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龙溪流经宁化、清流、永安三县，地处闽西偏北，山高林深、梯田起伏、气候湿润，自然资源丰富，故盛产木材和稻谷，为客家经济的两大支柱。清光绪十三年的《闽产异录》记载：杉，福州、兴化产者不及延、建；延、建产者不及汀州；汀州七县产者以宁化为最，……其木大至数围，高至十余丈。据民国二十九年翁礼馨著《福建之木材》称：境内木材生产区……宁化县为城东、泉上、店上山等16乡；清流县为下窠、田背、左拔等31乡；永安县为清溪、竹溪、泉溪等48乡。九龙十八滩未通航之前，由于交通闭塞，木材外运有限，只能利用自然漂流到安砂札排。而闽江下游的福州等沿海城乡，需要大量建筑、船用木材，包括棺木等。通航之后，加上历次凿石疏通，逐渐加快了三县与福州等地的经济交往。“明崇祯6年杜三等人，册封琉球，先期采木造舟，大桅屡求未获，终在宁化采得。”③宁化县在唐宋时木材经营还有通过赣水进入长江销往杨州等地外，明清时，主要还是通过九龙溪水路运往福州沿海，远至浙江、江苏等地，以杉木为主，后来扩大到松木、樟等杂木。木材外运从自然漂流到札排输送，是客家经济的一大发展，明清以后外运量骤增，本地富户和外来木材商设立树厂，按短筒和长材分类札排，雇佣艄排工运输。因此，促进了木材市场的繁荣，也带动了其它相关的产业。如九龙溪流域依水而居农民不少改行从事运输这一行业；树厂的雇工专事砍伐和拖运，长年吃住在山场，职业也相对固定。
当地富户开设米行或从福州、南平等地商人到产粮区采购，雇用船只外运。产地的稻米质量好，米饭喷香且有韧性，早在宋代便用占城稻谷作种子（今越南中部）。《宋会录》：“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遣使福建，取占城谷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湘水录赠》：“宋真宗以福建山多高仰，闻占城稻耐旱，遣使求其种，得十石，以遗其民，使莳之。④”米行采购粮食要雇工去乡下挑运，砻成大米后，用写有米行字号的麻袋按50斤重量袋装上船。明代以粮食的外运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圩市的活跃，改变了历来“米贱盐贵”的反差。农业生产赖以役使的耕牛等显得十分重要，农民为拥有这部分生产资料，成为一生甚至几代人的追求。如宁化县湖村的店上，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都要举办“牛会”，数以千计的水牛、黄牛云集牛市，周边县甚至江西石城、宁都、广昌等县的客商赶来交易。清流县的樊公庙会为八月二十八日，先期八月初边，便有江西、浙江、广东、闽省各地的客商前来，将运来的各地货物进行贸易，直到九月初才告散会。“明嘉靖二十三年，知县陈桂芳查得民间每年谄渎樊神赛会三十余案，杀牛百有余头，乃先出榜谕，以非类弗歆之意，至期刊布告示，禁宰耕牛，遂无者。”⑤永安的安砂、贡川堡圩市：其规模也胜于本县其它圩市。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长达7年半之久，人口骤增，粮食十分紧缺。当时从福州乌石山迁到永安大湖的福建师范学校，师生“口粮一减再减，终于每人每天只吃4两米，蒸在毛竹筒里，多放水，其实是粥，也不过小半筒。配饭的只是一小撮黄豆，不过20来颗。”⑥抗战前，永安县的田赋一概征收代金，原有的官仓内空空如也，唯一的办法便是向清流、宁化二县紧急调运粮食。此后数年又由当时的省政府下令田赋改征实物（稻谷、小麦）。由于“远水难救近火”，加上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市场粮价暴涨，“民国28年（1939年）冬晚谷登场，米价急剧上升，平均每担19元，较抗战前5元涨至3倍多。此后最高涨至每担60元，是1938年粮价的16倍。”⑦据朱彩西《九龙溪水运情况片断》介绍，政府只好突击驿运粮食，在铁石矶（清流）、大岭尾、安砂（永安）设立3个驿运分站，采用上杭大尾船20多条，每条载重3吨至4吨。“民国30年（1941年）仅清流县每月调出粮食75吨，从1939年至1946年，共调运粮食18450吨，平均每年调运2305吨。⑧
二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意指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关系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过程的最初形态。”⑨表现在树厂、木材商行、米行、船工和伐木工等已经从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为资本主义自由雇佣。如树厂以伐木、拖运为主，集体住在山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砍伐的木材必须拖运到支流，利用涨水漂流的办法集中到九龙溪旁，等候扎成木排。木材商人既有本地富商，也有外地商人、有的占有大量的山林，资本相对雄厚，所以雇佣的伐木工均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的是还高利贷的抵债者。而艄排工有专门的技艺必须熟识水性，大多依水而居，他们漂泊在外，但“离土不离乡”。艄排工将短筒（长1.2丈）或长材（4丈以上）用竹钉、竹篾扎成木排，短筒木排数排相连，长材木排均以单排行驶。
由于雇主占有生产资料，并直接占有雇工的剩余劳动，因此劳动力已成为商品，雇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为雇主削剥。历代沿岸乡村，如宁化的水口、叶坊、横锁，清流的坪背、嵩口、玮埔、秋口、沙芜，永安的安砂、下渡、贡川等地，那里的水手代代相传。他们有相对固定的职业，比起终年躬耕的乡亲，毕竞还有一份较为固定的收入。
参加共同劳动的树厂雇工，砍伐树木至少要两人协作，拖运沉重的木材，短筒需要2-4人，长材需要10人以上。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雇工在生产生活中还有一整套规矩和禁忌，清流树厂、船厂的工人“早晨洗脸谓‘开光’，吃饭称‘开船’，饭桌上忌说话，尤忌说带‘红、血、肉’等字眼的话。”“每逢初一、十五夜，厂主均要置酒买肉‘做神福’请全厂工人吃，但不能行令猜拳敬酒。”⑩如生活起居、出工操作都有戒忌。由于长短杉木各有用途，短材可做棺椁，但应称“寿木”或“寿床”，长材有的做船上的桅杆，应叫“旗杆”，还须在尾部扎上红布带子以图吉利。
九龙溪客家经济到了明代，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形成的雇佣关系的变化，自由劳动的出现，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无论是树厂、米行、木材商行的雇工，还是艄排工、船工，雇主均以银支付工钱。而沦为雇工的农民，他们也用银交赋税和力役。从明正德时起先后改革的赋役，实行“一条鞭法”，先将赋和役分别归并，再将役并入赋内，赋役普遍用银折纳。“善一条鞭之法行，合两税、土贡里甲均徭、驿兵之数，通为一条，总征均支，凡征派名色，一切省除，至便民也。”（11）到了清代，仍然沿袭“赋役用银折纳”。由此可见，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出现，已经渗透到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并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作为雇主，当他以小商品生产的身份出现时，其生产经营活动更日益依赖于市场，其经济生活也受市场的支配。货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上述雇工手里拿到的工钱，当然不是他们的全部劳动价值，因为不仅要交纳各种赋役，还要受到雇主的重重盘剥。
明清时期九龙溪流域广大农村相继出现了民间融资，诸如邀会、标会、银会、谷会、卖青苗等，钱庄、典当行业也兴起，“牙商”即中介已成为一种职业。《客家论丛》（清流县地方志办公室编）“三明客家经济寻因”一文指出，明代牙商需领“牙贴”，按期交纳牙税，并负有代官府征税之责。随着木材经营的扩大，加上利润丰厚，福州等地的富商直接进入林区，买青山，设树厂，招雇工，与当地木材商行竞争，行业之间出现帮会。到了民国时期，仅永安就有福州正高兴商号、浙江东阳吕贞盈木材商行从事经营活动，而福州作为商业城市，上述三县的木材粮食商人在那里均有驻点、手工业、土特产品的推销也需要靠同乡的帮助，故而会馆应运而生，如“汀州会馆”、“便是清代清流秋口船民吴尚志为首建成的”，“汀州会馆祀奉‘妈祖’，每年到了妈祖的生日，会馆热闹非常，张灯结彩，以示庆祝，凡是汀州八县的旅省同乡，都可以参加宴会、看戏。”（12）“会馆”为同乡经营、洽谈和食宿提供了方便，有些到省城参加乡试的秀才或监生也以“会馆”为落脚处，在临近秋闱前作温习准备。
三
九龙十八滩的通航，也促进了各地手工业的相应发展。如清流的剪钻、扩大了销路，永安的贡席、三县的土纸等，还有笋干、香菇、茶油等土特产品也从水路，进入福州市场。
1、明嘉靖年间，家住清流县城的青年王忠明，只身赴浙江杭州拜张小泉为师，学打剪刀钻子。王氏悉心学艺出师后，带一名学徒回清流，在城外的下窠里开一间剪钻店，挂出“王氏传授名剪钢钻”的招牌。由于王氏的手艺精巧，打制的剪刀经久耐用，刀口锋利，外型美观而负盛名。到了明崇祯九年（1636年），城内城南一条街均为剪钻店，有20余家，师徒多达40多人。其产品不仅畅销广东、江西以及闽西，也从水路进入永安、沙县、延平等地。
2、毛边纸的生产，也负盛名，做纸的师傅多为长汀籍人，利用境内毛竹资源丰富，每年谷雨至立夏期间，雇工上山砍伐嫩竹（当年生的笋壳已脱落而尚未分枝的），破筒后浸泡于生石灰池中制成竹麻，然后经过十几道工序才出纸张。主要生产毛边纸（又称官边纸）、玉扣纸、火纸、卫生纸等。清代中期，仅清流县洞口就有纸坊27个，在永安，延平、福州等地设立纸行，其中官边纸还远销南洋各地。永安桂溪的文章纸又称京庄纸，始于清雍正年间，以纸色雪白、墨汁不浸漫、不褪色，且有韧性而著称，当时被称为“贡纸”。
3、闽笋，为上述三县的特产之一，当时的汀州八干中，把清流的笋干列入其中，即长汀豆腐干、永定菜干、上杭萝卜干、连城地瓜干、武平猪胆干、宁化老鼠干、明溪肉脯干、清流笋干。明清时期永安不属闽西汀州府，早在明朝时永安贡川余荆山人便到苏州贩卖笋干，甚至远销日本。据《贡川古韵》一书介绍，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贡川还成立“笋帮公栈”，门楼上有“正直无私”匾额，正厅中央的一块石板专用于记载笋干买卖行情，明码实价，生意成交后买卖双方写于石板上。在贡川的笋帮经纪人多为兴化籍，他们信仰妈祖海神，以求水运外销保平安，每年三月二十三日笋帮公业人员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虔诚拜祭妈祖。
4、每年秋冬从浙江东阳、文成、庆元等县菇农，也要到上述三县深山老林砍伐栲、栎、栗等树木，在树杆上剁花眼并复盖枝叶，两三年后出菇采摘，用炭火烘干按花菇、厚菇、春菇等级分类装袋运下山，分销各地，上等菇外销福州、厦门，甚至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九龙溪客家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与外界的交往、拓宽了视野，而且还促使区域间，人口的流动和迁徙。
1、据永安贡川《陈氏族谱》载，唐开元二十九年汝南令摄公之子陈雍携次子舒从浙江吴兴迁居“南剑州沙阳固发冲（今贡川新发冲村），长子苏迁黄连镇石壁，二子远迁长乐县。此后贡川陈氏一支迁入清流县东溪，始祖陈文陆继承先祖遗训，要子孙“敦厚友而振家声”、“保身体而节食欲”、“存善德而保子孙”。由于兴学重教，东溪先后兴办过七个书院，恪守“读书使人长进，教育可以兴家”。据孔灿先、陈佳清主编的《东溪寻古》记载：明清时期有8人走上仕途，出任京官、知府、知州、县令，如陈用宾为明隆庆五年辛末（1571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云南巡抚经略三边。清嘉庆初年任清流县典史的陈邦泰，又任水陆要塞的九龙十八滩铁石矶巡检司巡检。清乾隆丁末科贡生陈允升，“生平沉潜经史，为文沉静幽隽，五魅其曹，所著《易史一隅》引史证经，士林贵之。”受聘于永安县安砂龙江书院主讲时，清流、归化、永安三县学子集此求学达30余人。
2、永安下渡《魏氏族谱》载：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流玮埔的魏氏成郎公常到永安做粮食生意，住在摆尾（即桥尾）观音阁附近客栈，发现下渡山青水秀、凌霄塔高耸，风光旖旎，便乘渡船到实地考察，认为确是个好地方。不久，成郎公返乡与家人商议，决定举家迁到下渡定居，初时租用刘姓的旧宅，仅10余年时间家境便十分富俗，陆续又有从嵩口、玮埔迁到下渡定居的同宗。清雍正4年（1726年）因成郎公在下渡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声望很高，被惠授“乡饮正宾”，当时的县令何公赠“燕贻应远”匾额。此后魏氏后裔在下渡、大溪一带繁衍生息，俗称“魏家村”，仍以贩米、撑船、农耕为业。
3、摆尾（桥尾）位于九龙溪与巴溪交汇处，为宁化、清流县客商水陆进入永安县城的门户。从上游（包括文川溪宁洋水路）来的木排、船只均在河口停泊，是驶往延平、福州的重要停靠站，其中有的粮商仅在永安销售大米，故而也在桥尾卸货，显得热闹繁忙。桥尾又是从福州运来的福盐、海产干货、百货布匹的中转站，从这里卸货后再运往各地。九龙十八滩通航以前，还须船运到安砂再由人力挑运进入清流县境内。弹丸之地的桥尾，清末民初又吸引闽西客家人（主要为连城、长汀、武平、永定和上杭籍）到这里谋生，他们主要经营小本生意，如开食杂、小吃店、做豆腐等，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从事装卸、搬运工等体力活。因此，桥尾历来是客家货物的集散地，这里客栈、店铺林立，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埠。
四
九龙溪上游由西溪（源自宁化禾口）和东溪（源自建宁均口）在宁化县城郊汇合而成，流经宁化县、清流县和永安县三县境内。全长202公里，流域面积4420平方公里，出永安贡川为沙溪，入南平与富屯溪、建溪汇合为闽江，为闽江三大水系之一。九龙溪流域的客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不少文学作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一，惊心动魄的九龙十八滩，明清以来成为文人创作的资源。明人苏之琨撰文称：“淡水之险，首蜀次闽；闽水之险，九龙十八滩焉。”九龙分别跨越清流县和永安县境内，上六龙为雾龙、马龙、三龙、大长龙、五伯龙、六龙，位于清流县境；香龙、小长龙、安龙为下三龙，在永安境内。明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赖世隆的《九龙行》，全诗46行、322字，对1-9龙均有精彩的描述，“三龙乍过四龙迎，鲸波拂面舟人惊。欲寻小径避险阻，倚天峭壁难飞腾。”“九龙出峡且安行，维舟岸下如更生。相对斜阳须畅饮，梦魂半夜犹须惊。”仅据旧版《清流县志》、《永安县志》等记载，以九龙十八滩为题材的诗文有王延伦的九龙《四十韵》、王若的《九龙急无极》、陈治滋的《九龙滩记》、清代宁化李世熊的《舟上九龙》等诗作18篇（首）。陈治滋在《九龙滩记》中描写道：“自入龙脑之后，两岸皆崇山峻岭，白昼沉冥，阴风惨栗，丛篁灌莽，鬼哭猿号，身际其中不觉悄然以悲……离六龙数里许，为罗峰溪。水石清奇，岩壑之幽邃，位置闲雅，点缀玲珑，若鬼斧神工，不可名状，又不禁心旷神怡。”
其二，九龙溪岸边的栟榈山、桃源洞，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南宋时任左正言的栟榈村人邓肃与出任右相的邵武人李纲为“莫逆之交”，两人因力主抗金而被罢官归里。李纲数次应邓肃之邀游览栟榈山，并写下《咏桃源》诗：栟榈百里远沙溪，水石称为小武夷。列岫笼烟红削玉，澄潭浸月碧生漪。猿猱饮水联修臂，缪木连云拥老枝。天下幽奇多僻壤，真疑造化恶人知。明嘉靖年间为纪念邓肃建“栟榈书院”。西侧修竹湾为明天启丙寅年由邑人姚公开辟。明万历举人陈源湛从广西通判辞官归里后，出资开辟桃源洞“一线天”，写下《桃源洞》七律一首：介破巉岩一涧流，探奇乘涨弄扁舟。悬崖高削千寻玉，出壑寒生六月秋。点岫烟云闲去住，忘机鸥鸟自沉浮。武陵人远桃空在，临眺踌躇意未休。明崇祯年间旅行家徐霞客在攀登“一线天”后记叙道：“余所见‘一线天’数处，武夷、黄山、浮盖、未曾见若此之大而逼，远而整者。”宋代陈偁的《栟榈山》、陈渊的《栟榈寺》、明代杨鋐的《修竹湾》到李世熊的《修竹湾》、《栟榈寺访旧碑》等均为脍炙人口的诗作。由栟榈潭而下入贡川，即 “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前后登进士达10人之多、建于明代的陈氏大宗祠。
其三，在长期生产活动中，树厂、雇工、艄排工和船工以客家人特有的山歌、号子表达劳动的心声。既表现出乐观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团结协作的重要，又不回避劳动的艰辛与途中危险。《船民谣》唱道：九龙十八滩 /一滩高一丈 / 回头看 / 清流宁化在天上。九龙十八滩/滩滩鬼门关 / 礁多风浪险 / 死生一瞬间。伐木工在拖运长尾材时，《拖树歌》（老虎号）是这样唱的：“领：啊着 / 齐：嘿也 / 领：哦 / 齐：喏嗬喂，哟嗬啊，啊咳，嘿咦 / 领：优，同心来啊 / 齐：嗬喂，哟嗬喂，也嗬，嘿咦！领：哦，用力的啊 / 齐：嗬喂，哟嗬啊，啊咳嘿咦！”又如放排工的《鲁水号》：“领：啊嗬来，动手呀/合：哈也/领：用力呀，一篙啦/合：哈也哪/领：啊嗬，要转篙啦/合：哈也/领：同呀心呀做啦/合：哈也/领：啊嗬，同兄弟呀/合：哈也/领：同呀力呀来呀/合：哈哪！”（13）此外，劳动人民在做笋的一系列工序中用歌谣，将劈山，砍柴烧炭，采笋，修笋，煮笋，榨笋，焙笋，拣笋，装笋，卖笋等一一娓娓唱来，如永安的《榨笋歌》是这样唱的：“午更矮鸟叫起眠，下池开榨赴早晨。抬起榨梁来拾笋，群下池中闹纷纷。池中闽笋抬入榨，搬笋郎子闹嘈嘈。大堆闽笋都搬完，叫你笋月抬榨梁。扛起榨梁乘码仔，下来绞榨也周全。”（14）通过描绘劳动的情景，激发情绪和活力，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为民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四，燕水溪畔的桥尾、龟山和下渡，明清以后人文历史深厚。“燕水溪，治北水尾，二水分流，中间一冈，有似燕尾，故名。”（15）明万历年间依山桥尾西侧建有“临江阁”和“半山亭”，阁内有楹联曰：临江阁，阁临江，临江阁下鱼游阁；半山亭，亭半山，半山亭中鸟穿亭。东临巴溪旁，明隆庆年间建有“观音阁”，香火鼎盛，门外直通“翔燕桥”进入县城街巷。“燕水交流”为永安县十景之一，明人林孜有诗云：不穿帘幔不将雏，只影飞飞落铿湖。化作清江载佳景，从今不羡辋川图。桥尾下方右侧的龟山，明代建有龟山庙，临后溪水滨设有“流觞曲水”石板，内刻有形同“亚”字的凹槽，每年三月上旬巳时文人墨客于水滨相聚欢饮，以拔除不祥。仿晋代王羲之“又有清流游湍，以带左右，引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下渡的桥尾左下方，有浮桥与城郭相通。“砥石”山下的放生潭，深不可测，旁依云半庵，山顶“凌霄塔”耸立，为明景泰年间开县所建。
“抗日战争时期，被强迫解散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力量，由上海转移到内地，以桂林为核心的大西南，形成了坚实的全国文艺中心，而其影响扩散到东南一隅是极其深远的，促使永安这座位于闽西北山区的小山城，成为抗战文学在东南的一堡垒。永安，在她身上镌刻下民族革命的文学丰碑。”（16）当时在永安由鲁迅的学生董秋芳主编的《民主报》文艺副刊《新语》发表大量文艺作品，其时刘金、郭风、赵家欣等是热心的撰稿者。当时永安文坛之盛还在于先后有许钦文、邵荃麟、董秋芳、葛琴、王西彦、黎烈文、聂钳弩、楼适夷、章靳以等许多文化名人相继到永安从事文艺刊物的编辑和创作。出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卢前教授住在吉山，他以燕溪、下渡的背景作歌词《永安秋夜》：“燕溪水/缓缓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钩/钩起心头多少愁 / 潮声又潮落 / 下渡照孤舟 / 吹南管，长夜何漫漫/有人正倚栏。 明月好，好月供谁看 / 一笑回头问吉山 / 山中流水几时还 / 山不语，水向东流去/写出愁人句/今宵没个安排处。充分表达了作者在国难当头，政局混乱，百感交集，愁绪万端的心情。那时正就读于福建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郭风，在《旅踪》中回忆说：“木船从燕溪顺流而下时，两岸有看不尽的山岭、悬崖、山间的大小瀑布，暗绿的，一座座的塔似的杉木林以及其它杂木林、散落的村舍……船过燕溪畔的一座村镇贡川。只见一座古老的城墙，作孤形雄踞于岸，背后为层峦和树林。”这就是九龙溪沿岸的风貌，也是客家古镇贡川的身影。数百年来流域的客家人在这里生息繁衍，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推动客家经济的发展，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1）（5）福建省地方志丛书，（明）陈桂芳编纂：《清流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91年，第71页，第105页，第14页。
（2）福建地方志丛书，民国林善庆主修：《清流县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福州，1989年，第76页。
（3）宁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92年，第208页。
（4）福建省地方志丛书，（清）李世熊修纂：《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9年，第25页。
（6）政协三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闽师之源》，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69页。
（7）政协永安市委员会：《永安文史资料》（第8期）1989年，第157页。
（8）（10）清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清流县志》中华书局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314页，第691页。
（9）丘叔政：“论中国客家民系的形成”，《漳州家客》（第4期），2001年，第21页。
（11）（15）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清雍正版《永安县志》，1989年，第88页，第68页。
（12）政协清流县委员会：《清流文史资料》（第4期）1989年，第74页。
（13）清流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清流分卷》，1991年第16页，第19页。
（14）永安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永安市分卷》，1991年，第19页。
（16）政协永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永安文史资料》，第2期1985年，第7页。
本文作者，裴耀松，三明市客家文化与华侨研究会理事、研究员，永安市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学高级教师，省作协会员。（地址：永安市燕江南路44号，电话：0598-3671099 传真：0598-88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