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和执着的力量——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出来的文史战士（之五）

　　㈨历史真相的维护者
　　在王老等一批当事见证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的工作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得到有关新闻单位的极大关注。省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羊枣之狱》的四集电视剧，但由于事先缺乏勾通，出了毛病，以致歪曲了历史。1990年11月4日，王老写了《请尊重历史，不要篡改历史——看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文稿寄给我。对此文稿，我当时并没有作任何处理而归档了。原因是鉴于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陈耀民四位老同志已写过类似内容的文章，并已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不过王老的这份文稿更加简练和集中，一针见血地指明该剧歪曲历史，严重失实之所在，并进行客观的中肯的分析和劝诫，使人有心悦诚服之感，今天读来依然受益良多，其文如下：
　　反映抗战时期福建战时省会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其主将羊枣同志的战斗亊迹的四集电视剧《羊枣之狱》，在福建、广东等省市及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史学界和当年与羊枣共事、被捕现尚健在的不少老同志的关注。
　　抗战时期福建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及其出色成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1945年7月12日起震惊中外的永安大逮捕（羊枣等31位文化工作者被捕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少人提及，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播出，再见了当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部分场面与主将羊枣同志的被捕，被迫害致死的一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斗争和羊枣同志的战斗精神，毫无疑问，这是可取的。但看完之后，却不免令人失望、遗憾和愤慨！
　　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是我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一场特殊的、成功的战斗。它长达7年之久，团结了省内外数以百计的党与非党的著名学者、作家和广大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左翼作家黎烈文创办并领导的改进出版社，1943年秋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创办的东南出版社，1944年9月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王亚南主编的社会科学，作家董秋芳（鲁迅学生）主编的民主报《新语》等，他们用文艺的、时事政治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在福建及东南各省，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东南出版社出版的进步书刊，更受到广大读者欢迊。羊枣同志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由于羊枣善于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根据敌我情况，分析时局，判断战局与政局发展方向，达到了最高水平，与当时世界三名评论家齐名。他在永安撰写的评论文章，是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研究当时战争宝贵的资料。羊枣在永安一年半的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战绩最卓著的年月，在进步人士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自己辛勤写作，还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战斗。他的被捕和牺牲，激起了全国进步舆论愤怒，激起了世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愤怒。永安大逮捕和羊枣的被迫害致死，使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斗争范围，超出省界汇入了全国反内战的政治洪流中去。1946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千人追悼羊枣大会，使这一斗争达到高潮。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参加大会，陆定一同志送了挽联。
　　1981年，中共福建省委为了弄清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永安大逮捕这一重要历史，组织省党史部门及永安、三明两市党史工作者进行征集、研究，得到当年在永安工作后散处全国的老同志的大力帮助，取得了大批材料。这些材料说明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福建省党史领导于1985年在永安市召开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朮讨论会，一致高度评价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历史政治意义。永安党史办于1988年出版了学朮讨论会专辑，1989年又出版了《羊枣事件》，省党史办也组织人力花了近5年时间编写了《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丛书》100多万字，准备出版。
　　电视剧《羊枣之狱》的编剧及制作单位都在福建，对上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应有所了解。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忠于上述重大历史，而是随意篡改历史，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说是刘建绪的侄女，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追求羊枣安排了那样多的镜头，追求不遂翻脸抓人，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封为省保安处长……。这样篡改，就大大贬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政治意义，把一场极为严肃的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政治斗争，为了迎合一般观众喜看桃色事件的心理，随意编造女特务追求羊枣不遂的桃色事件，这对烈士羊枣也是一种污辱！这样一改，就放纵了真正的罪魁祸首顾祝同，及福建中统特务头子赖文清、军统特务头子易珍。此外，如刘建绪劝羊枣投降，大逮捕情况，浙东之行的情况，都随意改动。这样的随意改动，是极不严肃的。
　　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人真事创作电视剧，尽管创作者有权对材料有所取舍，在注意艺术真实性上允许某些细节的虚构，但决不能随意篡改重大史实，更不能以莫须有的桃色斗争强加在烈士身上。难怪《羊枣之狱》一播出，立即受到了当年与羊枣共事又同时被捕的现尚健在的同志的愤慨批评。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希望《羊枣之狱》的编剧和制作者同志们，能忠实于历史而有所攺正，也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影响较大的《羊枣之狱》的是非、真假，有所澄清。
　　以上这篇维护历史尊严，还历史本人来面目的文稿，虽然写作至今已过去十五六年，但仍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1992年10月，王老第四次来到永安。这次是受我们的邀请，与李品珍、赵家欣一起为我们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的。辨认工作完成以后，他们三人一起到福州与章振乾、陈耀民等同志聚首。他们畅叙友情之后，王老赋诗一首曰：
　　“六友欢晤聚福州，促膝谈心望白头。
　　忆往难忘风雨急，珍祝健康夕照留。”
　　这时，他们谈论了我们永安、三明、省委三级党史部门早已联合编辑完成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因经费未落实而没有出版，于是他们六人（章振乾、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陈耀民、徐昭华）联名给有关领导写信，使出版经费很快得到解决。后来该书于199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广泛。王老于1995年4月3日给我来信说：“这两天收到广州华南师大教授陈万安同志来信，对你们出版这本文化史，评价很高，我为你们高兴。陈万安教授在广州研究党史方面有较高的造就和声誉，现将他的信复印一份。你们如编写各地对此书反映时，不妨摘录其中有关部分。”华南师范大学陈万安教授给王老的信中写道：“凡是有良心的人，读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必然头脑清醒，眼睛明亮，更加认清‘左’ 倾错误的危害和‘四人帮’ 的滔天罪行，并且由衷地敬佩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坚持战斗的革命老前辈。谁说抓笔杆子的同志不艰险？不必付出重大牺牲？谁说文化斗争可有可无、没有重大作用？请看《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吧。”这说明，我们与王老等当事老同志共同努力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此后，我们与王老等老同志之间的工作合作虽已圆满完成，但还是时常有书信往来，时常对我鼓励和鞭策。据不全统计，自1983年至1999年我退休前，王老他给我的来信（少数是署党史办名）就达105件。他还把叶康参、李品珍、谌震、谢毕真给他的信（共计71封）全部寄给永安党史办归档，以供存史考证。他在1996年2月27日给我来信说：“这一大批信件，送到永安党史研究室还有不少研究价值，至少可以看到当年（五六年时间）的当事人在接受委托之后的辛勤、认真和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以上这些，就是本文开篇所引述的王老自己所说的“为永安历史一起出了点力”的真实内容。难道这只是“出了一点力”吗？
　　我们当时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也是十分珍贵的。在我退休的当年，即1999年，由于他早已积劳成疾，视力早已极度衰退，这时他已经完全不能读书看报了，然而这年11月3日，他还是摸着纸张给我写了令我极难辨识的也是令我无限感慨的亲笔信（以后他只能由亲人代笔给我写信）。这深刻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将永远永远留在心间，永远不会湮灭。现在，我用他在这封信中所附来的一首《再怀永安》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五十四年一瞬间，燕江风雨恍如前。
　　痛哭良师成雄鬼，怒见群魔舞翩跹。
　　是非非是混功过，坎坷坷坎历新艰。
　　翘首“三中”春终到，夜静依栏看晓天。
　　
　　2007年春节前夕草于北京
 注释：
　　⑴、⑷王一帆：《深切悼念伍老》，《福建党史月刊》2006年第1期。
　　⑵谌震：《征尘》序㈡。《征尘》为王一帆著、王国梁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⑶張汉青：《征尘》序㈠。
　　（5）作者原注：“《方生未死之间》为茅盾、乔冠华等所写，东南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