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７６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这部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中，在谈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时，书中认为政府的本质决定了他不能够管理经济。打个比方说，亚当·斯密并不认为大象不如燕子飞得好。他倒是认为，政府是一头大象，因此，它根本就不能飞。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１７４３－１８２６）有句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话好像有点如中国古代的老庄的“无为而治”。其实这是不同的，管得少不等于不管，而且更重要的是该管的一定要管好。１８１７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政府的财政预算（包括各种税收的收入和开支）政策对经济活动起着重要作用。到了２０世纪，凯恩斯进一步主张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扩大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不过政府的这些政策都是受到各种制约，常常引起各方的争论。
以美国来说，两大政党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问题。共和党力主政府的参与要少，民主党则坚信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从整个美国历史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常常被限制在最小程度，而且即使要干预也经常是在其它措施未能奏效而采取的“最后一步棋”（如大萧条时罗斯福的“新政”）。在２０世纪初以前，除了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补助，以及在１９世纪末对建造铁路的公司给予金融支持外，政府在商业事务中的作用是很小的。
但是这并不表明，历届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完全采用“自由放任主义”。美国最有影响的对经济的监管机构之一是它的中央银行、即联邦储备系统，它承担着制定、实施和监督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制定货币政策、监管金融机构和保持支付系统的运行。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全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在各级政府中却没有工业部，每个月的工业生产的指数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全国工业生产的走势也是它监管的。
据不久前出版的美国《交流》季刊今年秋季号的一篇题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论文中说，美国经济主要是以自由企业和通过公开竞争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但是政府也有进行干预的传统，“其中包括限制垄断，保护消费者，向贫困者、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生计，以及保护环境。”这几项是政府必须做、应该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事。
最近１０多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亚当·斯密提出的“无形的手”，仍起着基本的作用；但是政府作为“有形的手”，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特别在宏观调控方面更是无可替代。只有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不过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必需严格限制。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由市场的有效运作。曾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大学教授费斯坦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带来惊人的资源浪费”，会导致成本上升而素质下降，还会有不少后遗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二十一世纪的角逐》中说，“看不见的手”有可能变成“扒手的手”。同样，“看得见的手”也可能变成“扒手的手”。
在政府的职能和活动中，干预导致资源浪费、留下后遗症，以及变成“扒手的手”，确实是两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国外不少国家的政府“丑闻”，大都与官员直接干预经济有关，政府干预经济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从日本和亚洲一些国家的高官丑闻来看，他们又往往与建筑（房地产）业和金融（投资）业有关。我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也是杜绝腐败的措施之一。
从根本上来说，要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一是要从“父母官”转变为“人民的公仆”；二是要从“指挥”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下决心把那些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工程停下来；努力克服“瞎指挥之风”，砍掉“扒手之手”，真正做到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