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在担任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主编《羊枣事件》一书。其间，有一篇《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引起我的高度兴趣。因为该文曾于八十年代在某全国性大报上发表过，且撰稿人是1923年即由瞿秋白介绍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革命老前辈、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同志。他的这篇文章本应收入《羊枣事件》一书。然而，我放弃了。原因是，该文矛盾甚多，与其他当事者的回忆格格不入，有严重失实之嫌。于是，我把该文寄给部分当事老同志审阅。果然，有李品珍、王一帆、赵家欣等同志回信作出强烈反映，一致认为该文严重失实，不宜收入。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关当事老同志已相继谢世，胡允恭同志亦已于1991年6月逝世。为了让后人进一步了解历史真象，澄清史实，我越发觉得有必要将当事人的意见公诸于众。不然，这样的孤信，可能会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李品珍、王一帆多年前给我的来信已于2006年7月和2007年10月由我写成了《从两封信看李品珍对永安历史的负责精神》和《王一帆对永安厉史著述的期望》二文予以公开，现将赵家欣1993年3月6日给我们的来信所提供的意见也公诸于众，以便留给研究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史的人们参考。赵家欣1992年9月6日来信的有关内容如下：
来函并胡允恭文章收到。“羊枣事件”发生时，胡不在永安，文章内容，特别是第一部分与事实很多出入。试举几例：
1、“刘建绪经过桂林，认识了杨潮。”杨潮如在桂林，就不会到福建来了。
2、“杨潮是征得了组织同意来到永安”，当时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3、“他编辑《国际战争研究周刊》”，连刊名也没写清楚。
4、“正值此时，兰德聘请杨潮任新闻处顾问”，《国际时事研究》是在进美新处后创刊，而不是因杨潮写出好文章才受聘的。
5、“杨潮在福建越来越红，又是年青人。”当时杨潮已过不或之年，不能说是年青人，而“越来越红”与上面的“大红人”，用词不当。
6、“他们派了一个伪装进步的中统特务，主动和杨潮接近，掌握杨的动向。”此人是谁？所有在永安的同志均未提到，远在福安的胡何以知道？
7、“他们精心策划后，要兰德出面……美国也帮他们报道。”似是兰德与国民党同谋，而且知道杨潮是中共党员，是否事实？
8、周璧夫妇，“刚从新四军退回，来到永安，携有从新四军中来的证明文件。”纯属猜测之词。“”
9、“杨潮、谌震等人组织东南出版社，星龄被推选为该社社长。”东南出版社社长是谌震而不是程星龄。
10、“周璧被捕后，在酷刑下，什么都招认了。”周璧有否受酷刑，应实事求是，周璧自己也没这样认为。
11、“杨潮的姐姐杨刚”，杨刚是杨潮的六妹，尽人皆知，而且新增篇章中，有杨刚的《哭四哥》（诗）。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与其他纪念文章互有矛盾，是否采用，请慎重考虑。
至于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否真实，我不清楚，提不出意见。
此书既公开发行，对所有文章，务请核实处理，以免和电视剧《羊枣之狱》一样，闹出笑话。
从以上的来信中不难看出，赵家欣同志对待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历史是何等的严肃认真，何等的负责精神！这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我以为，胡写此文历述永安往事，追思战死之文化界亡友，精神可嘉。但因其非亲身经历，其时他又不在永安，而在远离永安的福安，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掌握情况不易，加之，又是事件发生三十多年后所作的追忆，故所写文章失实颇多也在所难免。只是出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灵感，而写了这篇文章。我以为也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但澄清史实是必要的。
（2007年12月31日草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