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人经商意识的形成
在唐代以前，福建人的主要经济活动还是小农耕作的农业。在经历了唐代的开放和五代十国“政权空白时期”对外贸易的大气候后，重商逐渐取代重农。各种资料显示，宋元以后，随着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及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来闽的日益增多，福建人的经商对外贸易一发不可收，其足迹遍布东南亚、东北亚、印度洋，甚至远至东非、地中海等广大地区。
福建人的经商意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经商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唐代以来，世界上几大自古便以从事海外贸易而著称的商人集团，都曾落户福建泉州等地。像阿拉伯商人、欧洲意大利人及犹太人，还有南印度商人，他们的经济实力都很强，在经商过程中既传播了文化，也传播了思想。在福建的各种外来商人中，阿拉伯穆斯林的影响最大，盛时居住于泉州的穆斯林估计有数万人之多，他们中的富商巨贾在元代几乎操纵了泉州港的外贸权益，其经商思想影响可见一斑。这么多历史上以善于经商而闻名的民族，不期而遇，汇聚福建泉州等地，与福建人杂居相处，甚至通婚繁衍，福建人受其经商意识的濡染很深，而且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福建人的经商意识，首先表现在远航贸易。宋元时期福建泉州人拓展了通向世界的海路，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到南宋末年及元代，把曾一度执东方海上贸易之牛耳的广州抛在了脑后。因有海外贸易，才会有闽商的富庶，航海贸易无疑是催化闽南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手工业生产地位突出。航海贸易的发展使舶货源源而来，同时也会有大量的本土货物，特别是手工产品出口海外，对福建本地的手工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三是促进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在商品贸易的强烈刺激下，农田栽种的经济作物面积日益扩大，农副产品在出口商品中也占了很大比重，部分土地和劳动力逐渐纳入商业网络中，这是重视商业活动带来的又一个必然趋势。
经商给福建带来的影响巨大，不仅促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鄙商观念，培养了一大批善于经商的商人。重视经商的结果不仅是富了地方，富了民众，也提高了福建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同时，经济的富庶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吸纳优秀的中原文化，同时也能大量地吸收来自海外的诸多文化，从而造就了福建文化的多元性。
二、闽商国内经营活动的地域特点
明代中叶开始，以明代社会经济大发展为背景，以本地发达的手工业为依托，闽商开始大规模进行国内贸易活动。万历年间李光绪说：“（泉州）安平市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渔夷之墟”。明代福建山区商人依托本地土特产品也开始出现在省外市场上。如闽北延、邵两府纸商在万历时期销纸于北京，并捐资兴建延、邵会馆。闽西连城在明代印刷业就很兴盛，“以书版为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而关征从及之，其获利亦不少矣。”
明清时期闽商在省外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江浙沿海地区。广东也是闽商活动的重要区域，这里对外贸易发达，外商众多，它是闽商南下东南亚的中转站。广州、澳门、佛山、潮州等城市都是闽商分布较集中的地方。清康熙年间，北洋航海开通，闽商大举北上，闽船北上华北、东北的商货以糖、茶叶、木材、纸张为大宗，南下的商货以大豆、芝麻、瓜子等农副产品为大宗。闽商北上贩运有力地加强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厦门志》称“海商以贩海为利蔽，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
在明清时期，闽商能够在国内形成了颇具实力、商界不可小觑的闽商集团，这与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分不开。枕山面海的地理环境，使福建与内省的陆上交通极不方便，但由于面临大海，海运则成为与省外交通的特殊优势。福建境内的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等河流多由西向东注入大海，南来北往的大宗商货，都离不开海运。明清时期，福建山区的造纸、制茶、冶铁、印刷；沿海平原地区的制糖、纺织、制盐、造船等行业，不仅产量大，且技术先进。尤其是木材、干鲜水果、烟草和海产品等地产品极为丰富，成为闽商向外贩卖的对象。上述产品的生产和输出，有力地缓解福建因缺粮、棉，需向外省购买而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明清时期，福建海外贸易较发达，这不仅为福建注入大量资金，而且还带来许多海外洋货，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洋货为闽商从事国内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
三、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各具特色的闽商商帮
闽商中最有影响的是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兴化商帮。同时还有龙岩、汀州、永安、福安、延平、闽清、永泰等地的商帮。闽南商帮历史悠久，影响巨大，其特点是以家族为核心向海内外渗透，在向海外贸易时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海商集团，并积极争取得到官方和乡族势力的支持，明末泉州的郑芝龙海商集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闽南商帮利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优势，基本上垄断对台贸易。在对台贸易的闽南商帮中，泉州商人大多经营茶叶，龙海商人大多经营纸箱，惠安商人大多经营中药材等。闽南商帮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闽南商帮在闽商中最为兴盛，其原因有三：一是土地贫瘠、人口密集、粮食短缺，为生活所迫，只好经商以图生存；二是海岸线长，天然良港多，有利于海上贸易；三是许多人移居台湾及东南亚一带，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客观条件。福州商帮的特点是以闽江流域为商埠，根据不同经营项目，向上海、台湾、江浙等不同地区扩展。据统计，近现代福州商帮最多有200多个，如纸帮、木帮、油帮、茶帮、果子帮、锡青帮等。其中资金最雄厚的如茶帮。兴化商帮善于向国内外其他市场拓展，被称为“中国犹太人”。兴化商帮经营的业务广泛，如南北货、开设钱庄、组织运输等。兴化帮组织繁多，帮内活动频繁。
闽商商帮的形成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末位。一旦从商，则不得仕官为吏。但福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较弱，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反而使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受到强有力冲击。至明清，闽商中的许多商帮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持，成为左右地方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闽商在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上海、闽商粤商一度双峰并峙，开拓或独占了航运、蔗糖、棉花、国产纸业、果橘、炒货、檀香、蓝靛等诸多行业，闽商甚至成了一些行业的代名词。闽商在上海近代城市发展中形成两大鲜明形象：一是以好斗反叛常使上海当权者生惧；二是以擅贾富实而颇受市民瞩目。闽商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对上海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海开埠后，由于浙商的崛起和粤商的重掘，闽商整体上的辉煌色彩有所减弱，但其中有相当部分仍具有实力，例如，闽商的主要组织机构——同乡、同业组织泉漳会馆，在晚清及至民国的业务规模和活动能力，还一枝独秀，始终保持活力。
闽商的崛起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再现。闽商的创业始祖，多数出身于贫苦农家，他们不甘心守着贫瘠的土地过一辈子困苦生活，从小就把目光投向家乡以外的辽阔天地，试图走出另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于是为谋求新生活，他们有的走上了“闯南洋”、“做番客”的商路，不惧大风大浪，漂洋过海，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闯荡，从白手起家受雇于人，到做小本生意，最后发展成为百万、千万以至亿万富财的巨贾大商。海外华侨，出现过许多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福建走向世界的，是自幼吃苦耐劳、谋求向外发展的典范。其杰出代表有：堪称“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著名的印尼籍华人企业家、东南亚首富林绍良先生，从经营利润微薄的“虎标良药”起家、被称为“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先生，旅日侨领林同春先生等。
四、发挥闽商优势，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繁荣和发展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闽商由国内向国外发展，遍布世界各地。有人这样形容：“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人”。世界各地闽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与其经商活动分不开的。据不完全据计，全世界共有华侨华人约3000多万人，福建海外华侨华人约10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几百万人。这些福建籍的华商和港澳台商不仅数量多，而且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其间不乏著名实业家、学者和各门类专业人才。改革开放20多年来，福建侨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发展迅速，成为福建利用外资最主要的形式；三资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福建经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福建的三资企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地位，离不开福建籍侨商和港澳台商优势，离不开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重要作用。认真探讨侨商和港澳台商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地位，总结经验教训，对正确引导闽籍侨商和港澳台商的投向，最大限度地发挥闽籍侨商和港澳台商对福建经济的促进作用，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正确处理我国与闽籍侨商和港澳台商及闽籍侨商和港澳台商所在地区的关系，发展三方的长期互利合作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福建三资企业将面临来自国内外更加严峻的挑战，三资企业的投资结构、产业升级、效益与规模、市场营销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充分发挥闽籍侨商和港澳台商的重要作用，通过他们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获取国际最新信息。世界经济形势日新月异，华侨华人社会和港澳台地区也在变化，鉴于海外华人社会和港澳台地区知识水平的提高及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应特别重视闽籍侨商和港澳台商的智囊作用，把引资与投资结合起来，以促进福建经济的蓬勃发展。（作者 苏振芳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