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通先生：
收到你热情洋溢的信，感慨万端。85年永安那次集会，转眼就二十年了。叶康参、谢怀丹、章振乾诸君都作古人了。永安宣传部朱副部长两次电话邀我赴永，我因年龄大、行动不便，已婉辞，其实心里是很想去的，很想看看永安的新貌，很想和老朋友见一面。但我毕竟八十六岁了，老伴也八十四了，两人合计一百七十岁，而且我患糖尿病、心脏病、肺气肿，平时在报社附近活动，都靠老伴推着轮椅，怎能远行千里。
我从1995年起，陆续在广州的《同舟共进》、《东方文化》等刊物，写过一些杂文，2001年，出了《人杰地灵话湖南》，从2002年起，试写《简明中国通史》，已出《中国上古史》、《秦汉随唐史》两卷，约60万字，以上三书，都是自费出版，王一帆、李品珍两兄都资助了部分费用。现在正在陆续写《宋元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争取在三年内写完。另有《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正在排印，估计年内可出；《呼唤英雄》已托朋友在北京买个书号，正式出版，大约还要一段时期。至于永安大狱，我并没有写什么回忆录，品珍兄说的，是指中国通史，他还为我写了序言。现在我马上就寄书给老兄，请多指正。
自从连宋登陆以来，两岸关系大有和解的趋势，令人高兴。尤其是台湾，最近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据说他是个一尘不染的新式政治家，但也因此“人缘不好”，媒体为他高兴又为他担心，我也如此。中国的事情太难办，原因是历史包袱太重。我到晚年深深后悔，在永安时，没有认真读书，也没有做过调查研究。那时农业改进处就在我对门，该处的主任秘书任自强是湖南同乡，比较熟识。如果那时我肯下点功夫，多跟他聊聊，再通过他的关系，到有关单位参观，也许可以对福建农业有所贡献，至少我自己可得到很大益处。倘若我那时不那么浮躁，也许我还可就福建写一本书，而不去惹那些是非，以致连累许多朋友。现在我所做的，不过是量力悔过而已。因此我想，大作对我最好不提，一则我这样的人，车载斗量，没有提的价值；再则拙著多是自费出版，难有定评。如果我侥幸能够活到九十岁，并写完《简明中国通史》，如果大家觉得我所写的还有可取之处，那时再来评论也不迟。
专此，敬祝
夏安
谌震
2005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