一次对章说了一句使章长时间不得其解的话，王说：“咱从前对于‘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句话误解了，这实在是要不得的！”后来章联想到，在大跃进搞“拔白旗”运动和全国搞“三面红旗”时，有人叫王亚南写文章，但他十分坚决，一个字也不写。最后章解惑了，在一篇纪念王亚南的文章中写道：“我想学者追求的是科学真理，学术工作不应受政治需要左右，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形势所逼自也有趋势附会者，亚南之反思和清醒是难能可贵的。”★（注12）显而易见，王亚南在“大跃进”期间或过后不久，即看穿了“大跃进”闹剧之违背科学性的悲哀，是注定要失败的。那时他就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因此章振乾十分崇敬王亚南的高尚政治品格和人格。章振乾是继郭大力之后王亚南最信赖的人，王亚南甚至连自己的存折都让章保管。而章也值得他信赖。章对王一片真情。章在纪念王亚南逝世十周年的《严肃认真耿直不阿的学者》一文中写道：“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那耿直不阿的学者气质，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那与人为善的长者作风，深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敬仰，特别作为青年一代的良师，更是备受爱戴的。人们从他的高大形象中，可以吸取许多教益。”这就是章老对王亚南的真情实感的表露。

　　六、尾声

　　1945年11月底，王亚南愤然辞职，并离开永安，后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全力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50年6月，政务院任命王亚南为厦门大学校长。1954年之后，王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王亚南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身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林彪鼓噪说“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资本论》过时了！”★（注13）在受批斗时有一次被人从背后用膝盖重重一顶，当即双膝跪地，从此他一病不起，最后在病床上他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然而，王亚南于1969年11月13日含冤抱愤去世。他一生留下了39部著作和334篇论文。其友人赋诗曰：

　　太息吾生零落甚，饥荒争似脑中贫；

　　久闻迷海明灯在，待拍潮头影已沦；

　　亚子相逢辄道公，输囷久已此心同；

　　沪东再访终交失，遗恨空嘲鸟使通。(亚子即吾友王亚南也)

　　2014年3月初稿

　　2014年5月修改

　　★（注1）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始办于1940年9月，为研究院属下之社会科学部，主任吴芷芳。1941年4月，社会科学部改名为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崔宗埙。1942年5月，社会科学研究室改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沈炼之为所长，下设政治经济、历史两个组。1944年7月沈炼之辞职，聘王亚南为所长。在王亚南主持下，该所扩大为三个组，即政治组、经济组、文史组，聘羊枣为政治组组长，章振乾为经济组组长，文史组组长则由王亚南自己兼任。

　　★（注2）《社会科学》季刊从1945－1949一共发行五卷12册：（即：1、创刊号；2、一卷、二、三期合刊；3、一卷四期；4、二卷一、二期合刊；5、二卷三、四期合刊；6、三卷一、二期合刊；7、三卷三、四期合刊；8、四卷一期；9、四卷二期；10、四卷三期；11、四卷四期；12、最后一期为五卷一、二期合刊，原定49年6月出版，因印刷厂延误，迟至9月才出版。以上各期，从第二卷起改在福州出版。解放后才停刊。）

　　★（注3）刘思衡：《永安是王亚南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2010年4月。

　　★（注4）《章振乾百岁文集》86、87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注5）蒋夷牧：《王亚南传略》（大约写于1986年）。

　　★（注6）安孝义：《〈中国经济原论〉永安版》，2009年12月。

　　★（注7）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495年4月—7月）》序，载《福建文史资料》35辑，政协福建省委文史委编，1996年于福州。

　　★（注8）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第106页，1945年6月10日。政协福建省委文史委编，1996年6月出版。

　　★（注9）：《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252、253页，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88年出版。

　　★（注10）《永安抗战文化史话》2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注11）《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44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注12）章振乾：《章振乾百岁文集》91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出版。

　　★（注13）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14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王亚南在永安发表的部分著作：

　　一、文章：

　　1、《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代发刊辞》《社会科学》1卷1期（创刊号）。

　　2、《混合经济制度论批判》《社会科学》1卷2、3期合刊

　　3、《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法则问题》《社会科学》1卷4期

　　4、《中国公经济研究》《研究汇报》第1号

　　5、《福建经济总论》《福建省银行季刊》1945年4月创刊号

　　6、《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改进》10卷2期

　　7、《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

　　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改进》10卷4期

　　8、《论文化与经济》《改进》11卷2期

　　9、《抗战结束有感》《改进》11卷5、6期合刊

　　10、《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新福建》5卷3期）

　　11、《抗战七周年来的经验与教训》《联合周报》23号1944.7.8

　　12、《翻译小论》《联合周报》2卷14期1944.11.25

　　13、《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联合周报》2卷5期1944.9.23

　　14、《战后世界经济制度之归趋平议》《联合周报》2卷19期1945.1.1

　　15、《再论战争与社会进步》《联合周报》2卷22期1945.1.20

　　16、《三论战争与社会进步》《联合周报》2卷25期1945.2.10

　　17、《论社会科学的应用》《联合周报》3卷6期1945.

　　18、《论社会科学的应用》《联合周报》3卷7期1945.4.7

　　19、《论社会科学的应用》《联合周报》3卷8期、1945.4.14

　　20、《论社会科学的应用》《联合周报》3卷9期1945.4.21

　　21、《三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联合周报》3卷10期1945.4.28

　　二、著作：

　　1、中国经济思想评论（“改进文库”丛书）

　　2、社会科学论纲（东南岀版社出版，1945年）

　　3、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1月）

　　林洪通信

　　诸位好友：

　　我虽已退休16年，但常与好友联系。有道是“是朋友要常联系，别嫌电话太贵”。实际上我们用电子邮箱联系，一分钱也不费。老人常与朋友联系，可防老年痴呆。为了让朋友们了解我的活动轨迹，今天我发几个材料供朋友分享，或许也可让朋友进一步了解我们永安的历史。

　　不久前我参加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军人物之一黎烈文诞辰纪念会，写了一篇发言和会议侧记，现发上，同时照了几张相片池奉您一阅。那张黎烈文亲友集体照我是坐在那儿，事后觉得很不适当。当时主持者让大家合影，不知谁叫我坐下，我就不加思索地坐下，也没注意坐下的是些什么人。拍下照片一看，原来坐在那儿的是黎烈文的儿子和弟媳，这样，我坐在那儿就不适合了，会产生误会。照片既已拍成，也就无可挽回了，遗憾。

　　那张4个人的合影中，左一是黎烈文的最小儿子黎忍之，在台湾出生的，现住美国。据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博士由于难找工作放弃了，第二个博士是医学，所以他现在在美国当医师。左二是黎烈文的弟媳贺心仪，她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当教授，不知她教什么课，从她在会上的发言中，听来形容词很多，很华丽，可能是教语文的吧。左三是黎念之，他是长子，他说今年81岁（这是那天会后他主动告诉我的，因为我在会上说我已75岁了，会后他说“你才75岁，还是小弟弟哩！我都81岁了”）。他出生十几天，母亲严冰之就因病去世了。所以他和他的弟弟黎忍之是同父异母，但关系很好。这左四我自己显得特别黑，有人说我“活像一个老农民”。不错，我正是因为去开荒种地晒黑的。

　　我与台湾师大许俊雅的合影显得年龄差距太大，但是她说再二三年就可退休了。

　　现将我写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永安》一文一奉您一阅。

　　祝

　　夏安！

　　林洪通

　　201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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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直心虚乃吾友，水淡性泊是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