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在担任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主编《羊枣事件》一书。其间，有一篇《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引起我的高度兴趣。因为该文曾于八十年代在某全国性大报上发表过，且撰稿人是1923年即由瞿秋白介绍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革命老前辈、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同志。他的这篇文章本应收入《羊枣事件》一书。然而，我放弃了。原因是，该文矛盾甚多，与其他当事者的回忆格格不入，有严重失实之嫌。于是，我把该文寄给部分当事老同志审阅。果然，有李品珍、王一帆等同志回信作出强烈反映，一致认为该文严重失实，不宜收入。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关当事老同志已相继谢世，胡允恭同志亦已于1991年6月逝世。为了让后人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澄清史实，我越发觉得有必要将当事人的意见公诸于众。不然，这样的孤信，可能会被时间的长河湮没。李品珍十多年前给我的来信已于2006年7月由我写成了《李品珍对永安历史著述的期望》一文予以公开，现将王一帆给我们的来信所提供的意见也公诸于众，以便留给研究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史的人们参考。王一帆同志1992年3月10日来信的有关内容如下：
关于胡允恭所写的《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一文附来复印稿件，己经读过，提出如下意见，请作参考。
现在的《羊枣事件》一书，内容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翔实的，除了黄那篇（黄原是军统特务）应作附录处理外，编辑内容都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特别是你们花了很大力气撰写、多次修改、完善的第一篇长文（指《始末》），对羊枣事件起因、经过、斗争全过程，观点鲜明地，也是实事求是地作了结论。这是全书的主调。如要增加，不能增加和主调不同的材料，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根据这一原则，我建议不选胡文。
胡文最主要的问题，特别是第一部分，错误失实之处太多，是不严肃的、很多是道听途说的，例如：
1、说羊枣当时是青年，羊枣当时已40多岁，怎是青年？
2、共产党员，征得组织同意，胡怎知道？
3、派人去新四军问题，说是阴谋，这也缺少根据。当时，1944--45年春，盟军欲在东南登陆，是有这个打算。派人与新四军联系，是他们的计划之一。我们汕头地区党组织也有在44年秋加强交通要道的工作，准备盟军登陆的部署。说明当时是一种军事斗争的需要。派人联系，属于正常之举。当时，吴大琨就曾到福建永安等地，找谌震谈过。吴当时是美空军的主要工作人员。
把杨潮案件的起因如此简单化，是不符合当时历史斗争情况的。
4、周璧，我认识，1943年10月我们到永安，他是建设导报校对。胡文说他是因病从新四军下来的，是否有新四军证明？未曾听过。
5、最大的失实与错误是关于东南出版社：
①说杨潮、谌震组织东南出版社，程星龄被推选为社长，这全错了。东南出版社是1943年10月，李达仁同我应聘到永安后与谌震等人建立的。社长是谌震，第一任经理是李达仁（品珍），也是主要负责人。杨潮1944年8月到永安，来之前十个月出版社早成立了。这在东南出版社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了。
②说第一本书是郭沫若的《东南述林》，这更是瞎说胡编。最先三本书是谌震从重庆带来的纸型（不要排印）。郭沫若寄来的是第四本书，书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接着是《浮士德》，以后再寄来其花了十五年的力著《先秦学说述林》。根本就没有一本《东南述林》。奇怪的是，胡当时在福建，这些书应该看到，怎么会如此信口开河、瞎编一通？
6、羊枣主编的是《国际时事研究》，不是胡文说的《国际战事研究周刊》。
7、骆何民是一位早年参加组织的地下工作者。1940年我在衡阳《力报》时就认识他，当時他是地下党领导的《开明日报》总编辑。1941年1月新四军事变后，他同报社七位同志被捕，后在狱中逃出，化名钟尚文到永安，43年秋，我到永安时，他还在永安，对建设导报出谋划策，对筹组东南出版社也共同研究。他到福安任田粮副处长，主要是谌震的推介与担保。
鉴于上述重要失实和错误，建议以不选为好。
从以上的来信中不难看出，王一帆同志对待历史是何等的严肃认真，何等的负责精神！这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他也建议，胡文如一定要收入，那就必须在其每项失实处用括号加上编者注或者在每项末尾加注，不然将违反编辑责任，很难向历史交代，很难向读者交代。我以为，这个办法过于麻烦。已知有诸多失实或不切之处，又何必一定要收入呢？再则，也不是胡的亲身经历，其时他又不在永安，而在远离永安的福安，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掌握情况不易，加之，又是事件发生三十多年后所作的追忆，只是出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灵感，而写了这篇文章，我以为也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但澄清史实是必要的。
2007年1月30日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