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体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主要动力。工业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能否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能否持续增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温州、苏州把握先机，从发展农村工业起步，较早依靠市场经济走上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推动区域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率先产值超千亿、产业竞争力较强、地区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少数几个地区，形成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工业化典型范式。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工业化启动、演进和升级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国中地区工业化成长模式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之间的互动规律。
一、发动主体比较
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主体主要以私人为主导，属市场主导型工业化。苏州市工业化是在社区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和发展，属于以社区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前，泉州、温州两市国家投资少，国有工业十分薄弱，乡村工业几乎空白，政府对发动工业化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间闲散资金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表现为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家庭工业的出现。泉州、温州两市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乡村都同时把集体的耕牛、仓库、山地及少数集体积累，或承包给个人或分散到各户，引致农村家庭工业和私营企业发展。但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温州由于不同的区位和人文环境也走上不同的道路。泉州市拥有700多万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900多万泉州籍台湾同胞，又临近港澳，一些泉州籍港澳同胞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华侨先后回乡投资，创办三资企业，走上一条家庭工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共同推进工业化的道路；温州市则主要通过私营企业自身发展推动工业化。到2001年底，泉州、温州两市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超过90%，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而苏州市改革开放初期便拥有相当雄厚的城市国有工业和一定基础的乡村工业与集体资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没有分散集体资产，乡村工业便自然充当农村工业化的马前卒，社区政府是大多数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经营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 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
苏州集体经济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1985年，全市乡村集体企业工业产值比1978年增长8.47倍，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从43%上升到83.4%，在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14%提高到46.2%。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前半期，苏州市实行“三外”战略，中外合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迅速发展，以及乡镇工业大规模产权改革前，1995年苏州市工业产值中国有、集体（镇村工业）仍占有79.7%，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正是由于发动工业化的主体不同，泉州、温州两市城乡工业化必须依靠乡村企业自身力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逐步壮大，特别是80年代初期民营企业的国内政治环境并不太好，泉州、温州乡村工业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下成长，益发艰难，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其工业化模式的典型意义在于泉州、温州走出一条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依靠民间力量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工业化道路。苏州乡村工业是以社区共有为特征，以基层政权为后盾，因而能运用行政权威调动、配置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形成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力布局 ，而且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又有利于苏州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苏州工业化进程十分迅速，并促进产业结构顺利转换。泉州、温州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转换相对滞后。
二、资本形成比较
泉州市工业化是内外资本共同推动以外资为主体的外源性工业化模式，苏州市工业化是内外资共同推动，由内资为主转为外资为主的外源性工业化模式。温州市工业化是以内资为主，外资为辅的内源性工业化模式。
泉州市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启动资本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商和农业生产平时积累所得；二是侨资侨汇；三是海外华侨捐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仅石狮镇区华侨捐赠总额达1000万人民币，从1985年到1995年，全市华侨捐赠达35亿元人民币，成为工业化资金的辅助渠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泉州市乡镇工业依靠自身积累不断壮大，同时海外对祖国大陆政策渐渐明了，泉州市大力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多形式招商引资。
苏州市发动工业化初期资本主要是乡村集体积累资产，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三外”发展战略，乡镇工业大多嫁接外资，同时三资企业迅速发展。1999年，苏州市三次产业资本投资中公有资本占有49.8%（其中投入二产占二产总资本33.3%），外商资本占40.6%（其中投入二产占二产总资本58.7%） 。2001年末，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30 .22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33.43亿美元，外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达50.49%，对全市财政收入贡献达43.6%（其中外资企业为38.6%），对财政收入增加值的贡献达54%。温州市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具有鲜明的内源性 。
温州市工业化从起步到近年的发展中，引进的外资很少，即使在1992年以后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引进外资的背景下，温州市的外资依存度仍然很低，1997年为2.79%，1998年为1.5%，2001年也仅达到3.54%，同年三资企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5.3%，而2001年泉州、苏州两市外资依存度分别为30.02%和44.45%，分别比温州市高出26.48和40.91个百分点。因此，温州市工业化进程中启动资本基本上是立足于区内、国内获得的，而且区内、国内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而不是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因为正式金融渠道对于小规模私营企业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到2001年，温州市仅有1家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是温州工业化的主力军，但温州民营企业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而截止到2001年末,泉州市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买壳上市等方式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资达13亿多元，在香港上市共筹资近17亿港元。而苏州市1999年就有8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285亿元，2001年苏州市上市公司在国内市场募集资金达9.6亿元。
三、发展战略比较
从宏观发展战略看，泉州、温州两市都采取市场主导型倾斜突进战略，苏州市则采取政府主导型倾斜突进战略。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和地区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道路可归纳为两种模式：一是平衡渐进模式，即产业结构由一次产业为主导向二次、三次产业为主导，由低向高逐渐推进。二是倾斜突进模式，即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按照某种标准选定几个主导产业，重点倾斜发展，短期内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二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处于重工业化阶级，并很快向高技术工业化阶段逼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级状态。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从农业开始按部就班，不仅发展过程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十分漫长，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断拉大。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采取各种手段重点发展工业的战略，在产业产值结构上表现出工业份额显著高于一般国家，从而与西方学者钱纳里、库兹涅茨等提出的产业结构标准值出现较大的偏差。
在工业化战略上，泉州、温州、苏州都采取倾斜突进型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与国际上几种标准模型比较，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上二产结构比例较高，一产结构比例偏低。从1978年到2001年，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比重分别从38.59%、42.18%和28.11%下降到7.3%、6.2%和5.2%，年均分别下降1.34、1.56和0.99个百分点。据有关数据表明，日本农业比重从42.7%下降到6%，用了76年时间，年均下降0.48个百分点；德国从44.8%降至5%，用了约100年时间，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美国从上世纪的17.9%降至2%，用了85年时间，年均下降0.19个百分点；韩国因战后30年中农业产值下降了3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而被国际上称为“压缩型”工业化道路 。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可称之为“超压缩型”工业化道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持续提高，但农业产值迅速下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忽视了农业。三市作为大国中的一个地区，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加快发展而不是农业安全。为了迅速发展地区经济，三市都自然而然地考虑将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转移给国内其它农业省区，自己则利用市场机制优势大力发展比较利益较高的工业，并通过地区贸易用自身工业生产剩余换取其它地区农业生产剩余，因而三市的工业化战略又可概括为跨越农业直奔工业的倾斜突进工业化模式 。
从微观发展战略上，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存在差异。在工业化初期和中上期，经济增长一般比较粗放，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长才逐步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量化标准，工业化初期阶段结束的标准是农业劳动份额不超过55%。人均GDP不低于1000美元；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份额低于30%，产值比重低于15%，人均GDP高于2000美元 。而泉州、温州市在1995年才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现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苏州市1993年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而且仅经过短短3年在1996年就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现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体现在工业发展战略上，上世纪80年代三市都实行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兴地富民为目标，以高投入为手段，通过尽可能扩大生产能力加快工业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乡镇工业适应短缺经济需求，把新增生产要素主要用于扩建、新建厂房，添置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总量，用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型发展战略。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苏州市在外资带动下率先进入工业化中期，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走上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集约型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乡镇工业适应过剩经济下激烈市场竞争需要，工业投入由投资者自主转为有限制报批，招商引资由引资方单向引资转为引资方和投资方双向选择，引导新增生产要素重点围绕提升产业竞争力、技术竞争力、机制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投入，从而提高了乡镇工业的持续竞争能力。 而泉州、温州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比苏州迟3-5年，而且工业化中期阶段停留时间比苏州长，工业化战略由粗放向集约转型比较迟缓，从而国民经济运行效益比苏州差。
四、市场结构比较
泉州、苏州两市对国际市场有较高的依存度，而温州市对国内市场依存度比较高。
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市工业化最初启动资本很大程度上依靠侨资侨汇，工业化的具体形式也是从“三来一补”起步，随后通过招商引资嫁接乡镇企业和创办三资企业，外资一直是泉州市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时同时，国际市场成为泉州市商品销售的重要场所，国际贸易成为拉动泉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1年，泉州全市社会出口交货总值达383.95亿元，出口依存度达34.13%。由于通关环境以及本地外贸公司资金实力不足，2001年泉州市自营出口仅12.61亿美元，自营出口依存度仅9.27%。据泉州市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泉州市出口企业另择口岸出口及外地外贸公司来泉州收购出口货源约占泉州出口总额的76% 。苏州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施“三外”战略，90年代外经工作连连上台阶。1990年苏州市进出口依存度仅7.69%（其中出口依存度为6.35%）,国内市场是苏州市商品主要渠道。1995年进出口依存度达到42.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1.4%），2001年进出口依存度达到111.16%（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57.9%），说明80年代苏州市工业化市场拉动主要来自国内市场，进入90年代后才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推动工业化。
温州市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流动的国际性以及对国内市场的依存度十分明显。1995年，温州市外贸依存度为9.2%，1999年为12.4%，2000年以后迅速增长，达到20.2%（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9%）2001年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7.8%），温州市2001年出口依存度仍然低于泉州、苏州16.33和40.1个百分点，说明温州市工业品市场主要在国内而不是海外，国内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是温州市20多年来工业化的主要拉动力，但1999年以后温州市外贸依存度年均以5-6个百分点上升，国际市场的拉动正逐步成为推动温州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技术选择比较
泉州、温州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展方向，而且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继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苏州市工业化初期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和外资的不断转入，苏州市产业技术不断升级，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成为主导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泉州、温州工业化都是由民间资本投资驱动，泉州市依靠三闲（闲钱、闲房、闲人）起步，温州市依靠群众经商所得和家庭平时积累，都属于资金规模小又分散，而且两市工业化初期的投资主体文化水平都不高，投资产业技术选择自然首选市场需求大，技术要求低、资金规模小且回收获利快，又适合家庭工业、联户经营等小规模私营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温州市拥有手工业传统，以及以轻型加工业为主导的香港、澳门拥有大量泉州籍同胞的言传身教，进一步强化了两市把劳动密集型轻加工业作为工业化最初产业技术选择。2001年，泉州市纺织鞋服、建材陶瓷、食品饮料、工艺制品、机械制造五大传统产业仍占工业总产值68%，石油化工和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迅速增长，正逐步成为泉州市支柱产业。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低压电器、普通机械、制革、化学、服装等五大传统主导产业仍占有73%。
苏州市工业化是在政府直接推动下进行的，社区政府能够组织有效资源集中投入一些重点行业，而且工业化的起点是与城市国有企业作配套和协作，因而工业化产业技术选择一开始便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和相对资金密集的织纺、机械、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随着外资不断加入，苏州市及时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新培育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与精密机械、新型家电、精细化工和石油化工、新型材料与基础原材料、轻型汽车与汽车配件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快速增长，1998年至2000年递增达39.7%,改变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格局，成为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2001年全市新兴六大支柱产业产值已占工业销售总收入40.3% ，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泉州市外商投资占的比例也比较高，产业技术没能与苏州一样升级，除了周边环境缺乏适应技术密集产业需要的机构和人才环境外，外资来源主要是东南亚中小华侨特别是泉州籍华侨，资金规模小又分散是个重要原因。从各国工业化过程看，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递进，产业升级依次为纺织、钢铁、化工、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造船、石油化工、汽车和机器制造、收音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这个序列越往后越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
从泉州、温州、苏州三市产业技术看，泉州、温州仍然处于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辅的阶段，而苏州市已经进入到技术密集型为主、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为辅的阶段。
六、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工业化结构现状以及工业化启动条件、发展路径和各自特色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23年中，三市在工业化模式上有各自的特殊性：
1.工业化进程主要由民间和政府两股力量来推动。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都是在民间力量推动下进行的。泉州市在工业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吸引、动员和利用海内外资源和市场，温州市在工业化过程中则主要吸收、动员和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两市都从发展传统产业起步并且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一定程度上忽视农业而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以工业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地区国民经济迅速增长，走出一条民间力量为主，政府力量为辅，立足传统制造业发展并不断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化路子。苏州市工业化是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下进行下。在工业化进程中，苏州市及时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推进工业化的要素及时由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转向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及时推动产业技术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走出一条政府和民间合力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工业化路子。
2.工业化不同时期政府和民间力量以及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影响着不同的工业化绩效。从泉州、温州、苏州工业化道路比较可以说明：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发动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相对较差，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相对较弱，政府推动型工业化有利于组织和集中资源，具有较好的发展绩效，体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苏州市工业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泉州、温州两市。政府推动型工业化和民间推动型工业化最大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政府的外生变量或市场主体的内生变量。由于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外生的，是靠政府、社区组织推动的，政府决策是最大的外生变量，政府“失灵”或稍有懈怠，其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工业化初期，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提高工业化绩效是十分重要的。市场与民间力量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增长的力量是内生的，是发自市场主体的追逐利润的冲动，政府的暂时“失灵”、稍有懈怠以及阶段性决策失误并不会完全抑制民间市场主体的投资冲动，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比政府主导型工业化微弱许多 。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市场主体力量有很大的发展，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工业化的推动便要由组织资源转向为市场主体创造产业发展环境上，努力使投资者具有较高的投资效率和效益，使投资者能以最小风险获得最大回报,体现在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三市大力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以及90年代中后期苏州市大力推进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因此，从发展趋势看，政府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不断增强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的能力上。
在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方面，按照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外向化的一般规律来推断，大国中的一个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既可以从区际化一边开始，也可以从国际化一边开始。泉州市由于拥有1600多万泉州籍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和泉州籍台胞，具有较为丰富的海外资源和较为宽阔的海外市场，工业化启动及发展进程能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从区际化和国际化两个方向同时启动工业化，一开始便具有较强的外源性。温州、苏州两市不具备泉州的海外资源和市场优势，工业化启动以及进程由于周边及自身资源环境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两市都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市场，将其资本形成市场分布与国内其他区域联系在一起，从国内分工中获取比较利益，工业化的内源性比较明显。但苏州市能及时抓住时机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逐步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工业化的外源性不断增强。温州市在工业化进程中既没有泉州的海外资源优势又没有苏州的周边环境优势，工业化主体通过在国内市场发展而强身壮体后，利用国际资源和冲击国际市场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从1998年开始外贸依存度由10.75%提升到2001年的24.12%，3年间增长13.37个百分点，市场结构正在由国内市场为主转向区际、国际市场并重，工业化的外源性逐步提高，走出一条起步于区际化、拓展于国际化的地区开放之路 。
3.工业化初期不管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会逐步走向发展绩效更高的路子。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实践证明：工业化早期不管在启动条件、发展路径、发动主体、资本形成、市场结构等方面存在多大的差异，其最终的趋向都会逐步形成经济主要依靠市场主体自主增长，政府主要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动力来自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不断融合。工业化的差异主要在依靠自身和自然、人文区位、资源环境对产业技术的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