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欣对永安历史著述的期望

林洪通  2008/2/5 18:08:03  12273点  永安之窗
  1992年,我在担任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主编《羊枣事件》一书。其间,有一篇《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引起我的高度兴趣。因为该文曾于八十年代在某全国性大报上发表过,且撰稿人是1923年即由瞿秋白介绍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革命老前辈、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同志。他的这篇文章本应收入《羊枣事件》一书。然而,我放弃了。原因是,该文矛盾甚多,与其他当事者的回忆格格不入,有严重失实之嫌。于是,我把该文寄给部分当事老同志审阅。果然,有李品珍、王一帆、赵家欣等同志回信作出强烈反映,一致认为该文严重失实,不宜收入。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关当事老同志已相继谢世,胡允恭同志亦已于1991年6月逝世。为了让后人进一步了解历史真象,澄清史实,我越发觉得有必要将当事人的意见公诸于众。不然,这样的孤信,可能会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李品珍、王一帆多年前给我的来信已于2006年7月和2007年10月由我写成了《从两封信看李品珍对永安历史的负责精神》和《王一帆对永安厉史著述的期望》二文予以公开,现将赵家欣1993年3月6日给我们的来信所提供的意见也公诸于众,以便留给研究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史的人们参考。赵家欣1992年9月6日来信的有关内容如下:
  来函并胡允恭文章收到。“羊枣事件”发生时,胡不在永安,文章内容,特别是第一部分与事实很多出入。试举几例:
  1、“刘建绪经过桂林,认识了杨潮。”杨潮如在桂林,就不会到福建来了。
  2、“杨潮是征得了组织同意来到永安”,当时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3、“他编辑《国际战争研究周刊》”,连刊名也没写清楚。
  4、“正值此时,兰德聘请杨潮任新闻处顾问”,《国际时事研究》是在进美新处后创刊,而不是因杨潮写出好文章才受聘的。
  5、“杨潮在福建越来越红,又是年青人。”当时杨潮已过不或之年,不能说是年青人,而“越来越红”与上面的“大红人”,用词不当。
  6、“他们派了一个伪装进步的中统特务,主动和杨潮接近,掌握杨的动向。”此人是谁?所有在永安的同志均未提到,远在福安的胡何以知道?
  7、“他们精心策划后,要兰德出面……美国也帮他们报道。”似是兰德与国民党同谋,而且知道杨潮是中共党员,是否事实?
  8、周璧夫妇,“刚从新四军退回,来到永安,携有从新四军中来的证明文件。”纯属猜测之词。“”
  9、“杨潮、谌震等人组织东南出版社,星龄被推选为该社社长。”东南出版社社长是谌震而不是程星龄。  
  10、“周璧被捕后,在酷刑下,什么都招认了。”周璧有否受酷刑,应实事求是,周璧自己也没这样认为。
  11、“杨潮的姐姐杨刚”,杨刚是杨潮的六妹,尽人皆知,而且新增篇章中,有杨刚的《哭四哥》(诗)。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与其他纪念文章互有矛盾,是否采用,请慎重考虑。
  至于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否真实,我不清楚,提不出意见。
  此书既公开发行,对所有文章,务请核实处理,以免和电视剧《羊枣之狱》一样,闹出笑话。
  从以上的来信中不难看出,赵家欣同志对待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历史是何等的严肃认真,何等的负责精神!这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我以为,胡写此文历述永安往事,追思战死之文化界亡友,精神可嘉。但因其非亲身经历,其时他又不在永安,而在远离永安的福安,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掌握情况不易,加之,又是事件发生三十多年后所作的追忆,故所写文章失实颇多也在所难免。只是出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灵感,而写了这篇文章。我以为也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但澄清史实是必要的。
  (2007年12月31日草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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