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历史过程
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从18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开始的，至今已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国从整体上推进工业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经过5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反映工业化演进阶段的人均GDP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四项基本指标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我国人均GDP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为1090美元，刚刚迈过1000美元这个门槛。综合进行国际比较，我国人均GDP所对应的阶段，是刚完成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完成工业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看，我国要达到经济理论界公认的标准，更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在50%以上属于工业化初期阶段，30%—50%属于工业化中期阶段，30%以下属于工业化后期阶段，15%以下就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美国农业就业份额从1880年的51.9%，下降到1960年的9.5%，用了80年。德国农业就业份额从1882年的48.4%，下降到1966年的10.2%，用了84年。法国农业就业份额从1856年的51.7%，下降到1975年的10%，用了119年。加拿大农业就业份额从1871年52.9%，下降到1965年的9.5%，用了94年。我国在1961—2002年41年间，农业就业份额从77%下降到50%。由于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过多，主要是农民多，应当说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但农业就业份额要下降到30%乃至15%以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推进城市化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我国人口众多，城镇化水平低，又滞后于工业化。194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0.6%，到2003年上升为40%，应当说这个速度也是不慢的，而同期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由58.5%下降到14.5%。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是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结果。我国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时，就出现了西方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时遇到的现象，消费品多数供大于求，主要是大量农民和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城镇化水平太低的缘故。但要改变这种历史形成的格局绝非一日之功。
实现工业化不仅仅是工业占GDP的比例要达到一定水平，而且工业的就业份额也要达到一定水平，更重要的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城镇化也不仅仅是搞城市建设和扩大城市规模，最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大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城市带动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核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进。同时又要看到，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将是一个长期任务。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本世纪中叶我们也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既要抓住机遇，创造条件，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健康发展，不能超越阶段，操之过急，毕其功于一役。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尤其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要同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农产品供给能力相适应，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相适应。
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的实质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土地问题。随着工业比重不断上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占用一部分土地。西方发达国家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人口又比较少，人地矛盾不突出，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引发的矛盾相对少一些。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主要是农民多，人地矛盾相当突出。因此，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实质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粮食安全、转移农民就业的问题，是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城市如何带动农村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因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要占用土地，加强农业、保证粮食安全又必须保护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再加上比较效益差距过大，往往会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转移农民首先涉及到对他们的土地如何处置的问题，不能让他们失地又失业，变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员。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本身也必须着眼于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环境，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一些发达国家不得不把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土地供给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在如何看待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一些同志一提工业化，就只注意发展工业，忽视农业；一提城市化，就是建大广场、宽马路，忽视农村发展；还有一些地方实际上是靠经营农民的廉价土地来建设城市的。这些认识和做法，短期看、局部看，似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效果很明显，但从长远看、全局看，是难以为继的。
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土地特别是耕地，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只有切实有效地保护土地资源，才能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同时又能保证工业化、城镇化所必需的土地供给，使工业化、城镇化也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打牢农业基础。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粮食安全不可忽视。尽管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会逐步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国、日本、欧盟农业的比重已经很低，仍然十分重视支持和保护农业。像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越是工业化、城镇化，越要打牢农业基础。否则，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就很有可能出现波折，甚至中断，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不能再走大量消耗土地等农业资源、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牺牲农村保城市的老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是安天下的产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当进口调剂余缺”的方针。根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人口2010年接近14亿时，粮食总需求量为5.5亿吨；2030年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粮食总需求量为6.4亿吨左右。而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为5亿吨左右，可见未来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必须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保证粮食安全，最根本的是要保护好耕地，最要紧的是保护好基本农田。我国现有近16亿亩基本农田，是将来解决16亿人口吃饭问题的基本保障，不能再减少了。因此，基本农田一经划定，就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能随意调整和占用。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农民工问题。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行城市带动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工是适应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农民进城务工、流动就业是中国农民城镇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是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城市需要、保持我国产品竞争优势以及城市文明辐射农村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战略上看待农民工现象。去年离乡进城务工农民是9900万人，再加上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已经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大约是1.7亿—1.8亿人。这么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可以说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特有的现象。农民进城打工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渠道。但农民工转成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城市居民，还有一个不断适应、不断筛选的过程。对农民整体转移而言，这个过程会很长。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给进城农民工留条退路，不要急于收回他们的承包地。这样，农民工进退有路，有活干就在城里打工，工作稳定了可以全家进城，失去工作了回家有饭吃，既可以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又可以减少社会稳定的风险。
第三，必须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我国是一个人均土地资源相当紧缺的国家。北美国家户均土地200公顷，欧盟50公顷，亚洲1公顷，而我国户均只有半公顷。土地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很明显，保证十几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土地。所以，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计、为子孙后代计，我国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除此别无选择。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都必须走节约用地的路子，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该占的要精打细算，不该占的要惜土如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工业化、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现在大量浪费土地的状况令人十分担忧。1996—2003年，短短的7年时间，全国净减少耕地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300多万亩。当然其中有调整结构和生态建设的合理因素，但也必须看到盲目圈占土地造成了大量耕地流失。一些地方盲目兴建开发区，乱批滥占耕地的现象十分严重。去年下半年以来进行的清理开发区工作表明，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6015个，规划面积达到3.5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省，圈占的耕地中有40%多闲置。为此，中央部署进行土地市场整顿，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遏制了盲目滥占耕地的势头，促进了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如果不治理整顿，不控制盲目占地，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直接削弱粮食生产能力，给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也将影响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顺利进行。
三、现阶段在土地问题上要把握好两件事
土地对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社会保障；对国家来说，既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慎重对待。在土地问题上，现在有两个问题要处理好：
一是要处理好土地流转问题。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方向。我国土地经营规模确实小，于是有的同志认为要加快流转、集中，以形成规模效益。从一般规律来看有道理，但还必须看到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土地流转速度，土地经营规模，必须与农村劳动力及农业人口转移相适应，否则就要出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土地流转速度不可能太快、土地经营规模不可能太大，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我国城镇化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8%增长到2003年的40%，这个增长速度应当说是很快的。但是，这20多年我们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将人口的增量部分转移到城里去了，存量并没有减少。当年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大约还是8亿人。如果按户籍计算大约是9亿人，而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城市里真正稳定下来还需要一个过程。今后城镇化率会不断提高，但人口也将继续增加。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城镇化率达到55%以上，但届时全国人口将达到14.5亿人左右，估计农村仍会有6.5亿人，而耕地还会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因此，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必须讲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转移出去。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二是要处理好土地征用问题。搞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占一些土地，但要占得合理、集约。这几年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一些地方征地规模过大，土地利用中浪费严重。如各种开发区过多过滥，盲目圈占耕地；不少企业拿不多的钱，办不大的厂，占很大一块地；一些城市建设盲目扩大规模，圈占很多好地。一方面，在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利益，不给被征地农民以及时合理的补偿，引发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处理好土地征用问题，就要严格控制征地占地的规模和速度，大力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同时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要从制度安排着手，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的手段，建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体制机制，遏制盲目滥占耕地的现象。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严格依法加强土地管理。要强化土地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维护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运用价格和税收杠杆调控用地，建立征地和土地转让最低价格制度，使土地价格能够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这是抑制乱征滥占耕地的有效办法。要把节约利用土地放在首位，杜绝在土地利用上大手大脚。研究制定企业用地标准，不允许多占土地，更不允许囤积土地。要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应当成为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的过程，应当有利于增加而不是损害农民利益，应当有利于缩小而不是扩大城乡差距。说到底，保护耕地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保护耕地的意识。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处理好土地问题，我国农业和整个经济社会就能够健康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能够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