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我从上海浦东住处驱车前往徐汇区康平路拜访了作家刘金。这位原本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儿子，是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成为当代作家的。
他对我这名来自永安的客人很热情。因为1985年他曾经到过永安，参加过“抗战时期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当时我正主持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曾有过会面叙谈。此后20多年来常有通信联系，但未再见过面。今天久别重逢，便格外亲切。他便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永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永安呆了三年，我走向革命道路就是从永安迈开脚步的。”他中等偏瘦的身材，修长的面容饱含深情的微笑。我对他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呀！现在已经退休。”看得出他对我的拜见十分高兴。
他原名刘文铣，在永安报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有柳无垠、茅塞、刘青阳、张扬、梦旦等。浙江嵊县人，1922年生。1940年在清波中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开掘社”，参与创办油印刊物《学生阵地》。其间，阅读了《大众哲学》、《新经济学读本》、《社会科学二十讲》以及秘密流传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籍，思想倾向进步。1942年日冠发动浙赣战役后家乡沦陷，遂流落到福建省三元县，在“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文书，翌年随训练团迁往福建战时省会永安。
1943年开始，用柳无垠、梦旦等多个笔名在左翼作家董秋芳主编的《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表进步文章近200篇，是当时向《新语》投稿最多的进步青年之一。
1945年3月陪同周璧从永安出发，前往浙东寻找新四军。到达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后，即留下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此后一直在师和军一级的部队报纸当记者和编辑。解放战争中，亲历华东战场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重大战役。1950年，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身份，随所在部队入朝参战。
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1954年调往新文艺出版社工作，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江青、姚文元点名批判，诬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小爬虫”，因此受到百般批斗和折磨。据他的那位78岁的热情好客的上海籍夫人徐太太介绍，他在经受批斗中，因为他的作品早已深入人心，受到工人群众和机关干部的暗中保护。
打倒“四人帮”以后，刘金在1978年至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等职。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文联委员、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著作有诗集《笨拙的颂歌》、《前线的故事》，评论集《感情问题及其他》，散文杂文集《马上随笔》、《吹沙居杂文》、《吹沙居随笔》、《上海杂文家自选丛书--立此存照》，民间故事集《九斤姑娘》、《神仇》、《长乐宫惊梦》，专著《〈红日〉试析》，中篇小说《阿Q后传》等。1988年被评为编审职称，同年底离休。
1985年他参加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后，据我所知，有不少永安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他去信请教，他均热情回信赐教。
在我俩畅谈中，刘金同志主动请其夫人去寻觅他仅存为数极少的著作，要赠送给我。寻觅良久，终于找出了四册著作送我。他小心翼翼地在每本书的封二上签名盖章。但我发现，他在签名时，手会颤抖。我心里一沉，便问：“刘老，您有高血压病吗？”因为高血压患者易中风，轻微中风手就颤抖。徐太太接音说：“他的血压很好，只是近二三年来由于脑萎缩，导致手脚颤抖，反应迟钝、健忘等老年病。”当我问及与周璧是否常有联系时，他说：“常有通信，前天还接到周璧的来信。”他对周璧寄予极大的同情之心，在经济上亦对周璧有所资助。他说：“抗战中期，周璧就在家乡找过新四军，要求参加革命。但因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和证人，新四军不接纳，所以才到了永安去做文化方面的工作。在永安与我一起去浙东，他又不被接纳。解放以后，因‘永安大狱’被捕过不被信任，而且下放到苏北农村，长期劳动改造。现在景况艰难，但身体的好。他坎坷的一生，令人同情。”
他赠送给我的四册著作，我回家后即对其中一本1993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吹沙居随笔》随手一翻，即看到《题记》中刘禹锡的诗句：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这个“金”字正是他的本名。《题记》写道：“《尸子.君治》有言：‘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在《马上随笔》的题记中，我曾引用屈子的话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六年后回首一看，颇觉自己‘傻容可掬’。当今之世，要坚持一点自以为应当坚持的东西，反对一点自以为应当反对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年年的春夏秋冬，总是不断地变换着风向，升降着气温。一个人，若不能与世推移，随波上下，顺风转舵，实在是很难立足的。总是要受到忽而东风，忽而西风，忽而南风，忽而北风的摇荡和摧折的。”“然而我却终于‘未悔’，终于要这样傻容可掬地傻下去。”“从1988年4月24日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来，我又经历了几回这种变换风向的摇荡和摧折。所可告慰于自己的良心的是，苟‘余心之所善’，我总是坚执不放，‘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总是要这样‘傻容可掬’地傻下去。至于‘扬清激浊，荡去滓秽’，我其实何能为力，只不过聊以秃笔剩墨写心，表现着一股愚不可及的傻劲而己”。这些其实正是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正直的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自已的信念，忠于职守，忠诚于人民的事业的生动写照。
2006年7月7日草于上海
2006年8月7日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