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金华是东南文化中心，文化事业相当发达，但大报只有两家，除《东南日报》外，还有浙江省政府的机关报《浙江日报》。离金华不远的上饶，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机关报《前线日报》。因为战事影响，发行地区缩小，报社收入减少，经费困难，《东南日报》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津贴，变成为国民党中央直辖的机关报，把民营报纸的外衣抛得一干二净。当时报纸每天出版对开一大张，第一版为专载及广告，第二版上半角为社论，下面大半版面为国内新闻，第三版为国际新闻和地方新闻，第四版为副刊。专载多是国内各报纸发表的论文；新闻都是采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讯；通讯、特稿少得可怜，和各地的报纸大同小异，内容不如严北溟主编的《浙江日报》、宦乡主编的《前线日报》精彩，可是凭着牌子老，销路仍占首位。
当时《东南日报》的组织很简单，设有编辑部及营业部。编辑部总编辑是朱苴英，下面设有评论、编审、采访三课及资料室。评论课长钱式微（谷风）、编审课长汪远涵、采访课长蔡极。评论课除课长外，只有我一个评论记者，编辑有王遂今、陈殷尧、柴绍武、陈向平等。
解放以前，国内各大报都每天刊登一篇社论，针对当时发生的国内重大事件分析批评，每篇约1000多字，简短扼要。《东南日报》也不例外，每天的社论是我和钱式微轮流写的。大多数每天晚上9时以后上班，匆促写成，写好了就交给总编辑审阅发排，第二天见报。钱式微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很轻松就写好了。我一向笨拙，要多思考，但也能及时完成。
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立党报社论委员会，由党内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担任委员，每周发稿3次，经中央通讯社转播，供给各级党报采用.这么一来,《东南日报》本身供稿的社论,每周只要4篇。同时，《东南日报》本身也设立社论委员会，有钱式微、陈向平、王遂今和我担任委员，实际上还是钱式微和我负责。每周只要各写两篇，工作比较轻松，能够有充分的时间看书看报，或者给其他报刊写稿。
但好景不长，日寇进攻金华*，《东南日报》决定分两路撤退：一路迁到江山，一路迁到丽水。我被派到丽水版，仍然写社论。这个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单干，每周要写4篇。不过时间不长，日寇又继续进攻，丽水告急，报纸被迫停刊，匆忙向福建撤退。当时报社决定迁移福建南平，我则先带家属到福建永安。
我在《东南日报》写社论，大约一年多，由于该报政治立场限制，不能毫无拘束的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能婉转地巧妙地进行团结抗战的宣传，今天回想起来，所写的东西很少能使人满意。
《东南日报》本来是浙江省的大报，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地方，到外省去创业，遇到的困难是不会少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需要一番筹备工作。在报纸没有复刊之前，我已先到永安。永安是当时福建战时省会，《中央日报》福建版聘我担任撰述委员兼社论委员会委员。干了几个月，《东南日报》复刊，社长胡健中派我担任《东南日报》驻永安特派员兼永安办事处主任。永安特派员即特派记者，负责采访省会党政军新闻。永安办事处则办理对外联络和经营广告、发行等业务。从那时起我才摆脱社论写作。
到1944年，我接到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的通知，大意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议，认为我是共产党嫌疑，应予开除党籍。我当时非常愤慨，便向报社提出辞职。
如果单纯从新闻事业这一方面来看，《东南日报》不失为我国历史较长，销路较多，影响较广的大报。解放后出版的《新闻年鉴》中，《东南日报》也和《新闻报》、《申报》等排列在一起。在抗战日报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篇幅减少了，内容也比较贫乏，但是《东南日报》还能够刊登一些坚持抗战的言论和报道，这对提高全省以至东南地区人民的抗战斗志，多少起些作用。特别是副刊办得很出色，有利于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笔垒”和“周末版”经常刊登进步作家许杰、靳以、王西彦、施蛰存、郭风、蒋文杰、陈友琴等人的文章，成为东南文艺界团结战斗的阵地。钱今昔编辑的“东南画刊”，也团结了东南的一些漫画家、木刻家，如杨可扬、萨一佛、章西厓、宋秉恒、朱鸣岗、赵肃芳等，用漫画木刻作武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推动东南地区漫画木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南日报》在抗战时期所以能够发挥一些进步作用，主要是依靠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当时隐蔽在报社的共产党人如陈向平、廖湖金等则起了带头作用，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进行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宣传，使《东南日报》办得尚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这里也顺便谈谈我对《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的看法。胡健中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他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担任过重庆和台湾的《中央日报》社长，他的政治面貌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他也和一些老知识分子一样，关心国家兴亡、民间疾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他也深表不满。特别是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矛盾激化之后，他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另外，单纯从报人这一方面来说，胡先生不愧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为了办好报纸，耗尽一生心血，他把《东南日报》当作第二生命。有一次他告诉我：蒋介石派他去担任英士大学校长，他舍不得离开报社，没有赴任。后来蒋介石派他去重庆担任《中央日报》社长，他仍以兼管《东南日报》为条件。他有一个长处，就是能容纳各方面的人才，对一些思想进步的人也能委以重任。像陈虞荪（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陈向平（解放后任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主任）、钱式微、蒋文杰（都曾任《新民晚报》编辑）、胡秋原（台湾和平统一祖国同盟主席）、赵浩生、陈石安（都是国际知名记者）都在该报工作过。他还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有一次，该报刊登一则反共的谣言，我对他说：“我们是办大报，不是小报，不应该刊登无事生非、捕风捉影的消息。”他也能听的进去。这些例子说明他这个人还是值得尊敬的地方。
对我个人来说，在《东南日报》的两年间，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在《东南日报》写社论，想要利用国民党的报纸替人民说些话，就要讲究方式方法。这对我写作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另外，参加报社工作以后，社会活动能力也得到了锻炼。记得日寇进攻金华时，《东南日报》又要从江山向福建搬迁，缺乏运输工具，无法撤退，胡先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起我曾在两浙盐务机关工作过，便打长途电话到丽水分社找我，叫我想办法。我马上打电话到金华盐务机关，接了40辆卡车把报社物资运到福建，终于解了围。后来担任驻永安特派员兼永安办事处主任，我也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了不少党政大员，包括后来在台湾担任要职的严家淦与谢东闵，这对于抗战后期我在福建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1944年，我创办了一份被公认为坚持抗战、争取进步的《联合周报》，也沾了《东南日报》不少光。创刊的时候，真是白手起家，一方面欠了福建省政府印刷所的印刷费，一方面有欠了《东南日报》的广告费，就这样把刊物办起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准备办刊物，当时看到美国的《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办得很出色，想模仿它们，创办《现代新闻》和《现代文摘》，但是国民党正在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对刊物登记限制很严，我去找胡先生帮忙，请他介绍到国民党的上海市社会局办理申请手续，他欣然答应，使我很快领到登记证。这两个刊物出版后，成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喉舌，特别是《现代新闻》变成中国民主同盟的宣传机关报，由章伯钧和我合编，这使胡先生大吃一惊。事后，别人告诉我，胡先生说我是骗子，使他上当。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提到那件事，只说被国民党中央批评了一下，仍没有怎样责怪我。
注：蔡力行（1919-1999）,广东澄海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永安《联合周报》社长、《东南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和《东南日报》驻永安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等职。
------------摘于何扬鸣主编、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编的《老报人忆〈东南日报〉》第66-70页
附：胡锐颖先生给永安之窗的信：
之一：
编辑先生:
我的外祖父蔡力行先生抗战时期在永安从事抗日救亡文化事业,创办<联合周报>,任东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我已经寻找他的资料多年,现将<坚持抗战争取进步的联合周报>和<在东南日报的日子里>两篇文章在附件发送给你,可否发表于永安之窗.
"联合周报"一文为前永安党史办张和陆先生所作,是最早评价<联合周报>的文章;而<东南日报>一文为先外祖父遗作,参加发表于<老报人忆东南日报>一书,此两文如可发表,可补抗战文化空白,非常感谢您!
敬祝
夏安!
深圳胡锐颖即日
之二：
郑成先生:
很感谢<在东南日报的日子里> 能够发表,由于年代久远,读者多不了解,请帮忙加上<东南日报>及其社长胡健中的注解,以飨读者.因我的疏忽而造成不便,敬请原谅!
谢谢! 深圳胡锐颖即日
《东南日报》
原名《杭州民国日报》，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党报。1928年春许绍棣任社长，胡健中主持编务,订户遍及东南各省。1934年6月16日起改组，称现名,胡健中、刘湘女任正副社长。1937年11月18日迁浙江金华出版，1941年5月18日至31日出江山版，1941年5月出丽水版，1942年5月21日金华沦陷后停刊。同年8月13日在福建出南平版，由朱苴英主持，陈果夫为董事长，钱谷风为总编辑。1944年12月7日丽水版休刊，8日改出云和版，1945年9月1日杭州版复刊。1945年10月16日云和版休刊后迁杭，并入杭州版。12月南平版停刊后1946年1月迁沪，同年6月16日出上海版。1949年1月27日，东南日报整套印刷器材及白报纸及资料100多吨随由上海开往基隆的太平轮于舟山群岛附近海域与建元轮碰撞沉没。1949年4月30日,《东南日报》上海版停刊,同年5月3日杭州版终刊。
胡健中（1902-1993）
著名报人，学名经明，笔名蘅子，祖籍安徽和县。1928年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后任社长,与《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同时享誉报坛，时人称“南北二胡，一时瑜亮”。1934年《杭州民国日报》改名为《东南日报》，抗战爆发后，率报社员工迁金华出版,后辗转至福建创办东南日报南平版及丽水版（后为云和版）。1943年调任重庆《中央日报》社长，仍摇领《东南日报》社务。抗战胜利后，辞去《中央日报》社长职务，专心经营《东南日报》上海版和杭州版。1949年去台,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台湾驻联合国代表顾问，并一度接任台北《中央日报》社长、董事长和中央电影公司、正中书局董事长、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和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