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会会长:一个乡村经济精英
在小农经济活动为主的农村,成立一个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经济协会组织,首要的条件是要找到具有农村经济精英特质或者能人特质的人当会长,他既要有市场头脑,有科技意识,还要出于公心能为村民们谋实惠、谋长远利益,在各方面有成立一个协会的意识和自信。这是农民经济协会作为一个农民自组织的内在催发因子。胡寨村种植协会的会长王继伟就是这样的一个作为内在催发因子的人。
32岁的王继伟(下面简称王),虽然才初中毕业,但由于曾办过鞋厂、开过饭店、承包过工程,所以见多识广,干什么都颇有胆识和技巧。他常年定阅《中国农村经济报》、《河南科技报》等报刊,又会操作电脑,自己买了个电脑经常上网查一些能致富的科技信息。在多年的摸索过程中,王有市场意识,认为市场虽然瞬息万变,但还是有规律可寻的;王的高新科技意识也很强,认为农民在常规的种植业领域很难有增收空间,他把赢利的目标盯在了名优稀特的新品种上。
王还有强烈的为大家共谋利的意识,他把自己利益与其他村民利益捆绑在一起。之所以这样,一是受益于以往经历中形成的经验和志向。王的父亲是在村里当了一、二十年的老支书。王看到父亲平时工作为难的情况,心想:做一个村里的干部,最大的本事不是向村民要东西,而是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致富了,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在办鞋厂和承包工程时,都是与本村的村民们合作共事,在承包工程时每有工程款项拿不到手的情况出现时,他就自己都把村民们的钱支付了。这个共事的过程培养了村民们对他的信任感。他一直有个想法,想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共同致富,将村子建成象那样的南街村那样的村子。二是曾有过孤军奋战折戟市场的教训。2001年,他看好了一种天然的绿色蔬菜——搅瓜。从河南农科院买到种子,自己种了2亩。搅瓜的质量不错,但因为过于超前,走到市场的前面去了,郑州的市场上没有人要。上海的价位高,但是因为一共才有7000余斤,无论是客户自己来拉还是自己雇车运到上海,都是赔本的。那一年的瓜大都被白白地烂掉了。王痛心疾首地感到:没有规模化,就没有划得来的市场。如果能有2万斤搅瓜,一斤就能赚0.5元。干什么得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形成产业规模化,这是从教训中得来的真理。
王也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能承担责任的人,这对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很重要。2003年协会会员们种了一种南瓜,5月中下旬就开始成熟了,但到了6月中旬,由于闹非典,无论是山东的还是郑州的客商们都不过来,群众强烈要求出去找市场。如果瓜烂在地里,意味着协会要跨台。为了坚持下去,王得出去找市场。常务理事们一人出了50元钱,共300元。王戴着口罩,拿着床单(一是怕染上非典,一是没有钱,晚上住在城里的树下、草坪上)就出去了。先去郑州,市场上没人要;又去济南。在济南,就找好了客商。为了进行市场信息的比较,王又到了北京。王前后花了4、5天的时间考察,解决了南瓜销路问题。最后南瓜以每斤0.42元的价格卖给了济南的客商。如果没有王在关键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勇创市场,那么农民的损失可想而知。
二、对接市场:找信息、守诚信、规模化
找到有一定市场前景的可靠信息,是协会的首要任务。农民是赚得起、赔不起的人,是最讲实惠的人。协会运作的问题,关键是产品的销路问题。种植户的心态是,看种一个东西服务很到家,销售不成问题,比种传统的作物强,有见得着的利益,就会自觉地跟着走。该协会引进项目都经过了深入的市场考察。王说,引进的品种和项目在市场预测上有75%的准确率。引进一个新的种植品种,其原则是跟上市场,既不能超前,又不能落后。引进什么种籽,不只是因为那品种是新的、有高科技含量的,适合于本地种植、有质量和产量保证的;最主要的是它得有市场的保证。如何了解市场?首先是从新闻媒体上、报刊杂志上获得,现在有了电脑,可以从网上获得;但现在最可信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直接从市场中获得。在大的批发市场上走一走,向那些蔬菜批发大户们问一问,什么滞销,什么热销,这些信息很关键。跟大的客商随时联系,很重要,也很方便。现在该协会跟全国各大市场的老板们都有联系。从他们那儿所得到的信息是准确及时的,是跟上了市场的信息。至于超前的市场信息,如无公害蔬菜、有机蔬菜等虽是个方向,但得实际情况实际分析,就现在河南这个地方看,有点超前。至于落后的市场信息,如辣子。象今年的辣子种籽在河南的种植面积突破了3万斤。辣子的消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年的辣子价格肯定比去年要低落。所以,该协会认为,辣子品种已形成了地方市场,要立即放弃对辣子的种植。
诚信是协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品德。协会把农民们拧成一个整体,与客商们签订口头或文本协议、合同或订单,只有做到诚信,才能赢得与客商的长期合作机会。一个协会再懂信息、懂经营,与市场脱钩是最要不得的。该协会在2003年卖瓜时,客商们来到本地收瓜。在收瓜过程中,由于工作疏忽,很多群众过秤过程中只记毛价,没有扣除筐子的斤数,客商们两天后拉到市场上净损失了1000多斤。客商给王继伟打电话,说果然河南人不诚实,再也不与河南人打交道了。王继伟等协会常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很快寄给了客商500元的损失费,并向人家赔礼道歉。无论如何,形成协会,要持久发展,就不能搞短期行为,就不能失信于人搞一次性买卖。
统一性和规模性是协会的根本任务。该协会会员们基本上形成一致行动:统一购买种籽,统一规模性种植,统一进行技术管理指导,统一销售。群众们通过这样的行动组织起来形成了产业化市场,从而招来了客户。南瓜是2002年22亩,才有16家;到2003年达7—80亩,发展到40—50家;2004年,种南瓜的多达120亩,会员多到80多家。总之,市场信息变化快,能赚钱的项目不少,把看准的东西快速形成规模,这是协会的功能所在。
三、对接科研单位:寻找新品种、寻找技术支持、形成自己的品种试验和技术解决能力。
在种植业方面,搞常规农业很难使农民获得农产品市场上的平均利润。有利润的领域往往在一些名特优稀之类的非常规作物上。而农民则恰恰是在常规农业上技术很熟练,在非常规作物的技术把握上则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协会在对接市场的同时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或载体,就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在这方面,该协会有一定的有效探索。
首先,依托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寻找新的品种项目。2002年,王联系了村里敢于发展新项目的人16个。16个人每人出了50元的考察费,他带着3个人到河南省农科院寻找新品种。本来认为大教授、大专家们很不愿意接见他们这样的农民,结果发现由于科研与农户之间有明显的脱钩现象,专家教授们也在为一些新品种的试种推广伤脑筋,无论是信息研究所,还是油粮研究所、园艺研究所,那些专家、教授们都积极提供一些认为可行的新品种种植项目。在蔬菜园艺研究所,他们了解到种南瓜的项目。他们再通过去济南等蔬菜批发市场的调查,发现在河南此南瓜的种植面积不超过500亩,其市场潜力巨大,这种南瓜应是一种消费潜力很大的新兴蔬菜。通过省农科院蔬菜园艺所提供的信息,协会从台湾驻厦门办事处的大陆总代理那儿买来了南瓜种籽。当时16家种了22亩,效益不错,最高的一亩赚了3000元。从科研单位,协会获得买种籽的信息,如用台湾驻大陆办的种籽(种籽价是1颗0.45元,每亩需300元);或者种籽,如第二年种南瓜用河南农科院培育出来的种子(种子价是每亩156元钱,比第一年低了近一半的价钱)。协会还从科研单位引来了云豆、番茄等新品种的种籽。
其次,在新的品种种植、推广过程中,协会自己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请专家来指导。当时是河南省农科院给技术指导。育苗期间,凡是遇到较难的技术问题,打个电话专家就会下乡来指导。专家们大都没有架子,吃住在农民家里。协会主要是与省园艺研究所关系密切。专家来到农村,实地解决问题,使绝大部分农户都能得到益处,由于素质差、管理不好等原因没赚到钱的农户只是极个别的一、两家。
协会还努力形成自己的品种试种和技术解决的自主性力量。现在种什么都要先搞试验,看那从科研单位拿来的品种是否适应本地的水土,其产量是否有稳定性,其质量是否会变异。协会常委中有两个专管品种试种和技术服务的技术员。他们每每先做工作,说服个别人先把新品种试种少量的面积看实际情况怎么样。有了经验和教训再决定来年是否大面积地推广。如果比旧的品种强,比种麦子强,就可以种。种了一年,第二年就得采用新的品种来代替它。去年试了云豆可以,今年种云豆就比南瓜效益好,一亩地收6000—7000斤。现在在试种小番茄,想搞温室大棚。今年还想搞秋季种南瓜的试验。至于平时的统一技术管理,主要是两个负责技术的协会常委在育苗时开会说说,在苗生长期间到地里走走,看谁的苗是否有问题。技术员管不了的,就请教专家们。专家来指导期间,技术员们细心地跟他们学会一些技术要领,提高自己的水平。
四、协会常委产生方式——指定人选;管理运作方式——低成本、高透明
协会成立前两年,每每重大决定都是全体会员参加。后来人一多,规模大了,就需要建立一个常委领导班子。王继伟根据实际情况(包括人品、能力、特长等全方位权衡)指定了6个常委:2个跑业务,2个管技术,2个管财务(一会计,一出纳)。为什么是指定而不是选举,是因为只要出于公心,村里的人就这些人,谁在群众中有一定权威,谁在业务或技术上有专长且有责任心,谁热心于为大家的事操心,大致是不会错的。而群众的素质不都很高,一方面往往选人时是以熟人亲戚为主,而不大管有没有能力和公心干事,有私人感情在内;另一方面群众心思复杂,不愿意当面提意见,不愿意搞是非选择。大部分农民没有达到一种境界。再说,王继伟见多识广,在种植技术上、农业管理上有一定经验,曾为群众带来了实在的利益,群众信任他,这个协会的形成机制就是以王继伟为核心,扩展到他的朋友、亲戚、邻居,村里的一些经济能人,再逐步地涉及到其他村民,就这样慢慢地扩大的。指定的方式符合这样的实情。
从管理运作方式上看,协会做到了低成本、高透明。每每重大事情的决策,都要开会集体(或者常委集体,或者全体会员)进行商议,一事一议。比如几次出去考察,都是通过开会达成共识,或者全体会员或者常委们每人集资一定的花费。在客商来收产品时,协会提个几分钱(一般是一斤提留2分钱),以用于一些必不可少的花销,如差旅费、培训费、客商、专家的招待费等。协会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发会员卡之类的东西,也没有让会员交纳入会的会费。现在的协会常委谁也没发工资,只是负责服务和带动。协会的一些花销要公布,协会提留的价差也要公布。协会常委们出去考察市场和项目,每顿饭按规定只报2元钱。一切都是透明的,这样协会做到了取信于民。
如何将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使协会可持续发展?如何使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尽可能地降低,而其赢利则得到最大化?王继伟等协会的领导们一直在苦苦地探索着这些问题。他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曾考虑过这样的发展前景:一方面,为了使农民由于利益的约束而增加其统一性和责任性,减少其投机性,让农民以一定资金入股,以经济实体的方式(如企业)进行利益捆绑;另一方面,对接市场具有永远的挑战性,也许,种植业不只从品种上、反季节上、规模上考虑,也得重点地从质量安全(无公害、有机)考虑,从进行加工增加其附加值方面考虑。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在市场化经济对小农不利的状况下,如何以协会的方式,提高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内外部经营规模,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培养村社小农的自我保护、自我发展能力,这是一个急迫的问题。胡寨村农民种植协会作为农民的自组织,已相对成功地运作了4年,相信以上对它的分析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