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成因
吴敬琏说，中国民营经济在中共十六大后，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但民营经济目前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迫切需要增加内需以弥补外需的减少；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诸如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大量下岗职工需要分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远未解决，部分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行政机关对企业微观干预仍广泛存在，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有较大距离等。
吴敬琏说，过去20年中国民营经济成功发展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广阔空间；二是以浙江特别是温州为代表的地区，他们因为一无所有，要摆脱贫困的生存本能，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也就是目前大家都说的“温州精神”或“浙江精神”；三是精明刻苦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在竞争中成长；四是专业化生产，集群性效应，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飞速发展了起来。
五大问题
在谈到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时，吴敬琏认为，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在加入WTO以后，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虽然民营经济初步发展起来，然而问题不可小视。
吴敬琏分析认为，一是目前民营经济呈现出早期市场经济征候，主要表现在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和官商勾结，劳资矛盾加剧；二是“小富即安”思想比较普遍，不少民营企业实现温饱以后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三是融资渠道不畅，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四是企业经营管理需要改善。吴敬琏认为，一些民营企业的企业制度还处于很低阶段，经营管理上有很大的漏洞，缺乏竞争机制或者是经营管理战略，没有明确的目标，决策随意化，往往由老板一人说了算，连起码的经理层会议都没有形成；五是企业家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家族企业两面观
在谈到拓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时，吴敬琏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实现企业制度优化，尝试突破传统企业模式，但并不是都要变成“现代企业”，目前有些企业家和基层领导对企业组织形式的认识似乎有个误区，认为民营企业都应该摆脱家族式管理，所有的企业都要搞公司制。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能笼统地说民营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不好，有些需要有特殊技能的小规模的行业就只能选择家族式管理。当然，现代公司的典型形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主要的经营者往往并不是股东，即使是股东，也不是大股东。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搞成现代公司的。
吴敬琏认为，企业应当树立这样的观念，即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是否优越，要看它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是不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民企与权力寻租
吴敬琏说，民营企业要制定适合于自身特点的经营战略，发展核心竞争力；他认为，民营企业要程度不等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企业管理革命；民营企业要学会发挥企业自治组织，如同业公会和商会的作用。他呼吁政府应该下大力气对原有中介组织进行改革和改造。他认为，一些由政府部门创办的中介组织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因为他们本身是由政府各部门创办的，其编制又在政府各部门，是政府的人，并不能代表行业的声音，因而社会上将之称为“二政府”，这种“二政府”现象要特别警惕。而目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如温州工商联和商会实行企业家办会，其作用已经显现。
吴敬琏说，民营企业家在开辟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上要率先行动。首先，职工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工会职能定位和作用的发挥也应该必须明确。同时，他告诫民营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社会责任，与“官商”划清界线。说到此，吴敬琏特别强调，目前民营企业家对官员的“寻租”行为必须纠正。一些企业家动用权力使自己的资本集聚起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是市场混乱最重要的根源所在。“官商勾结”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权力的介入，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吴敬琏批评说，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
为此，吴敬琏特别强调应该端正政府行为和实现市场法治，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要件，就是要建立法治。实现双赢而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利益，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个第三方就是政府，此时政府就要显示公平，就非得有法治来加以保障。
吴敬琏说，面对中国加入WTO后民营经济面临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挑战，目前中国政府应相机减弱“第一手”的力度，使长期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负效应不致过分积累；同时强化“第二手”的力度，进一步把供给方面特别是民间经济的活力激发出来。实践证明，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继续贯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继续推进国有大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建立新的监管框架，实现法治，为激发企业的活力营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