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访老校友赖林嵩
　　林洪通
　　我接到永安一中老校长耑青2007年6月13日的来信，让我在得便時，去拜访一下永安在京人士联谊会名誉会长赖林嵩校友。过了几天，我即来到林嵩的住所，见到了他和他的夫人陈繁荣（也是55届一中校友）。他们夫妻俩十分热情，尽管他们是55届高中毕业生而我是61届的，相差6届，但见面后就像同班同学一样亲热，大有老校
友相聚，相见恨晚之感。
　　我在北京小住已近年半，在即将搬迁上海之前，能见到这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校友感到无比兴奋。林嵩夫妇同我畅谈了三个多小时，还送给我他的著作和一批资料。我说，您为家乡和母校做了不少好事，大家都以您为荣。他马上接茬说：“不敢当，不能这么说。我现在想的不是我为家乡和母校做了什么，而是家乡和母校给了我什么。这里指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力量。家乡和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诲，我受用不尽，永生难忘。”
　　这次，我给林嵩带去了两本书，一本是《永安解放》，一本是《羊枣事件》，他接过书一再称好，表示感谢。林嵩翻着《永安解放》，往事涌上心头，我们的谈话，也就从永安解放前后的情况展开了。
渴求解放的寻梦者
　　林嵩说，永安解放前，家里已是上顿不接下顿，生话十分窘迫。学校中午放学后，有时要到离城一二十里的山上去砍柴。有一次砍完柴已是傍晚时分，回家路上，正好经过伯父家龙凤洋，伯父端上一碗冒尖的凉饭，一碟梅干菜。“人是铁，饭是钢”，他吃了饭，精神大振，飞也似地把柴挑回家。小脚母亲点着松明，早已等在大门口：“细妹，（林嵩的乳名，因为瘦小）回来了呀！”不知是母亲慈爱的感染，还是生活苦涩的伤心，林嵩的眼泪刷地掉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了，这一幕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
1950年1月28日夜永安解放。也就在这一天的白天，林嵩上山砍柴砍伤了手指，当29日清晨他胆战心惊地到城外去采草药疗伤时，一位在浮桥头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看到他害怕的样子，微笑地向他点了点头。林嵩说，这又是永远印在他脑海中的一幕。
　　林嵩深沉地说，也许是解放前后社会的鲜明对比，使年纪尚小的他，骤然懂事多了。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跳秧歌舞，兴奋不已。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解放前在学校传唱的“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原来是“解放区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他记不清这首赞颂解放区的歌是由何人传开的，他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当他看到《永安解放》书中刊载的“永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摄影留念”的照片时，顿时兴奋地说：“记起来了，当年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问他有什么印象？他说：“我只记得当时有一位县干部蹲在台阶上吃饭，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县长。”（据《永安解放》载，这位县长叫邢芳亭）他当时感到十分惊讶，共产党的县长和国民党的县太爷，真是天壤之别。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以很大的震撼。
　　1950年暑假，永安地委在永安举办暑期青训班。通过这个青训班，永安专区在各县建立了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当时在永安县中学习的林嵩幸运地被挑选参加学习。可惜他因为要帮家里干活，父亲没让参加，这使他入团拖后好些时候，这件事至今仍使他引以为憾。
林嵩说：“解放初期的这段经历，使我悟出了个道理，个人的成长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党把我从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解放了出来，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但是，永安解放，百废待兴，生活依然困难。林嵩说：“解放后不久，我的二哥毅然参干，而弟弟则到河边拾柴不幸溺水身亡。家里的许多事情都落到我的身上。”林嵩是“通学生”（即“走读生”，三餐在家吃饭，晚上在家复习），他说：“早晨起来要帮父母卖豆腐，早、中、晚要从大同路的店铺挑猪食料回到中山路民主巷的家，喂三次猪。傍晚还要到河里挑水，开始做作业已是晚八九点钟了。人的潜能是惊人的，即使这样，我照样完成作业，成绩也不坏。没想到中学这段艰苦生活的磨练，却给了我三四十年记者生涯带来了莫大的益处。它教会了我克服困难的本领，培养了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感情。现在生活好了，没有必要再让我们的年轻一代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去受苦受难，但是，接受些艰苦生活的锻炼，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能吃苦也是一种财富，它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钱’。”
林嵩进一步说：“讲到吃苦，我并不以为太苦，因为终归有书可读，苦中有乐。倒是连书也读不上了，那才叫真苦。”他回忆起有一次为读书误了家里用水，挨了父亲的严厉训斥：“你念书，你再念，我把你的书全烧了！”把他吓得死死把书捂在身上。林嵩噙着眼泪说：“历史给了我们无穷的回味。当年是家长不让孩子读书，我们要争取‘读书权’；而今的家长是哄着孩子读书，学生却往往不珍惜父辈给自己创造的优越学习条件。我真希望如今可爱的、年轻的校友们会从我们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爱情诚可贵　　事业价更高　　忆及中学生活，林嵩滔滔不绝，沉浸在无限的思绪中。他说：“生活的艰苦是现在的校友所难以想象的。住宿生每月6.5元伙食，吃的是糙米，早晨稀饭咸菜，中晚餐只有一个菜，不是炒豆芽，就是笋煮酸菜，有点肉也是十分可怜。第一碗饭吃得慢一点，第二碗饭就没菜了。这里讲的是物质的匮乏，而精神则是向上的。大家都在为‘革命’而学习，自觉性特别高。老师为‘革命’而教，给学生打下了良好的做人和做学问的基础。同学间亲如兄妹，师生间亲如父子，但我们没有把老师看成是‘严父’，老师也没有摆‘父亲’的架子。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没有训斥过学生，学生也没对抗过老师，师生关系是和谐的、亲密无间的。”
　　林嵩讲了他切身的体会。1955年高中毕业，他原想报考理科，但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自己是色盲和平脚，只好改报文科。大家都为他捏把汗，自己也有些含糊。林嵩说：“那时也不知天高地厚，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第二志愿也是北大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第三志愿还是北大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第四志愿才是北大哲学系、哲学系、哲学系。结果，他竟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如今看来，这要得益于当年高中不分理科班和文科班，各科均衡发展，学校教育质量经受了一次令人信服的考验。”
　　考上了北京大学，林嵩并没有像现在的同学那样，受到父母的各种奖励，更没有父母陪送到学校，反而挨了父亲一顿臭骂。讲到这里，林嵩有些哽咽了。他说：“父亲把我的北大录取通知书压了一天多，指着我的鼻子训斥道：‘别的同学都有本事考上福州、厦门，就你考了那么远的北京什么大学！’我深知，父亲是爱孩子的。只是这一走，家里就要缺个劳动力。而母亲怜爱孩子又是一种方式，她给我准备了一床棉被，一个藤箱，还赶制了一双布鞋。我就挑着比我年纪还大的这被、这箱，穿着慈母一针一线纳的布鞋进了京城，来到北大。”
　　林嵩说：“来到北大，并没有以为自己了不起，而是感到了无名的压力。大城市里来的同学，都在谈天说地、谈吐自如，而我见少识窄，搭不上腔，处处惟恐什么地方露了饀儿。一向被批评为‘自高自大’的我，这时才感到自己的浅薄。有一次，我真的露了馅儿。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我的普通话算是呱呱叫的，我还参加过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义演。到了北京大学，我满自信地参加了剧艺社。可一测验，出了笑话，‘飞机’念成了‘灰鸡’（huiji），‘吃饭’读成了‘雌黄’（cihuang）。”林嵩说：“普通话讲不准还情有可原，最主要的缺点是在学校里只啃那几本书。优点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基础知识该学的都学了，比较扎实；缺点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死背硬记，不闻世事。要说母校还给自己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的话，这可能是重要的一条。”
　　林嵩对于失却了的往事记忆非常清晰，特别是他的初恋。他说 ：“永安一中1955级全班41位同学，女生10人。毕业时，有两位女同学成了我们的准师母，另五位也和班上的同学配了对。剩下的三个女生中，有一位叫吴碧英，考上了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林嵩早就对她有点意思：“到北大后那年冬天，我借故给她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考上北大本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对我却有难受之感。我们从山城出来的学生，跟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水平差了一大截。深感人家是‘鹤立鸡群’，而自己是‘鸡趴鹤群’。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不时想家，很怀念中学时的生活，莫名其妙地也想到了你。然后是列了一大堆她的优点。结尾写道：我们老同学之间，应该一如既往，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从忘年的友谊中，汲取力量。盼望江南机灵的小鸽子，给北国的孤雁带来佳音。吴碧英一眼就看出了我去信的用意，却聪明地装傻。她回信的大意是：你的来信拐弯抹角，让我回味了好几天。虽然感到突然，却在情理之中。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永安中学来的人，确实见少识窄，应该加紧努力，才能完成学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这期间，确实应该加强联系和帮助，争取有更大的进步。我不是‘机灵的小鸽子’，不过是只丑小鸭；你也别一下子想成为‘立鹤’，但也绝不是离群的‘孤雁’。有人，首先是党和人民会关心你。通信中没有我爱你，你爱我，但情真意切，我们就这样建立了爱情关系。”
　　林嵩说：“我讲的重点还在后来发生的故事。1959年吴碧英毕业分配到了北京一个保密单位；1960年我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日报。这在当年不走后门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因为我的大哥被错划为‘右派’，组织上不准我们保持恋爱关系。为了‘革命利益’，两人只好分开。无独有偶，我们的同班同学陈繁荣，也因为她的男朋友（也是同班同学）的家庭问题而告吹。在吴的撮合下，我和陈便结为夫妻。爱情诚可贵，事业价更高，若为党利益，爱情也可抛。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四人谁也没有反目成仇，友谊始终不变。1998年，永安一中建校60周年，四人相约齐聚母校，感慨万千。大家相约在母校70周年之际，四人再来相会。不幸，这四人首先离开大家的却是年龄最小的吴碧英。在她患白血病弥留之际，一反过去的热情，谁也不打招呼。想必她是想留给我们以美好，而把一切痛楚埋在了自己的心中。直到一年多以后，陈繁荣才从她的女儿处了解到：‘母亲不在了！’呜呼！愿丑小鸭化为美丽的仙鹤，永远在天宇自由翱翔。”
林嵩感慨地说：“我讲过些，无非是希望我们的儿孙和青年朋友，知道我们那一代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衷心祝福他们生活得更美好！”
学习不教书的恩师马寅初
　　我让林嵩讲讲在北大的学习生活情况，他说，“可以提炼出十字关键词：理想、激情、浪漫、集体、单纯。”我说，讲最难忘的。他说：“那要算北大未名湖畔同马寅初校长的一次偶遇。”他在2004年写的《未名风骨》一文中记录了这件难以忘怀的事。节录如下，以飨读者：
1957年7月5日，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人口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人口问题及其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后来成了我国制订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马老的新人口论确实风光了一时，也曾受到领导人的肯定。谁能料到，后来却180度大转向，马老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面对逆境，马老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诤言：
　　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1959年一天傍晚，我在未名湖畔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位人敦实、个矮胖、大脑袋、圆脸庞的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敬爱的马校长。我一向怕大人物，何况他现在是受批判的大人物，便有些惴惴然。马校长面带微笑，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直盯着我：
　　问：哪个系的？
　　答：中文系。
　　问：哪里人？
　　答：福建人。
　　马校长顺口说了一句：噢，自古闽浙是一家！
　　目送着走远的马校长身影，我久久不能平静，不由得想起了他发表在《新建设》上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校长的至理名言，我牢记了一辈子；校长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用了大半生。我早就盼望着在毕业证书上能盖上校长马寅初的大印。可惜等到毕业，他已被罢官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日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那年我已在这个“黑染缸”里染了6年。但我还远远算不上修正主义的“黑干将”、“马前卒”，甚至够不上“黑苗子”“黑根子”，可是既当上了“保皇派”，也获得了一个“修正主义须须”的“光荣称号”。
196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推开我的宿舍门：
来者：给你贴春联。
赖氏：要浆糊吗？
来者：有了！
赖氏：喝点热茶吧！
来者：不了。
来者贴的“春联”是：老赖同志不要再耍赖，悬崖勒马交出干货来—-回头是岸。贴罢，来者还算礼貌地告辞。我说，洗洗手、烤烤火吧！来者：不用了！
我这是学的马校长，因为我记住校长的教诲：“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1989年，我由北京日报奉调中国人口报任职，没想到经过近30载风风雨雨的“团团转”，我走上了继承马校长人口事业的道路。
1991年5月，我来到了浙江嵊县马校长老家采访。我专程拜谒了绿树蔟拥的马校长墓，向他深深地行了三鞠躬。随即来到浦口镇采访，并在中国人口报上作了报道。
马老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担任了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为了表彰马老为中国人口事业做出的历史性贡献，1993年，全国最高人口奖项首届“中华人口奖”授予他特别荣誉奖。2003年，在中华人口奖设立10周年前夕，我执行主编了记录中华人口奖获得者光荣业绩的《功在千秋》一书，全书首篇登载的便是马老的《新人口论》。全文保持原貌，只字未作改动。文如其人，音容宛在。当我重温这篇不朽名著，回忆起在北大与马校长在一起时，不禁潸然泪下。
挺直办报的主心骨
林嵩在北京日报工作将近30年，先是国际部当编辑、总编室编国际版，以后才转到文艺部编副刊，搞文艺报道和评论。在这期间，将近十年是在“文革”动乱中度过的。他十分后悔地说：“与其当‘保皇派’跟着起哄，还不如当‘逍遥派’多读点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当了文艺部主任，做了不少文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
1989年8月1日，林嵩到中国人口报赴任。他在迎会上许诺：“人口新闻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事业，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大家学习。”“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要努力做到：工作认真，办事公道。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热诚欢迎大家的监督。”
1995年林嵩六十大寿，是他的本命年，他写了一篇《“老猪”拜年》的短文，向读者拜年。他用一段简洁的话，总结了他大半生来办报的经验：“办报这东西，说难也不难。总揽全局，找准位置，把中央精神及时传达下去，把群众的创造认真地总结上来，反映读者的心声，关心群众的冷暖-—党性和人民性在为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这点上得到了水乳交融的统一。明白了这个道理，办报就有了主心骨。”
中国人口报坚持办报的正确方向，不断改革创新，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也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1995年，中国人口报获美国人口学会全球新闻奖的“国家特别奖”。
林嵩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办报同样要坚持这一普遍原理。实事求是，是办报的灵魂。我到中国人口报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不少人以为毛泽东主张人越多越好，造成了中国人满为患。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和报社同志，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毛泽东论人口和计划生育》语录，以令人信服的资料，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人口思想》的编辑札记中指出，毛泽东讲“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讲的，而不是空泛地讲人口越多越好。大家知道，人是指与其他动物物种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而人口则是指栖息于特定时间、地域的人的群体数量，是区别于一般动物属性的人的数量概念。人的历史作用大小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谈到人口的多少问题时，毛泽东是非常辩证的。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人多是好事，是从“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角度讲的，但是，“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甚至“逛公园也要排队”，这里，人多又成了坏事。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数量在生产条件能吸收的条件下，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超过了生产条件吸纳的可能性，就要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人多是好事又是坏事的思想，正是就人口增长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讲的。因此，认为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看法是错误的。
林嵩在编辑札记中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毛泽东提出要有计划地生育后不久，受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干扰，混淆了马寅初《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界限，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失去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计划生育抓得不紧。这是决策者的失误，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但是把问题完全归结为“错批一人，误生三亿”则是不全面的。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同，它有其滞后性。人口问题带来的负面作用，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片面强调了人多是好事的一面，忽视了人多有困难的一面，这也影响了决策者认真抓紧计划生育的决心。还应该看到，人口再生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和传统的生育观念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总结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应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不应该离开历史的具体环境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问题。
为人民利益而呼
林嵩接着谈了报纸反映人民心声，关心群众冷暖的问题。他说：“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例如‘三不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不变。‘三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计划生育工作又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1992年冬，我带着两个同志深入农村采访，总结了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扶贫开发、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经验，在中国人口报上发表了《希望之路-—吉林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调查报告》，把这些经验作了‘三结合’的理论概括，即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我致函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等领导，请示能否认为‘三不变’、‘三为主’、‘三结合’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道路？得到了肯定。后来，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李鹏多次指出，‘三结合’是‘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的一个创造，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改革’。计划生育工作按照‘三不变’、‘三为主’、‘三结合’执行，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92年彭珮云给林嵩转来了甘肃省原省委副书记、省计生协会会长陈煦的一封信，来信要求在全国进行一次宣传贯彻婚姻法和继承法的活动，提倡男到女家落户，女儿也能传宗接代，解决计划生育女儿户困难的问题。经研究，中国人口报决定开展“女儿能不能传宗接代”的思想大讨论。讨论引起了强烈反响，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创造了一种在报刊上民主讨论的难得气氛。经过深入的讨论，最后在基本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制度是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坚决批判和摈弃，不能笼统地予以肯定。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以男子为中心的“传宗接代”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已失去了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但是意识落后于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宗接代”影响在不少人中仍然存在，不可忽视。同时，又要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影响从总体上来说已不再是宗法制度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而成了由谁来“接代”的问题。矛盾的焦点是女儿能不能“传后接代”。要把干部群众的思想转变到“女儿也是传后人”的认识上来。这样既与封建社会的“传宗接代”划清了界限，消除了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又承认和尊重了人民群众的传后权。讨论结束时，报社发表了《女儿也是传后人》的编辑部文章。林嵩说，“女儿也是传后人”，已成了群众能够接受的共识。当他看到各地房前屋后、大街小巷刷上这一口号时，感到十分欣慰。
回报母爱
　　林嵩又跟我谈了让他动容的“幸福工程”。他说：“‘少生快富奔小康’是大家认同的正确口号。但是，我和报社记者在深入贫困地区调查和采访时发现，不少人少生了不一定‘快富’，甚至没有脱贫。实际情况是，从宏观上，也就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当它的人口总量超过生产条件所承受的负担时，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只有‘少生’才能‘快富’；而从微观上来说，具体到一个家庭，‘少生’只是‘快富’的条件之一；要真正快富，还要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上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帮扶，才能充分发挥少生优势在脱贫致富中的作用。”有鉴于此，1994年1月16日，他和报社的两位部主任联名向国家计生委彭珮云主任建议，搞个“幸福工程”，动员社会力量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母亲予以救助。彭珮云批示，让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一起筹办，并请德高望重的王光美出任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赖林嵩和其他合办单位负责人任副主任。1995年2月28日，“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
林嵩介绍说：“根据调查，在幸福工程启动的时候，全国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约2000万个家庭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而这些家庭中，最需要关注的是贫困母亲。她们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付出了辛勤劳动和真诚奉献，有的甚至做出了牺牲。对她们的无私奉献，社会理应予以回报。‘幸福工程’的宗旨，就是要动员社会力量为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三治”以“治穷”为中心，做到以人为本，辩证施治。虽然它所能做的不过是国家整个扶贫开发事业中的‘拾遗补缺’（王光美语），但它要实现的目标则是高远的。它不仅要努力消除母亲的贫困，帮助贫困母亲摆脱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以解放自身的劳动生产力，还要普及母亲的教育，保障母亲的健康，提高母亲的地位，维护母亲的合法权益，为她们创造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以促进她们的全面发展。”
　　林嵩说，十多年来，“幸福工程”已成了扶贫济困的一个品牌工程，被列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6年，“幸福工程”又获得了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提名奖。截至2006年年底，已经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394个幸福工程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4亿元，使17.1万名贫困母亲脱贫致富，近80万人口受惠。
　　林嵩一再表示，他的母亲一生辛劳，对他百般呵护，但他没尽孝心，自己越老越感到内疚。因此，他要用更多的爱来回报更多的母亲，以告慰生身母亲在天之灵。讲到这里，他语塞了。他是含着泪主编《回报母爱—-中国幸福工程备忘录》的。为了幸福工程，他不辞辛苦，走进穷乡，穿梭僻壤，为的就是这种爱-—爱人民母亲，爱祖国母亲。
情系故乡
　　由回忆母亲，林嵩又怀念起了家乡。他说：“不爱母亲的人不会爱人民，不爱家乡的人不会爱祖国。”这话听起来很通俗易懂，可其中蕴藏很深的哲理。他感慨而深沉地说：“我有负于母亲，也有负于故乡。1955年秋，我这个在永安土生土长的乡巴佬学生进京上学，乘车艰难地在武夷山的盘山公路上爬坡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永安，那里有桃源洞的历史遗迹，百丈岩的秀丽风光；那里有我光着脚丫经常来往的燕江浮桥，有我乘凉散步的遮天蔽日的榕树；那里有我可敬的母校师长，有我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而今，告别了！我何时才能回到您的怀抱？大学五年，我共回乡三次。1957年暑假回去，适逢我大哥被错划为‘右派’，我也不体面。1959年暑假回乡，又面临裹腹问题。第三次1960年毕业，我用女朋友吴碧英送我的几个钱，给父母亲买了同仁堂虎骨酒。他们直纳闷，儿子哪来的钱？我吱吱唔唔，没公开这个秘密，说是省下的伙食费。还到监狱里探望了我的‘右派’大哥，送去了一包动物饼干，一支钢笔。此事我一直后悔，怎么就‘丧失立场’了呢？果真不出所料，在讨论我预备党员转正时，有人就提出，这是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从1960年毕业回乡起到1980年止的20年间，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拮据，我一天也没回过家。我这个‘不肖子孙’，竟是在没有‘家乡观念’中度过了五分之一世纪。当然，我也因此‘立场更坚定’了。”
　　“一场动乱过去，迎来了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似乎突然想起来，我还有永安这个故乡，还有我的老父老母。‘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又立即投向了故乡的怀抱！这回是身居大城市的我，竟有桃花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叹。要不是家人带领，我真找不到家了。永安马路拓宽了，高楼鳞次栉比，工厂拔地而起，文化事业长足发展。我使劲在寻找像我们当年那样光脚丫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可这‘县粹’再也无踪可觅了。‘家乡观念’油然而生。家乡确实可爱了。连我那刚上小学不久的女儿，探望故乡回到北京站时，还天真地说：‘爸，我要回福建。’”
林嵩与我畅谈了他与故乡的亲近与亲情。我从他提供的资料获悉，1985年3月他在北京接待了永安市长张主惠一行。是年4月，应市委、市府邀请，参加“永安发展战略研讨会”。1986年夏，倡议永安市政府邀请北京记者赴永采访，由他组织了以北京市记协主席林青为首的赴闽采访组，除林青、赖林嵩外，还有北京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朱振权、电视技术部制作科长刘振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许禹嵩、北京《旅游》杂志主编黄亚昌等。回京后免费制作了风光片《永安拾画》和反映永安建设成就的《金山银水话永安》专题片，北京台还播放了《永安拾画》。当年11月，促成了永安市政府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和与北京市一些单位的横向联合。1987年夏，他又联系著名画家卢光照、书法家李铎等专程到永安，留下了宝贵书画。1988年7月，永安一中50周年校庆前夕，他联系校友刘茂森、章良猷、杨作兴、赖祖金、陈思民，发起筹建永安一中在京校友会。刘茂森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由他请书法家肖劳为母校50周年校庆书写“八闽杏坛”大轴一幅。1995年5月校友会扩大为永安在京人士联谊会，团结永安在京人士为母校和家乡办好事。林嵩经办的有：到总后联系争取部队医院旧址转为永安市政府新址用地。帮助审批建立永安电视台。2001年，他给永安市委书记写信，对如何保住永安的建设人才和培养当地人才的决策提出了中肯建议。2002年10月，组织在京老同志智力支乡考察组赴永，促成三泉高速途经永安。从2000年到2007年，他陆续提出了《关于保护贡川古镇的建议》，《关于永安发展旅游业的建议》，以及经过反复修改了的《关于永安在北京开办饮食店的策划》。
　　林嵩最后说，永安在京人士多年来支援家乡建设的努力，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家乡领导重视和在京人士的热情这两个积极性要统一起来，形成互动。在外人士受各种环境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能为家乡办的事是有限的，而且拿不出钱来，一般以智力为主，重点在出谋划策。他一再强调，自己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有些可能不符合实际，有的可能有失偏颇，请家乡人多批评指教。他十分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和母校对他的教育。今后他将尽绵薄之力，为家乡和母校，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最近他联系一些永安人士发起编纂《永安史话》的倡议，就是个具体行动。
感悟人生
　　时针指向了十二点，我本想停止这次采访，但林嵩话犹未尽，他说，“再补充点人生感悟吧！我入党已47年了，从事新闻工作也近40年。是党教导我走向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但我对人民的贡献却很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七十有二，‘闻道’很少，是个半无知的老头。人不能没有缺点，但不能缺德。”这时他的神情显得有点凝重，但他却幽默地说：“婴儿一出生就哭，你哭什么？你娘十月怀胎，好不容易生了你，你应该笑嘛！我以为这就是缺点。当然，这是自然属性。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的认识受到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就难免产生缺点。我是个有缺点的没什么出息的平凡人。在前半生中，‘左’的‘右’的缺点都有，其中也有错误。我不想用哲学来为自己的毛病辩护。每每想到自己的缺点，包括浪费了青春，心情是沉重的。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给党丢脸，我是想做正派人的。做人就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好事，要对得起良心，良心是党性的起码要求！”
　　林嵩接着说：“1998年3月6日，在报社为我退休举行的欢送会上，我向大家承诺，退休后，要努力做到‘三多’：多学习，多接触老百姓，多锻炼身体。多年来，我作了努力，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关于‘多学习’。在职期间，我基本上是‘编而不作’，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为他人做嫁衣裳’上。有时也写点东西，但总以为是‘速朽之作’，见了报就了事。退休后，我没有放弃学习，而且写了些人口新闻专著，编了一些人口著作。著作有：《人口新闻笔耕录》、《人口新闻报道》、《未来婚姻观念展望》等，主编的有《功在千秋—中华人口奖十年》、《回报母爱—中国幸福工程备忘录》。还有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三集专题片《千秋伟业》（撰稿），为国庆50周年全国成就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展厅以及首届生殖健康博览会主厅作策划和撰稿。其中《功在千秋》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人口思想》等获国家计生委、文化部、影视总局、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等八单位颁发的‘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两次、银奖一次，有的文章由国办印发各地参阅，有的由人民日报、《学习.交流.参考》登载。从某个角度上说，退休后我学到的人口学知识和写的一些东西，比我在职时还多，基本上实现了‘多学习’的诺言。
“关于‘多接触老百姓’。作为‘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组委会副主任，我充当了一个义务打工者，坚持下基层、搞调研、写报道、提建议，反映人民的呼声。同时，我作为中国人口促进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还参加了发展人口文化事业的活动。在这两项群众性活动中，我向群众和基层干部学到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情操，进一步坚定了思想信念。实践教育了我，早先提的‘多接触老百姓’有很大的片面性。人民群众是我的老师，应该改为‘多学习老百姓’。刘少奇同志说得好：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一个共产党员要是脱离了人民，那将一事无成。是人民教育了我，我永远是人民的儿子和学生。
　　“关于‘多锻炼身体’。我做得不好。在职时，拚命干活儿，身体没多大问题。退休了，闲下来反而疾病接踵而来。有时积习不攺，只要有工作、有任务仍拼命干，忘了‘岁月不饶人’。看似‘革命’，实际上不仅于己，对党、对社会、对家人都不利。要失去健康的时侯，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健康是难得的，健康地工作着才是美丽的。健康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它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钱。为了人民的事业，应该‘钟爱自己’。今后要多加锻炼，争取多活些年，活得更健康些，为人民多做些好事。
“我不赞成‘发挥余热’的说法。老了，不中用了，只有‘余热’？！一个共产党员，即使退休了，老了，也要跟年轻共产党员一样，有个好的心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个人有年轻年老之分，地位有高有低之分，知识有多有少之分，但发的都是热，而且应该发热。就算是‘小热’，那也是热，也可以是炽热的，其光也可以是明亮的。不能认为人老了就只有‘余热’，也不应因年老就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两鬓作雪，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最后，他激动地说：“毛泽东号召我们向白求恩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人就应该做这样的人。”
结语
　　采访结束，我告别林嵩，一路思绪万千，想得最多的，是林嵩学友关于做个什么样的人的一席话。年轻的校友，看了我以上的实录，你有何感想？我想，一个人在处世问题上，应该尊重而且应该鼓励他人的正当志趣与美好追求，不应该要求更不应该强求他人过自己一样的生活。正所谓“人各有志，好自为之。”然而，最令人讨厌的是那种自私而自大、虚伪而无信的人。
　　（2007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