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他是一位为人十分谦逊，处世特别谨慎，办事非常认真，助人一助到底，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的榜样。他是为党的历史、为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心扑在这项本不是他份内工作上的长者，令人钦敬。
引 言
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了。每当我忆起这位可敬的老前辈、恩师、挚友在世时的情形，心里就特别怀念。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诙谐风趣的话语、落落大方的举止、春风化雨般的教诲，立即闪现在我的眼前。他与我的远程相交虽只短短五年，但他的感人风范却令我永志难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当我到福州出差时，必到得贵巷福建人民出版社叶康参的家中吃便饭。他说“老朋友来，一定要留吃便饭！”我是在1983年夏天开始征集永安党史资料时认识这位革命老前辈并成为至交的。我对他的过早离世尤为悲痛。20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勾起我美好的回忆。
叶康参是“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他1934年入党（1941年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任过多家报刊总编辑，有几十年新闻出版工作经验；他写过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有扎实的写作功底和较高的理论水平。1981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期，他作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位退休老同志，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谢毕真等同志之托，征集和整理福建的重大历史冤案“永安大狱”的有关资料，主编出版了《羊枣和“永安大狱”》一书。
永安党史办是1982年9月我从宁化调永安后设立，白手起家，一无所有。叶康参所征集的资料和所出版的史书，无疑为永安征集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史料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参 与
1983年夏开始，永安、三明党史部门抽调人员协助征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史料，远在福州又已退休的叶康参同志闻讯后即主动、积极地介入并参与其中。党史部门欲聘请他为《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顾问，他却一再谦让。然而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他一边帮助我们征集史料，一边动手撰写《羊枣与永安大狱》、《民主报与颜学回》等多篇骨干文章。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1986年他得了肺癌，右手瘫痪。但他坚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硬撑着用左手写作。1986年10月起他就用左手给我们写史稿、写信（从1984年2月到1988年7月逝世前两个月间，共给我们写了33封信；同时他给汕头的王一帆写过讨论永安抗战文化史的20多封信）。令人敬佩的是，他用左手写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回忆录，其中写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史的《燕江风暴》就达37000字。
起初，我们开始征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历史资料时，他就积极参与外调，与被抽调协助工作的同志一起，四处奔波。如1984年5月他去建瓯、到永安，赴厦门，奔汕头，访问老同志和到各地图书馆征集材料。6月，在汕头同王一帆研究我们所写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史稿，并且提出补充修改建议。同时为永安编辑了两期《永安党史参考资料》，协助核实“永安大狱”被捕者名单等。他从汕头外调回榕后，7月又同我和三明党史办干部杜元会一起前往常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征集资料和访问老同志。他在1984年8月10日给我的来信中说：“7日下午7点45分回到福州，公共汽车十分拥挤，又遇上大雨，回家像落汤鸡。老了，再不敢出门了。”当年他虽年过七旬，但干劲十足，精神焕发。
指 导
早在1984年他就给我们写过6封信，对我们所撰稿的综合性史稿和所收集史料加以鉴定别。为了使史料能较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他建议召开老同志座谈会，进一步提供材料，核实史料。他指出我们的文稿在一些提法上，在材料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史料的鉴定、甄别上，颇值得商榷、研究。
当我们的史稿写作完成了“三稿”之后，他在1984年8月4日来信说：“‘永安大狱’是当年震动中外的事件，而羊枣又是国内著名的专家，在党史资料上发表这类文章，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遵循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能不郑重其事。”对《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的一些提法他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在史稿中，对人的问题总以慎重为好。他对文稿中写的“有的被捕后自首叛变”这种提法要慎重考虑。他指出，当时永安被捕达30余人，其中不少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如毕平非是轻工业部司局长，也被揪斗，后来才平反；如果现在笼统地说“有的自首后叛变”，势必引起混乱，在30人中会引起强烈反应。因此，他请我门慎重考虑。
他又于1984年12月28日给我来信，指出《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中的不足和不妥之处。他就“三稿”中就一些政策和策略问题、一些史历事实，都提出看法。他说：“永安的斗争十分复杂，既有对国民党斗争的策略问题，又有对反法西斯盟国的问题，既有当时的斗争策略问题，又要考虑到当前争取台湾回归、统一祖国的策略问题，因此在一些提法上就必须特别审慎。特别是这些史料将来要公开发表，尤其要慎重。”他一一例举了我们写作方面存在的片面性和欠妥之处。例如，对史稿中说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南京国民政府仓皇逃往重庆”等句子，他指出：“对日战争毛主席提出三个战略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在抗战的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我们要避免打阵地战，总的说来，在一些地区退却是必要的；上海沦陷后，南京也应该内迁。而且在抗战初期，上海战役、徐州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是打了硬战的。因此，对于这些战役写‘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把南京政府内迁写作‘逃往’，群众不会心服口服。”
又如，在史稿中出现“假抗日，真反共”的提法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已说明问题，他建议以采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提法为妥。
再如，史稿中对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闽西北特委游击队有“挺进闽赣边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他指出：抗战时期我军深入敌后打游击，对日作战；至于在国统区打游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样简单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至于“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尤其不策略。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打游击的提法，与“三坚持”等的“坚持团结”的精神不协调，而在今天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这种提法更要慎重，特别是这篇文章将来要公开发表，要考虑当时党的政策策略，也要考虑今天的政策和策略。
时至1985年6月，他于8日来信又指出：“‘三稿’是主要文章，要作一些补充。郑贞文应该补写进去，他是陈仪手上的教育厅长，此人是学者，抗战初教育厅是抗战宣传的主要据点，如话剧团就在教育厅内，而黎烈文也是郑介绍到永安，并且介绍给陈仪当改进社长的。”他一再希望我们邀集王一帆、赵家欣、陈耀民、李品珍等当事同志认真研究，修改史稿。并说他们讨论史实、修正史稿时，可以不办伙食，不住宾馆，不会见任何人，不必多花钱，只希望把工作做好。他希望我们收集各方反映后再修改定稿，送组织上审批。并一再表态说：“为组织上做点工作，总希望做得好一些。”
考 订
叶康参认为，永安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不必与重庆、桂林相提并论。他在1985年8月26日的来信说：“重庆、桂林是进步文化人密集的地方，而且有党的领导，周总理、董老、吴老当时都坐镇重庆，影响极大。永安不必与它并提。现在称为‘著名的文化城之一’，这是合适的，也是永安的光荣。”
当他认真审阅我们撰稿的《抗战时期永安党史大事记》以后，他于1985年8月5日给我来信，指出了“抗战时期”的大事记只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即可，不必写到1946年6月；“永安党史大事记”，与永安无关的不必写；与党史无关的（国民党的一些事，例如办康乐新村之类）不必写；小事，可记可不记的不必写；大事记中讲到的党员，要据现有材料逐个落实；对人、对事的评价要十分慎重，要有分寸，要分析到当时的情况及党的政策。如对陈仪在福建的得失，陈嘉庚抨击陈仪问题，均不必写。因为有的事是国民党制度的通病，并非陈仪个人的责任；而且陈仪不是共产党员，党史不必详细写他的事迹。文字方面宜简不宜繁，不宜琐屑。
时至1987年初，他的病情日趋严重。重病的他，依然惦念着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编辑工作。根据我们编辑小组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他抱病考订史料，反复核实史料，提议开会讨论审稿。1987年3月5日来信说：“修史，首要是信，要实事求是。因此请王（一帆）、李（品珍）来议一议很必要。可住党史办，不住宾馆；开座谈会、小会，不办伙食。只发车费—不发也可。”
经叶康参考订认为，在党史丛书文稿中，原所写的对抗战后期永安新闻界发生的《中央日报》与《民主报》的“论战”中，只说董秋芳和他所团结的“青年作者”驳斥中央日报的署名文章，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有几位老作者发表了多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除刘文铣即刘金外，其他都是老作者，其中一位还是留日的。这几位老作者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可见不只是和他有交往的青年，而且是还有与董老交往的年长作者。
教 诲
1987年7月，叶老对《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看法和史稿的写作技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口头解答和指导。他教诲我们：
——文章应注意简练，写多了显得累赘。应立足于对主要事实的记叙。事实一定要讲，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句、段一定要删。总之，凡可省略的，都应略去。
——叙述事实时，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史实。有这样一种陈腐的偏见，好像把敌人描写得更凶残，方显出烈士越勇敢；好像非得经受严刑、砍头示众，才显得烈士越壮烈。写史料不能采取这种耸人听闻的笔法。比如羊枣一生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最后冤死狱中，这一切就足以证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烈士。
——在遣词上，既要贴切，也要合符史实。比如“打进敌人内部”之类的用语，是不恰当的。当时的大目标是抗日，进步的文化人是用合法的地位、用官办报刊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谈不上“打进”的问题。如《国际时事研究》，是官办刊物，刘建绪题刊名；同时，它又是同人刊物，羊枣、李达仁、谢怀丹等人志同道合。因为是官办，无须审稿，由省编译室直接送印。
——《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导火线”一节，应明确一个问题：国民党右派早就想下手，苦于没有借口，用周璧事件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口实。倘若没有周璧事件，他们迟早也要下手的。
“忌恨”这个字眼不好。因为这是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用“忌恨”太狭隘了些，应当考虑换个词，比如说“围攻”就进了一步。
——“永安大狱”被捕的这些战友出狱后，他们又继续战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是事情的必然发展，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必然结果。
——永安大逮捕后，我们牺牲了所有的刊物。省会搬到福州后，在福州仅存《新语》，但就是这仅存的副刊，在福州勇敢地加入了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活动，最后被反动派捣毁了。福州《新语》的编辑人员都是永安的人马，所以，福州《新语》实际上就是永安《新语》的继续。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影响。
——还应当指出，“永安大狱”的斗争最后是以我们的胜利告终的。反动派抓了人，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把人释放。战友们经营救出狱后又继续战斗，这就是胜利。
——中国革命漫长而复杂。在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中，革命者的经历也是十分复杂的。比如羊枣的党组织关系，我曾为之多方查询，但最后还是查不出他的组织关系。直到最后，周扬出来说，羊枣是左联时期经他介绍入党的，这才终于得到证实。
所以，我们在撰文时，凡涉及人物政历中“党与非党”的问题时，不要拘泥于组织结论般的固定模式，更无须大段地进行“考证”，比如羊枣，只须提一句“某年由周扬介绍入党”就可以了。过多的考证，无疑是浪费文字，也冲淡了中心。但谁是不是党员必须搞清楚，不能马虎。写文章必须有准备，论点要对头，论据要有理，前后要照应，用词也要恰当。
尾 声
1988年7月28日，我收到叶老的最后一封来信，可说是绝笔信，他深情地说：“奉读来信，如晤老友，十分亲切。永安资料，出力是应该的；这次病倒，不能帮忙，很抱歉。我去年十月生病，十二月住入省立医院，今年四月转到九三医院，上月回家。因为医院没有其他办法，而且很贵（房租每天10元），回家后服中药，学气功。”他终于在1988年10月4日逝世，离开了我们。
叶康参同志对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作出无私奉献。他的高尚品格和忘我精神永存，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008年9月 初稿
2008年10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