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永安动用细菌武器

　　抗战期间，日军在空袭轰炸永安时，曾经多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当地城乡各种瘟疫横行，平民百姓大批染病死亡的惨祸。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经国民党中央行政院批准，从福州内迁永安。使偏僻的闽北山城，骤然成为全省和东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日军为企图摧毁我省军民的抗战意志，从台湾新竹机场和东南沿海的航空母舰上，多次出动海、陆远程轰炸机，对永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城区，以及省府重要机关驻地吉山等乡镇，进行长达数年的狂轰滥炸。日机每次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和各种类型的轻、重磅炸弹，疯狂地屠杀我抗日将士和燕城无辜百姓，使当时以土木质结构为主的城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竟置国际公约而不顾，多次在永安城乡投掷细菌炸弹，使其侵略战争的暴行无限升级。

　　细菌炸弹，是一种利用微生物的致病特性，引起人员、动植物感染各种疾病的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它的特点是杀伤作用慢，可造成传染病流行，污染面积广，作用时间长，危害作用大，医治困难等，是世界上国际公约所严厉禁止使用时。但是，丧心病狂的侵华日军以细菌为秘密杀人武器，是他们惯用的罪恶手段。早在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部就疯狂叫嚣：“非研究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不可”。其实，日本早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以活人做试验，建立惨绝人寰的细菌工厂，生产出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赤痢等病菌和各种特殊投掷细菌的炸弹及使用飞机、炮弹或人工等散布手段。日本有多支细菌战部队分驻在本土、新加坡和我国的哈尔滨、长春、北平、南京、广州等地，并在我47个城市设有支队。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12年之久，受害区域有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20个省市、自治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日军在空袭轰炸永安时投掷下的细菌炸弹，是所谓的“石井式粘土制细菌炸弹”，它的特性是投掷后能在距离地面约100米处的空中爆炸开裂成两半，分装在弹体隔层内的各种疫菌或带毒谷物、昆虫便大面积飘散开来，使瘟疫迅速蔓延。民国27年（公元1938年）6月3日，永安城区首次遭受日机轰炸，来犯敌机2架，在毫无制空权和防空能力的燕城上空低飞俯冲。永安许多平民百姓从未见过飞机，还在路边好奇地观看，被一阵机枪扫射后才慌忙夺路而逃。杀人成性的日机投下数枚炸弹，扬长而去。福建省银行金库和人口稠密的商业区被炸毁，居民2死1伤。民国28年（公元1939年）5月至9月间，日机数架分5次轮番轰炸永安城区和省政府主席陈仪公馆所在地吉山。不久，永安城乡多处暴发瘟疫传染病，计有患者435人。民国30年（1941年 ）1月，永安发生腺鼠疫，感染后病死率达100%。接着数月间疫情扩及城关仁义街、中华路、中山路一带，丽华商店一店员、翌日店店东张惠泉相继死亡。据有关资料表明，鼠疫一般多在冬季流行，而且必须具备多种成因条件。永安这次瘟疫奇怪地在炎热的夏季突然暴发蔓延起来，且有燎原之势，实在令人费解。遍阅永安有关历史文档，在日机轰炸之前，本地历史上并无发现鼠疫病情的记载。同年8月9日和8月12日，日机分30架次和15架次，开始轮番对永安实施战略轰炸，城区房屋成片被炸焚毁，死伤多人。然而更可怕的是，11月份城区鼠疫再起，患者无数，死亡30人。是年，永安洪田乡山顶坑自然村亦发生瘟疫，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死亡青壮年14人。做为历史的见证人，永安魏启东先生，在1988年永安文史资料第七期《战时永安的疫情》中写道：“1942年3月又发生鼠疫流行。同年12月，因日本飞机投下鼠疫杆菌，中山街、衙后街发生肺鼠疫数起”。魏先生所说的“鼠疫杆菌”，就是日军常用的细菌武器中重要的一种。从该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永安战时的疫情是有所了解的，是铁的事实。这期间，永安各种瘟疫猖獗四处蔓延，群众畏之如虎、人心惶惶。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有关当局加强应对，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成立了“永安防疫委员会”，并全面实行外来人员入境检疫制度。当时，永安境内的防疫力量有：省巡回防疫总队、省立永安医院等单位。特别是设在下渡的省卫生试验所，为省政府卫生处的直属机构。该处戒备森严，保密性极强。主要任务是负责全省细菌病理检验，同时还在科研设备、资金和物资条件极其匮缺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生产出种疫苗，除供应本省外，还支持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为东南后方防疫工作做出重要贡献。民国32年（公元1943年）1月2日，日机约20架在城区燕溪畔和江滨路一带，投弹数十枚，炸毁大片房屋，居民死伤多人。据目击者称，当时有部分可疑炸弹爆发后，家禽家畜当场大量死亡。群众对可怕的细菌武器一无所知，死神已开始步步逼进，日机在轰炸中施放的细菌武器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不久，城区陆续有鼠疫死亡病例。6月份，永安新桥防空驻军部队一下患病40余人，死亡10人。同时，省政府机关驻地和下吉山等郊区也发生疫情，共死亡50人。永安的疫情震惊全国，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紧急拨给福建省政府鼠疫防疫经费法币500万元。当局出动军警和卫生防疫人员，采取把守城门路口，强制过往人员、群众注射预防鼠疫菌苗，并将患者强行送下渡隔离，死后尸体均不发还，集中焚埋处理。同时，省政府还首创捕鼠奖励制度，群众每捕鼠一只奖励大米4小两，这在战时粮食饥荒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收效显著。同时，防疫人员还对水源、公共场所，店堂旅馆等处进行重点检疫。同年11月4日，这是日机对永安最后一次疯狂的轰炸，20架飞机投弹135枚，且多为500磅的重型炸弹。据永安本地人邓家焕先生回忆：“敌机由东向来，旋往西北方向窜去，约过五分钟再度返回投弹。先在桥尾一带投弹，炸死约十余人；然后经西门桥、中山路、中华路、新街、大同路、东门街、抵新桥头、大帝宫长约五华里长的地段掷了百余枚炸弹夹有烧夷弹，房屋例塌，大火吞没一座座商店和民房，蔓延在整个永安城区，头破血流、断手折足在火海中发出一声声惨叫，头颅手足高悬电杆线上，街旁路边尸体焦臭难闻，其中16条街道被炸，房屋店铺大火冲天，城区精华焚毁殆尽。共约烧毁房屋918栋，死伤群众达500人。”这是永安人民对日寇暴行，血的控诉！不久，永安城区晏公街、中山路又霍乱流行，死亡甚众。

　　永安抗战时期，为什么每每伴随着日机的轰炸，便弥漫着可怕的疫情？这期间，有天花、霍乱、回归热、伤寒、鼠疫、炭疽等疫情大肆横行。日本视细菌武器为最高机密，战败后不遗余力地全面焚毁证据。而做为国民党当局，为稳定人心和后方局势，亦对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一事严加保密，不敢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就日军在其战区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向蒋介石做过专门报告。由于抗战胜利后全国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至使日军在永安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未有及时、充分地予以揭露。永安解放后，日军在战时施放的细菌武器，仍造成无辜人员的死亡和伤残，严重地破坏着自然与生态环境。据调查原永安山边街、茅坪等地就有多个炭疽病后遗患者，造成腿脚肿大、溃烂，长期生活在痛苦之中。1952年，永安有关部门对长期堆放在新桥头，原国民党防空部队驻地日机的各种炸弹残骇进行处理。国家干部章以鉴同志，一眼就认出内中有许多是细菌炸弹的弹体。章以鉴同志是浙江籍三门县人，抗战时期日军在他家乡投掷过细菌炸弹，造成父母在短时间内相继死亡，他本人腿部至今还留下难愈的创伤。2000年8月，当他在永安市博物馆向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当场画下细菌炸弹的图形，并称这批弹壳被永安铁工厂拿去煅造农具。

　　多年来，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掌握了日军在永安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据有关专家论证，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我国有300万名军民惨死于细菌战。日军细菌战给永安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是时间无法抹去的事实。我们一定要追讨日军在永安细菌战的暴行，历史必将做出公正的审判。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