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叶康参到了永安。当时《大成日报》由连城迁到永安，便入《大成日报》当了记者。他曾撰写了一篇《笑话围攻希特勒》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注意和恼怒。
1943年秋，经赵家欣介绍，叶康参进入福建省政府编译室任编译。在这里，他认识了左翼作家董秋芳、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刘建绪随从秘书谌震和周左严、李达仁、王石林、羊枣、章振乾等一大批身份隐蔽的地下党员和思想活跃的进步文化人士。叶康参管新闻报道方面的工作，接待新闻记者，发给他们省政府公报，有的要求专题采访，他就介绍去有关厅局。他每月编一期《闽政简讯》，把公报中一些文件改编为新闻付印。他利用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每天送给编译室的英文新闻稿（主要是美国新闻媒介播发的战讯和一些政论简介）翻译成中文，交给编译室主任李由农，再转给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他每天读报，对欧洲的战局和国际政治动态相当熟悉。但是高一离校的学生，英语程度不高，就用英汉辞典硬译。有些词典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去请教董秋芳，董是北大外文系出身，搞过翻译，当过英语教员，是现成的老师。他尽可能每天多译几条新闻，并把原文一起交给李由农。他坚持阅读这些材料，时间一长，英语阅读水平有了进步，后来利用这些外电给《联合周报》、《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写稿。他运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建国十大纲领及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文件作撰文的指导，写了大量文章，广泛宣传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发表时评，针砭《永安之夜》
有天晚上，叶康参去中山纪念堂听福建音专的音乐会，其中有支歌《永安之夜》，他听了心情不好，就写了一篇“燕城速写”《永安之夜》，对歌词有所批评，寄给在南平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署名“唐参”，主编陈向平给发表了。
《永安之夜》这支歌词由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卢前（冀野）创作。卢是“金陵才子”，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教育部派来音专当校长。但叶康参认为这支歌词“不敢恭维”。歌词描绘的永安之夜说：“燕溪水，慢慢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钩，钩起心头多少愁？潮生又潮落，下渡照孤舟。吹南管，长夜何漫漫，有人正倚栏。明月好，好月供谁看，一笑回头问吉山。山中流水几时还，萧萧落叶袖生寒。山不语，水向东流去，写出愁人句：今宵没个安排处。”
叶康参认为，尽管音专外籍教授尼哥罗夫给谱为四部合唱，尽管合唱团有成百名青年的美好歌喉，尽管有第一流的管弦乐队伴奏，但当时作为战时省会的永安，并没有这样的柔情诗意，有的是空袭警报，敌机滥炸，同胞死伤，废墟瓦砾；叶康参亲眼目睹敌人飞机低空盘旋，肆意投弹，天空没有自己的飞机拦截，地上没有足够的高射炮迎击，目睹永安山城遭敌机狂轰滥炸的悲惨情景，永安人民正在同仇敌忾，为抗战而艰苦奋斗。实际上，音专的进步师生是这样做的。“这支歌告诉战时听众什么呢？这是哪个朝代哪类骚客的陈词滥调？‘敌人的铁蹄已踏破四野，中原人士犹歌舞升平’①（《五月的鲜花》），而现在战火越过中原，烧到江汉。这离抗战的现实，生活的现实太远了。”后来作曲家尼哥罗夫作了辩解，叶康参又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文学艺术脱离抗战的倾向，强调文学艺术应为抗战服务。这充分表现他对革命文艺上的政治敏感性和坚定的原则性。
为《联合周报》撰写评论
1944年2月，蔡力行在永安办起《联合周报》。蔡力行是广东人，时为东南日报驻永安记者，兼办事处主任。他除发表自己有关国际战局方面的大块文章外，还组织了一批进步作家为《联合周报》写稿，走到这时改进社期刊的前面。对这个刊物的进步倾向叶康参是赞许的。于是应蔡力行的频频约稿，叶用“唐参”、“章敏”的笔名写了文章在《联合周报》上发表。自1944年5月6日至1944年10月28日，叶康参撰写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希望有钱出钱》、《改善出版检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准备对日反攻》、《中国的道路》、《清算功罪的准绳》等文章25篇（见附件目录）。
后来，东南出版社经理李达仁（李品珍）找叶康参研究，说蔡力行的《联合周报》办不下去了，要求归东南出版社印行。叶认为《联合周报》在群众中已有基础，接办后也可掌握它的编辑和经营方向，可以接过来，免得落入别人手中。接办后李达仁也过问编务，请杨潮、王亚南撰稿，叶康参和赵家欣也写些稿子。这样，《联合周报》更成了宣传抗战、争取民主的刊物。
为《民主报》撰写社论
叶康参为永安《民主报》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战、争取民主的社论和其他文章。《民主报》社论是不署名的。1944年夏以后撰写的社论多由羊枣、李达仁、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谌震等人执笔。经与当事人赵家欣、李达仁（李品珍）1992年10月的共同研究辨认，认定出自叶康参手笔的就有31篇。如《为后一代呼吁》、《流血太少》、《世界战争新局势 》、《反攻福州》、《论整肃三风》、《论肃清贪污 》、《为民族呼吁 》、《日寇往哪里走？》、《我们准备些什么贡献》等等（见附件目录）。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有限度的抗战”总方针，在福建的国民党军队也有撤退避战的消极心理，因而日本军队以少量兵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乐、连江、福清三座城市，进而占领了福州。叶康参运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战的方针，剖析福䢖的战争局势，认为有失战机，不敢在日军进攻时和日军立足未稳时予以有力还击，说是“流血太少了”。鞭挞了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腐败无能。他在1944年10月19日的《民主报》社论《流血太少》一文中指出：“闽海的三个城池迅速沦陷了，近百万的人民做了敌寇的奴隶！现在前线虽已开始进击，企图收复三城，然而我们对过去一阶段的战争经过，仍不能毫无引憾！……我们今日所引憾的，不是福州、连江、长乐三城的失陷，而是觉得敌人占领这三个城池所付的代价太低了一点！从反面说，也就是我们自己流血太少了一点！连江、长乐，滨海小城，防守原不容易，惟福州则情势不同，市区有三十万以上的人民，有血汗凝成的巷战工事，前有可战的地形，后有接济的通路，如果我们人人具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人人能够重视民族的气节，不逃避责任，不吝惜牺牲，则毋论敌寡我众，在势本可一战；即令敌众我寡，亦必可以寸土尺地，都使敌人付出相当的代价。乃福州的陷落，竟未见一人溅血！平日谈牺牲，说抵抗，到敌人来时，却无一人为国家尽职，为地方死难！应流的血不肯流，当死难时不死难，所谓‘国防精神’与‘民族气节’，至此都成了空谈，这种懦怯的事实，比丢掉三个城池，当然更可痛心！”他呼吁“闽海前线的军民，今日必须知耻发奋，力图恢复，沿海及后方，又何尝不需要处处准备作战，人人准备牺牲！……全面抗战八年以来，福建除金门、厦门以外，大部分土地侥幸未受敌人的蹂躏，但战争发展到临近胜利阶段，福建的战略地位已日见重要，今日八闽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在对日战争的全局中，已立于最前线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空前伟大的场面中，我们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真是应该无分闽东闽西闽南闽北，无分前方后方男女老少，大家必须同一生命，共争荣辱，义可生则生，义可死则死，我们今后必须人人参战，步步抵抗，敌寇不来则已，来必尽力迎击，使敌人的任何企图，皆得不到半点便宜，则敌人得不偿失，必不敢扩大深入；必须如此，福建才对得起国家，我门才对得起子孙！”这些言论在永安《民主报》社论中不断刊出，无疑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战方针的正确性。
叶康参所写文章，也对旧社会旧制度发出了强烈挑战的呼声。他在1945年2月3日写的《民主报》社论《为民族呼吁》一文中指出：“如所周知，我们民族不仅善于追求他的伟大理想，而且善于为解放自己的奴隶命运而坚韧斗争。正如俗话所云，‘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中枢人事调整以后，带来了滇缅的胜利，若干弊政的革除，和若干新措施的□□，这多少给予渴望光明的人以新的憧憬，但我们民族的灾难实在是太深了，我们不仅是受着敌人的痛苦，沦丧了辽广而肥沃的领土，牺牲了成千成万的人的生命，断送了不可以数字计的财富和文明遗产，而且还受着旧社会的痛苦，旧的扼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我们这个民族巨人虽然如孩子搏门，浑身使力，昂首怒吼，张爪猛扑，但他如果一日不与束缚自身之旧势力宣战，便一日不能充分发挥所有潜伏的活力，获得其应有的胜利，因此之故，我们以为□调整与□胜而来的，必须迅速实行根本的改革。”叶康参这些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都充分表明他对革命事业的忘我奋斗精神。
同时，他的文章与羊枣、李达仁、赵家欣等人写的文章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广泛宣传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那就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包括实行全国军队（国共两党和国统区各地方部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财政、教育政策等措施。中共的全面抗战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是有质的区别的，它不是国民党不让群众起来的片面抗战；更不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这些政治口号在《民主报》的文章中出现，就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在福建的报界独树一帜。
在《国际时事研究》上发表国际评论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是由羊枣主编的当时在永安理论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1933年由周扬介绍入党的著名记者、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1944年6月来到永安后不久，即建议出一种国际时事刊物，很快得到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省主席刘建绪的同意。因而《国际时事研究》于1944年9月1日问世。它是一本１６开１６页的政治、军事评论周刊。羊枣以冷静的判断、明快的文笔，对国际政治军事局势的重大发展作出详尽而深刻的分析，发表了大量政治军事评论文章，极受读者的欢迎。当时羊枣的得力助手李达仁都说“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作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人身上。在39期期刊中，外稿只有彭世桢、叶章敏写过数篇。”②叶康参只在《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发表了三篇文章，即：《一周间敌人的叫嚣》（第9期，1944年10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再生》（第33期，1945年4月23日）；《国际托治的论争》（第37期，1945年6月11日）。均署名“章敏”。
他的文章也同样分析精辟，笔调明快，预见性强。例如在日本投降以前9个多月撰写的《一周间敌人的叫嚣》一文中，对东南亚纷繁复杂的战争局势作全面分析后断定日本帝国必然毁灭。文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现在战祸已降临到它的头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长谷川说得好：‘我们预期的事情来了！’日本军阀自己替自己挖好了坟墓，让东亚被奴役的十万万人民一致起来，把它送进里面去吧，让民主自由的呼声响过全世界！”叶康参所写的这样鼓舞人们抗战胜利信心的文章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