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和执着的力量——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出来的文史战士（之三）

　　㈤永安学术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人
　　1985年9月，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有来自五省二市（北京、上海）的32位老同志，“头上披着白雪，心里充满青春”，来到久违的山城永安，参加“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王老在参加学术讨论会之前所作的周密筹划，获得圆满成功。会议基本上按他所提出的思路、设计和规划召开。同时，他所撰写的一万八千字的《永安狱中记》和一万三千字的《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也已完稿并提交会议交流。会议结束前，他受领导小组的委托，代表与会老同志，作了深刻、生动的长篇总结发言。他说：“老同志们，对永安的一山一水，对永安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要十分感谢永安市委和三明市委为老同志创造了这样好的聚会条件，感谢福建省委和省征委几年来重视永安这个专题，特别感谢永安市委党史办，在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协助下，作了大量征集研究工作，编写出一、二、三、四稿概述，为这次学术讨论会打下了很好基础。没有永安市委党史办同志们辛辛苦苦、扎扎实实的工作，要开好这个会是很困难的。不少老同志一再委托我要在大会上表达我们对永安市委党史办、永安市委、三明市委及省征委的感谢。……永安专题在三年的征集、研究、编写过程中，认识上在不断深化。永安市委党史办和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们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从不了解情况到了解情况，从局部到全局，从一般到特殊，从全过程中找出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可以说，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经历了征集─认识─再征集─再认识这样不断深化的过程，达到今天这样的基础是很不容易的，是很有成绩的。”
　　他说：“永安专题，从工作发展进程看，经过了三个阶段。1983年开始到1984年3月福州会议前为第一阶段。1985年5月以前为第二阶段。1985年起，省征委进一步关心这一专题，组织了研究、讨论。5月10日省征委领导成员张次愚同志的研究发言和省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永安专题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并引起史学界、专家、学者的注意，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探讨，以期找出它的内在规律和它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次学术讨论，无疑可以推动永安专题的进一步完善。”
　　“多数同志认为：从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和客观的社会效果看，在七年中，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解决了或努力解决着在八年抗日艰苦斗争过程中，广大爱国进步青年和民主爱国人士普遍关心的三个重大问题，即：1、抗战的前途怎样？包括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怎样才能战胜？怎样支持抗战？谁在全面抗战？谁在片面抗战或阻挠、破坏抗战？2、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命运怎样？是旧中国继续存在、人民继续被压迫，被一党专政，还是能够诞生一个新的民主进步的中国？3、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走向何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七年的斗争，它的各个阵地以及各项精神产品，都在不同程度解说或有力回答以上三个问题。”
　　这个总结报告在阐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党的领导问题后指出：“在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旗帜下，聚集在永安的共产党人（据统计，先后有60多名共产党员到永安工作过——笔者），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方针，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地、积极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利用国民党的一切合法机构、阵地，艰苦斗争，各自为战。在总的抗日救国目标下，分散工作，又使分散工作的作用，汇合于总的目标的要求，这充分表现了党的政策领导，路线、方针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灵活运用的成果，也表现了党与非党爱国民主人士，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自觉斗争行动。”在谈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现实意义时他指出：“讨论会认为，下列三点应给予认真考虑和研讨：
　　“1、要认真、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才使进步文化活动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七年，取得重大成就，对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这对于第三次国共合作，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2、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进步作用，充分证明革命文化的巨大力量。 这对于今天如何尊重知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旧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一百年来所处的被侵略、被耻辱的地位，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英勇献身情神，这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和永安大逮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的精神，值得今天投身四化建设的知识分子加以发扬，值得青年一代学习，更可一洗对知识分子的极左偏见。”

　　㈥编辑永安抗战文化史丛书的倡议者
　　在以王老等为首的一批当事人的积极倡议下，1985年的学术讨论会决定正式编辑“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资料丛书。我们随即着手编辑丛书工作。由永安、三明、省三级党史部门抽调的人员集中福州进行编辑。并聘请章振乾、李品珍、林子力、王一帆为顾问。王和其他几位顾问一样，对编书工作极其关切，他虽远在汕头，但常通信联系。曾在1986年12月15日给党史办抽调到福州编书的邓家焕同志写信说：“知编书工作的进展及存在问题。从来信看，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两类，一是经费、人力、资料等具体问题，这需要省、地市、县领导及党史部门的重视解决；一类是属于指导思想问题。搞历史和党史，最根本一条是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不能脱离当时的全国、全省的政治形势与条件。要从当时的条件、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客观情况研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角度去衡量，这是一。其次，衡量真理的标准，一定要从实践本身去衡量，即当时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所取得的效果来衡量，不能用某人有什么看法，或权力、地位来影响、攺写历史。如果指导思想上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下的历史，那就一定得不到正确的答案，那就一定会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根据实事求是，不因权力、地位来改写历史，从实践观点来看待历史，您提出的几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如说方生未死之间问题，从政治、思想效果看，当年确实发生过那样的力量、作用，如改了就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有什么缺点处，从学术争论上说，可以开展讨论，那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比如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许多宝贵的属于全人类需要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全部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有的还值得批判的继承。”
　　经过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一边编辑书籍，一边补充征集史料，到1987年已接近尾声。王老于1987年2月17日又给我来信说：“今年 永安专题不知如何打算？听说经费困难，工作进展到如此基础，（只剩下最后定稿，统一看法，进行修改完善），我想再困难，省同市委也应坚持完成。……您们人少，干了不少工作，干劲令人敬佩。永安专题，永安党史办付出了巨大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将是一项重大贡献。在你们一生中是值得回味、骄傲的。……对福州永安专题史稿，我们正收集意见，准备四五月去一趟福州”。在去福州打气之前，他于3月8日，他又一次来信鼓励：“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在国统区的特殊条件下作出的特殊贡献）整理编辑出来，在文化史上一定有适当的位置，也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们的确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希望善始善终，争取再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最后完成，出版成果。……那几本材料，粗看了一遍，正和几位老同志（北京、广州、長沙）交换意见，初步打算四月下旬至迟五月下旬，由我代表几位老同志到福州与编审几位同志交换下意见，提出充实修改意见。……” “我在北京见到了子力夫妇、毕平非夫妇及潘超同志，也到林涧青同志家座谈。到广州时，也见到李品珍同志。他们都很关心永安这一专题。子力及品珍同志表示，如福建有省党史部门邀请，他们愿到福州和大家一起研讨，不过时间最好在九月、十月，天气凉一点，我也如此。我的被列为顾问，但很抱歉，太远，起不了什么作用。”
　　1987年4、5月，他走南闯北，为了永安的党史丛书的编辑和审核工作而奔忙。他趁北京的林子力到汕头之机，与林子力共同认真研究编书问题，5月，他又到了广州，与李品珍同志共同研究了编书问题。5月24日，与李品珍联名给我们写来了题为《有关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材料的一些意见》的长信，指出了编书存在问题和应解决的问题。写道：“对于永安长达七年的进步文化活动，应有一个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总的看法。我们认为，长达七年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中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战斗力及其贡献和作用，就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过程中，它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文艺的、音乐的、戏剧的）及政治时事与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种形式，向广大读者回答了上述三个重大问题（①抗战的前途怎样？②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怎样？③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走向何方？——笔者）它用生动活泼，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形象思维去激发人们思想上、感情上的强烈爱憎，启迪人们应该爱谁、憎谁；它还用有说服力的时事政治分析，向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同时，为了增进人们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它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理论上阐明社会前进不可逆转的真理。在进行七年的文化斗争过程中，党与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不仅用文字和口头回答问题，而更重要的，用他们的忘我劳动和献身精神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使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显得特别有战斗力和感染力，显示了革命文化在国统区的影响和作用。”意见指出了用这种以客观实际所形成的指导思想来修改和充实《概述》、选编资料、订正史实，工作一定会取得极好进展和收获。
　　1987年7月10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羊枣事件始末》修改后，建议收进永安专题丛书。您从我提的意见中可以看到，在丛书的主要重点，是很弱的。这主要反映在指导思想上的不明确。意见打印分发，也许可以促进一下。打印好后，请寄我二份。您的大作修改好如打印，仍请寄我一份。”
　　1988年12月13日，王老又来信说：“关于永安进步文化丛书问题，久无音讯。去年十月，我去福州时，曾和丘处长见面商谈，后我根据他们的建议，写了一信给伍洪祥老，提出人力、经费等问题，希望加快进度。……这一工作，还是要从各方面催促他们完成。康参同志的生病去世，对该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