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坎坷的人生经历
王一帆,笔名王石林、于帆、海丁、一帆,四川中江县人。1916年生。1932年加入地下共青团组织。1935年春在清党时被捕入狱40天,母亲病危,由家人保释出狱,母病逝埋葬后避往成都,经介绍入川军当文书。七七事变后,随川军到河南,后辗转京杭、皖南、江西前线,组织剧团宣传抗日。1939年9月,被指控为思想“左倾”而遭囚禁。1940年5月又被疑有“异党”行为被逐出军队。6月,经友人介绍到湖南衡阳力报社任记者、编辑,遂与地下党员孟月秋(即孟树德)、余志宏相识,建立了联系。1941年11月到桂林,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1943年10月应《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之邀,与李品珍同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建设导报》采访部主任兼国际版编辑。在这期间,撰写了国际时事评述文章在该报发表,影响广泛。例如,当国民党顽固派乘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陝甘宁边区”、掀起反共磨擦时,他撰写了《国际一年》的评论文章,引述斯大林答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复函,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是各国共产党的分裂,而是实施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有利于盟国盟军的作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进行并肩战斗。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澜言,消除了人们的误解和忧虑。他写这篇文章时,年方27岁。
《建设导报》停刊后,他于1944年3月经谌震推荐到漳州任《闽南新报》总编辑。其间,又撰写了《湘桂战场敌寇的动向》、《德国的挣扎》、《向东京、柏林进军》等时事评述文章,用犀利的笔触,阐述反法西斯必胜、抗战必胜的真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将一张恹恹若死的报纸办得热火朝天,轰动了闽南一方”。②他于1945年3月返回永安,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继承和发扬了前两任东南出版社经理李达仁、李力行的艰苦创业精神,把出版社办成重要文化阵地。同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被捕。(东南出版社被国民党反动派错认为中共福建省委的机关单位,因之很是重视,派6个特务包围、搜查,将王逮捕)1946年4月获释,7月绕道香港转入粤东揭阳河婆中学任教。1948年春,又因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并遭到追缉,他毅然将出生5个月的女儿寄养在农家,与徐昭华连夜上山打游击。不久即担任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他追求十年的入党愿望。
解放后,在肃反、反右、“文革”中均受审查。从1955年开始,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被诬为“特嫌”、“反革命”,横加“与敌为友”、“为敌服务”等莫须有罪名而被关押、批斗,强迫劳动,下放农村,直至被贬回老家当农民,粮尽柴完,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在1972年底的冬天上北京找党中央申诉。这段坎坷经历达25年之久。在他最痛苦时,写下两句令人读后非常感动的诗句:“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而是在逆境中挣扎、抗争、追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工作。这时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但他仍以战士的姿态,不懈地在党史工作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这位老文化工作者、老共产党员身上,深刻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热爱光明、献身信念的可贵品质。”③
他于1981年调入潮汕地委党史办,任编研科长,勤奋工作,后任中共潮汕地委党史领导小组编审组副组长及成员。1983年底离休后被广东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聘为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副组长。他为了征集资料,与组长陈万安教授共三人,访问了粤东21个地、市、县,经5年的多次反复研究讨论,完成了20多万字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一书,填补了广东党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空白。获得广东党史著作一等奖。此外,他还独自撰写了有关东江土地革命、闽粤边、潮汕地区及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等20余万字的党史资料和研究论文。
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和考验,对党无限忠诚,对党的历史无比关注,并不惜为之倾注自己的心血。所以他成为最早提议征集、研究和编写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史的倡导者之一。
㈡ 永安抗战文化史征研的最早倡导者
1981年9月,王一帆参与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团一行4人,在王维、刘寒带领下,到福州征集史料,受到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伍洪祥的接见。在饯行的晚宴上,伍老对他们说:“福建有一大案,已30多年了,还未落实。”王一帆问:“什么大案?”伍答:“1945年7月永安大逮捕,至今还找不到当事人、知情人!”④王一听,激动地说:“书记,我就是当事人之一,褔州也有当事人。”当时,伍老非常高兴,细细询明情况后要求王介入此事,但因他一时脱不开身,即推荐了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已退休的同案被捕者叶康参,伍老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推荐。不久,叶康参在出版部门工作的谢毕真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花了一年多时间,收集了早年新闻界人士对羊枣之死的部分纪念文章等资料,编辑成了一册约10万字的《羊枣与“永安大狱”》的资料书,于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叶康参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王一帆与他书信交流、研讨,两人来往信件达百封左右。
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篡改党的历史的严重情况,如何把中共党史立准立好的严肃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党中央在1981年就要求县以上党委必须普遍设立党史工作机构,以全面征研党的历史资料。其时,我在宁化县政府办任副主任。在这年七八月间,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三明市委党史办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赵世华,已接到省委布置的征研党史资料任务,他知道我要调回永安工作,曾两次到宁化催我到永安党史办上班。由于我的文化程度太低,只读到高中二年级,担心难以胜任党史办工作。但难却赵世华主任的热心和盛意,遂于1982年9月到永安党史办任副主任,随即设立了永安党史工作机构。
这年冬天,我与赵世华主任曾一起到福州,访问一些老同志和征集史料。到省人民出版社革命史编辑室了解情况时,有关负责人对我们说:“你们想搞羊枣大案?还是不要去碰吧!没那么容易,我们花了一两年,用了大力气,还没搞出来呢!”想不到一开头就遇到一盆冷水。我和赵世华无可奈何地回家了。但是,上级任务布置下来,不碰也得碰。我们想还是要请老同志帮忙才行,否则不能完成任务。于是,即发函给王一帆等老同志联系。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王一帆等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1982年冬天,正值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文件,我也被抽调到农村做工作队员,宣传十二大文件。正式开展征研史料工作是从1983年开始的。
1983年,根据上级部署,在王老等一批老同志的鼎力帮助下,三明和永安共同抽调人员全面征集史料。11月,王老在百忙中亲自到了永安,关心和指导我们开展永安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工作。他深知,这样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这样复杂的牵涉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个党史专题,单靠一个县级党史机构一二个工作人员的力量,是难以完成任务的。于是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出主意、找线索、写信指导,力促我们实现县、市、省三级联合工作。他来到永安指导工作以后,于1983年11月22日给三明市委党史办的信中写道:“这次到永安,小住二日,进一步了解到中央及省对永安在抗日时期的革命文化活动及东南出版社与永安事件都极为重视。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是很感动的。永安同志和你们已作了不少工作,收集了不少材料,但要最后完成这一专题,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建议您们考虑,除组织市、县一级的党史队伍的力量外,应尽量争取离退休的当年参加活动的同志加入这一工作队伍,当当顾问,提提意见,共同探讨都可以。褔州距永安很近,叶康参同志已花了一年多时间收集了不少材料,并编辑了一本书。在永安,他的时间最久,也参加过黎烈文时期的一些编辑工作。他了解情况很多,有水平,文字修养也很好,如能用市、省党史名义聘请他(我已写信给卢叨同志提出建议),我想他会乐意的。此外,已经离休的现住广州的李达仁同志(全国第一部县史《宁乡革命史》编辑组的副组长、1938年即任宁乡县县委书记的老党员)对永安后期革命文化有突出贡献(同羊枣一起编《国际时事研究》、东南出版社第一任经理……),如能聘请他们二人参与,对工作是极为有利的。”至此,他的思路非常明确,力争实现历史创造者与历史编写者的统一。
他在信中还说:“您们打算在永安举行一次党史座谈,以抗日时期党在永安的革命文化活动为中心,以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这个设想我是赞成的。邀请一些老同志来,也有助于工作,是有意义的聚会。关于名单,请您们把意图直接与福州的叶康参同志联系一下,请他提供名单,他更全面了解一些。“你们的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一,我是全力支持的,懂得它的重要性。”
此后,他写了一首七绝的诗曰:
“为寻旧梦访燕江,一番风雨几度霜;
当年盛迹多已杳,喜看山城换新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