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永安解放60周年的时候，回顾永安解放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早在1934年4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七军团十九师在红军独立第九团的配合下，攻克过永安县城，成立过永安县革命委员会，可称之为第一次解放，但只维持21天。1950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七师侦察连在中共福建省委派出的白区工作队的配合下第二次解放永安县城，使永安人民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从此，永安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前夕的革命活动
永安是福建省西北地区的重镇。国民党政权在永安设立第六行政区，辖有永安、大田、德化、宁洋、宁化、清流、明溪、三元八县。这小小永安山城，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福建省会长达七年半之久。曾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在这里从事过轰轰烈烈的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这座小山城里备受艰辛、舍生忘死、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年华，他们所留下的进步影响甚为深刻。
1948年1月，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派出简印泉、雷臻新等人到宁化秘密开展工作。3月，在宁化组成中共宁化中心县委，简印泉为书记，雷臻新、邵敦、李晓东为委员。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宁化、清流、永安、明溪等县。他们以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进行顽强战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各自的社会职业，深入开展秘密宣传活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然后逐步深入农村，建立游击武装力量。这时在宁化中学教书的永安籍青年聂诗治被宁化中心县委发展为中共党员。
1948年9月，聂诗治从宁化回到永安，在永安师范任教。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团结一批进步学生，利用“时事座谈会”、“历史研究会”、“读书会”等形式，组织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很快在永安发展了一批骨干力量。他指导学生积极分子李崇献、邓星德、官主烈、冯炳南、邢水照、林储荣等学习进步书籍，研究当前形势，为寻求解放而斗争。
1948年12月7日，永安城里发生了民众奋起捣毁警察局的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天，正逢墟日，天气晴朗。国民党永安县政府为迎接省府要员视察永安，派出警察清理街道。由于警察蛮横地在中华路一带驱赶农民和商贩，几个大湖进城卖米的农民与警察发生争执，警察耀武扬威，蛮不讲理，竟拔出左轮枪开枪两响，子弹打在石头上，碎片溅伤了多个农民，鲜血满地。人们怒火中烧，蜂拥而上，围着警察评理。聂诗治闻讯赶到现场，鼓动群众，当面痛责警官。警察见群众来势凶猛，惊慌失措，再次鸣枪，驱散群众，溜回警局，关闭大门，架起枪枝，如临大敌。此举更激怒周围群众，人们愤然包围了警察局，要求交出打人凶手。聂诗治急找赖维棠联系社会进步人士，赶赴现场声援。聂还到县政府质问县长陈圢。聂利用群众平时对警察局的憎恨，鼓动和带领群众砸开警察局大门，冲进警察局，警官们溜之大吉。愤怒的群众砸坏枪支4支，焚毁文件，痛打留守警官。聂的鼓动为县长陈圩发觉，陈要扣留聂诗治，聂与之抗争。永安师范学生闻讯赶来声援，与群众一起再次捣毁警察局。人民群众的这一行动持续到下午5时许。这一行动充分体现了永安人民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形势发展到官逼民反、一触即发的地步。显示永安进步力量的团结与抗争精神。
聂诗治的鼓动为警方所察觉。永安县政府认为聂诗治是事件的主凶，于是向省政府密报：“警察局被异党煽动捣毁”，同时上报一批黑名单。事后聂诗治受到民国高等法院永安分院和福建省保安司令部通缉。永安县法院以“妨害社会罪”，对聂诗治、赖维棠、陈瑞武、黄书贤等人提起诉讼。聂诗治无法在永安立足，躲避到三元中学任教。当局鉴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我省的大好革命形势，永安人民处在渴求解放的氛围之中，因而对此事件追究只好草草收场。
1949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一举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鉴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聂诗治潜回永安，与积极寻求解放的进步青年赖维棠一起赴厦门购买枪支，准备组织武装斗争。在赴厦途中，聂诗治向赖维棠暴露了党员身份，并发展了赖维棠为中共党员。
这期间，曾在福州格致中学读书时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活动的永安籍进步青年魏树海回到永安，思想活跃，欲为永安解放做点事，且联络了赖林松、陈慧来、曾怀正、刘维柏、李育灼、倪圣道等一批学生和进步青年，开展进步宣传活动。魏树海在福州读书时住在城工部地下党员潘厚厚（潘向龚）家中，受到潘的影响和教育，思想进步。这年秋天，聂诗治发展了魏树海为中共党员。
1949年5月，曾在福州加入城工部地下党的永安籍青年陈大镛，受城工部党员老郑的委派回到永安，与聂诗治一起互相暴露了党员身份，并协同开展地下工作。陈大镛早于1948年12入党，曾在家乡安砂发动进步青年吴树立、雷在春、邓德钦、陈元魁、陈友球等十余人组织读书会，学习《论党的群众路线》等文件，分析形势，开展社会调查，宣传进步思想，开展抗丁抗粮、保护档案等活动。陈大镛还控制了其父亲陈存志此前所组建的拥有五六十人枪的安砂武装自卫队。
1949年8月，永安籍进步青年赖宝珊大学毕业从福州回到永安，进入永安中学任教。9月，赖宝珊受聂诗治的委托，团结永安中学学生开展迎解放的宣传活动。他们创办学刊，编辑壁报，演出《十字街头》剧目等，配合聂诗治开展学运。赖宝珊组织学生和社会进步青年成立了“永安地下工作组”，参加者有：赖维棠、冯鹤贤、伍顺发、陈庆竹、陈瑞武、芦淮招、林仙章、聂书裕等十多人。他们经常学习和宣传聂诗治等提供的秘密文件，宣传进步思想，注视社会动态，为永安解放做准备工作。
1949年11月，在大田的白区工作队派队员邓家焕到永安开展对敌策反等工作。这时“永安地下工作组”成员得以通过邓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络，加强了对该组织的领导。为了利于隐蔽，邓家焕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将“永安地下工作组”改称为“永安青年读书会”。其成员在收集敌情、策反、宣传、向导、接应、后勤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安解放的前奏曲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败军2万余人溃退福建，窜入永安。溃军在永安城区及公路沿线村庄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强占民房，强抓民夫，闹得鸡犬不宁。国民党专署、县府官员们应付一阵后应接不暇，亦化整为零躲避上坪、西洋、大田等地，惶惶不可终日。城内百姓全都逃到乡下避难。败兵洗劫五天，商店仓库货物被洗劫一空。过境败军沿途烧毁公路桥梁，于5月21日朝连城方向仓皇逃窜。永安国民党政权处于瘫痪状态。聂诗治、陈大镛等人看到这种状况，认为必须下决心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夺取永安政权，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49年5月22日，在闽西的国民党福建省第七专员公署新任专员练惕生及傅柏翠、李汉冲等人率地方武装与省保安四团官兵4000余人在上杭宣布起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随即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司令部”，并在闽西截击了刘汝明残兵。其驻连城宣和地区的部属武装编为“闽西义勇军独立第七团”，曹晖任团长。6月中下旬，曹晖率部向清流、明溪方向运动，已到永安岭后一带。此时，聂诗治通过罗钦崇与曹晖取得了联系，曹部同意攻占永安县城。
1949年6月中旬，为着配合曹晖部队进占永安城，聂诗治、陈大镛等人召开多次秘密会议，组织力量进行各项准备和舆论宣传工作。组织永安师范学生在夜间张帖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聂诗治、陈大镛执笔起草《告永安父老兄弟们书》，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贪污县长陈圢”、“永安劳苦大众起来解放自己”等口号（标语、传单以“中国共产党宁连长边区宁化支部永安分部”的名义发布）；做了斧头镰刀的红旗，印了红布袖章，油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刻制了“中国共产党宁连长边区宁化支部永安分部”②的印章。
6月下旬的一天，聂诗治、陈大镛、赖维棠、罗钦崇等人在罗钦崇家中开会，彻夜研究具体作战方案，决定：6月26日举事攻城；由罗钦崇到岭后带领曹部；由陈大镛筹集经费并令其安砂的地方武装自卫队赴永增援；由赖维棠策反县自卫队陈元进部，劝其不要抵抗。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949年6月26日深夜，“闽西义勇军第七团”主力分二路从永安城南门和西门突进；安砂武装50余人在坂尾过渡后从北门入城；聂诗治等人由吉山带领少量武装人员从南门进击。当攻城部队徒涉坂尾过溪后，县长兼自卫总团长陈圢获悉，急得面如土色，急令自卫中队长邓兆吾带120余队兵到西营坂迎击；令独立分队长陈元进带30余队兵守东北门；令警察局官警守城。然而，由于赖维棠等人对敌策反瓦解工作卓有成效，敌心紊乱，敌阵部署尚未竣事，曹晖部队300余众已兵临城下。东方刚刚发白，忽闻驳壳枪声三响，随即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大作。此时北门东门战斗打响，县自卫队应战一阵，寡不敌众，一个多小时后从东门退却。南门高地的警察局官警稍作抵抗也往上坪退却。
6月27日上午，曹部全面占领永安城。聂诗治亲自带人活捉了县长陈圢，后应群众要求，将陈圢游街示众(后逃跑)。魏树海带领部分师范学生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快报，并进行街头宣传，内容是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宣言等，曹部宣传队亦上街宣传和张帖标语。曹晖同聂诗治等在西门桥头寺庙内（曹团部驻地）开会，商定成立了“永安县行动委员会”，议定由曹部副团长吴甦生任主任，开明人士陈文孙任副主任，聂诗治、陈大镛、罗钦崇为委员（此机构徒有虚名，成立后并未开展活动）。曹部收缴了康乐新村步枪20枝，聂诗治等收缴茅坪农场马枪5枝，由陈家兴、聂正养等组成一支小武装队伍。百姓杀猪抬酒慰劳曹军。一部分县政府旧职人在赖维棠劝告下到单位办理移交。永安城商店照常营业，民心安定，秩序较为稳定。
然而，聂诗治与曹部合作共事三天后，发现曹部的问题不少，于是，聂诗治与陈大镛、魏树海、赖维棠等共同分析，认为曹部不是党领导的正规部队，靠不住，终因枪支分配、财物归属等种种问题产生分歧，决定分道扬镳，脱离曹部，另谋出路。第二天，聂诗治等彻夜撤离。聂及部分武装人员撤到上桂乡，随行者有陈家兴、聂正养、邓通顺、范绍周、邓大尧、陈慧来、谢庆水等人。陈大镛撤回安沙。曹部在永安城成为孤军。
聂诗治撤离后，曹部获悉国民党永安地方武装头子陈邦文和王仁锋将拥兵攻复永安；又悉长汀已被江西窜来的国民党胡琏兵团占踞，官兵思想顿时混乱。曹的部队数日后即迅速撤离永安，回到宁洋、连城山区。曹部撤出永安时，基本能遵守军纪，没有发生抢掠财物事件。
曹晖部队是刚起义的地方武装力量，它能够顺利进占永安城，与聂诗治等所组织的地下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积极做前期准备工作和策应工作分不开的，是里应外合的结果。曹晖部队进占永安城前后只一周时间，未能建立人民政权，被永安百姓称之为“土解放”，实际上成为永安解放的前奏曲。这次行动，振奋了群众，沉重打击了日趋崩溃的国民党腐败政权和专制统治，唤起永安人民的革命精神，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永安游击队的组建与失败
曹晖部队撤离永安后，魏树海即往上坪向聂诗治汇报，聂迅即返城。一进城，据举报，一批旧官员如教育科长、军事科长、盐务局长、电台台长等企图携带公物逃往福州。聂即派赖维棠、聂正养、陈慧来、范绍周等人前往西营坂拦截。果然截获，即将这些人扣押，由魏树海负责审问，大部分人员释放，将少数人投入监狱关押（后被陈邦文释放）。
紧接着，陈元进率县自卫队进城，陈邦文、王仁锋亦从上坪、青水扑来。陈邦文借维持治安为名召开会议（并邀聂诗治、陈大镛也参加）。会上陈邦文建议由陈文孙任县长，让陈大镛任保安队副官，让聂诗治任教育科长。这一动议被陈大镛、聂诗治当场拒绝。聂诗治等人的革命活动早已为陈邦文等人所仇视。陈邦文为了恢复和维护他们的白色恐怖政权，企图以此为诱饵，分化革命势力。后来证实，陈邦文要搜缴聂诗治的枪枝，抓捕聂诗治等人下狱。而聂等也已清醒意识到呆在城里的危险性。聂诗治、陈大镛、赖维棠、魏树海等人商议，决定离开永安，寻找别的革命道路。决定将攻城时所组成的小股武装队伍（有长短枪十余支），由陈大镛带到安砂活动，由陈负责供给。
曹部撤离约十天左右，永安专员公署专员高凯出面维持残局，任命王仁锋为专署保安大队长，陈邦文为副大队长。并经上层人士协商推陈文孙为永安县长。而实权则落在王仁锋、陈邦文手中。又因王仁锋多住青水一带，永安城区实力主要为陈邦文所把持。此后的半年时间内，陈邦文、王仁锋等地霸统治者，在永安大开赌场、鸦片馆、妓院，趁机大发横财，使永安成为烟赌城，一片乌烟瘴气。这赌博歪风波及乡村，尤其是一种叫“花会”的赌法，坑害了千千万万忠厚老实的农民。
话说聂诗治离开永安后，即与赖维棠、蔡树定到沙县找闽西北游击队司令员林志群，但因林赴尤溪未遇，由沙县人民政府秘书接待，有关人员听说聂是城工部的，不予理睬。聂遭冷遇，皆因与1948年发生的“城工部事件”①有关。聂等从沙县步行返回永安安砂。此时撤到安砂的小武装队伍中的陈家兴、聂正养、邓大尧等人闹不团结，队伍非常混乱。聂诗治对此视为包袱，淡然弃之。而陈大镛也非常生气，停止给养。终于，这支队伍中的部分成员受陈邦文引诱和威胁，投向陈邦文，10支枪为陈邦文所获。聂诗治所组织的第一支小武装队伍归于失败。
聂诗治离开安砂，到乡下养病。派赖维棠、魏树海奔赴南平，与解放军联系。他们见到南平军分区政委王文波和城防司令部司令员王定国等领导，详细汇报永安情况后，领导给了五条指示，其中一条是建议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游击队，并嘱筹备粮食，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赖、魏返永后立即向聂诗治汇报。聂在曹远召集会议（陈大镛、赖林松也参加了），讨论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永安必须再次组织武装游击队。聂诗治为了躲避陈邦文追捕，无法在永安立足，又急于寻找出路，决定到漳平去找组织。组建游击队事宜委托赖维棠、魏树海负责。明确交代：如有条件，可在宁洋、永安、漳平交界处发展武装游击队。
1949年8、9月，赖维棠、魏树海在城里与卢淮招、黄如钦、张克侠等秘密联系，在乡间与姜玉品等密切联系，后在西洋吉岭、银坑、小螺等地积极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经过一番精心筹备，已基本就绪，共有六七十人报名，后确定40余人参加。游击队由魏树海任政工，卢淮招为指导员，黄如钦、张克俠、姜玉品为队长。游击队番号为“宁连长边区游击队”，下属三个中队，即：吉岭、银坑、小螺三个村各一个中队。游击队做了一面红旗，刻了印章。同时还刻了一枚“中共宁连长边区支部永安分部”的印章。10月23日，由姜玉品组织在西洋吉岭小学召开大会，宣布游击队成立。并宣布：这支游击队是“打击富豪，保护穷人”的队伍，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学习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
游击队组成后，赖维棠、魏树海与卢淮招等人研究，曾提出攻打洪田乡公所的计划。目的是夺取枪支（传洪田乡公所有枪20支），筹集活动资金，造成革命声势。此后，赖维棠到漳平向聂诗治作汇报，准备请聂回来领导。而魏树海则去大田向均溪游击队教导员马长光汇报，请求指示。然而，正当赖维棠、魏树海外出未归之际，卢淮招、姜玉品等人缺乏组织观念，不遵守纪律，匆忙决定带领游击队发起攻打洪田乡公所的战斗。
1949年11月3日，这支未经训练的游击队，由卢淮招带领，打着“中共宁连长边区支部永安分部”领导的“宁连长边区游击队”的旗号，匆匆忙忙倾巢出动，分三路向洪田进发，袭击国民党洪田乡公所。实际参加行动的只有31人，19支枪。
11月4日，当队伍到达洪田乡公所后，由于早已走漏了风声，发现乡公所空无一人。乡公所警卫班和其他人员早已撤离到河对岸。敌人唱了“空城计”。原来联系作为内应的李翔也不知去向。这种危境本应立即撤离，但卢淮招等人毫无警惕，竟在乡公所张贴标语、做饭吃等。到11月5日早上尚未撤离险境。结果，被陈邦文和陈元进从永安派来的三大卡车的敌兵包围。经过激烈交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失败。游击队被当场打死5人、被俘1人，其余队员四散逃走③。这些被打散的游击队员，分散取道湍石、上石、林田等地，各自潜逃回家。游击队瓦解。
这次所組织的游击队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又归于失败。但游击队能迅速建成，并组织攻打国民党洪田乡公所的尝试，应当说，这是我地下党策划和领导的永安人民革命武装；这次行动，是为渴求解放，以推翻国民党基层反动政权为目的的一次革命行动。它对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有积极的进步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聂诗治与赖维棠从漳平回永安的途中，闻知游击队失利的消息。聂只好返回漳平，赖维棠则仍回永安协助魏树海处理善后事宜。此后，魏树海在永安遭到陈邦文的追捕，家庭遭到抄查和洗劫，亲人遭毒打。魏无法立足，后到漳平参加革命工作。赖维棠则潜伏西洋乡，等待时机。
白区工作队的对敌策反
福州解放以后，由林志群（兼福建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领导的我闽西北游击纵队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积极配合解放军行动。游击纵队派马长光等带领一个支队到大田组建“均溪游击大队”；派黄维权、郑成辽带领四支队到三元农村打游击；派王楠带领六支队到宁洋打游击，六支队策动了国民党省咨议、宁洋县参议长林维邦起义。9月30日宁洋县城解放。这样，永安周围地区纷纷宣告解放。在这种形势下，高凯、陈文孙、赖德炜(县参议长)等一批文职官员见大势已去，也开始寻找出路。他们于1949年10月中旬，召开了一次“应变”会议，听取了多数人的意见，打算起义投诚。于是派永安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陈思放带着高凯等人写的6封信到福州与省人民政府接洽，请求解放军和平解放永安。省政府派曹俊吾接见了陈思放。指示陈按照解放军的《布告》做好各项工作，陈思放回到永安汇报时，带来了公安厅给高凯的命令，要高凯“严防匪特活动，听候接管”。④但高凱、陈文孙他们只等待解放军的到来，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为了争取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实力派人物和平起义，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在福州先组建、派遣“白区工作队”(也称“七分区工作队”)到永安地区开展工作。工作队的成员是由在福州负责组建永安地区干部班子的左丰美和林志群，早在八九月份就从福州参加革命工作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籍贯在永安地区)挑选好人员。他们是：方生、陈建辉、王振基、冯家祥、薛泰祯、叶礼美、林梅珍、林兹惠、邓家焕。并从省青委将华东南下服务团的张革（原籍清流县人）调到工作队作为负责人，组织队员学习，明确任务。白区工作队共有10人。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到待解放的各县去，摸清敌情，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培养骨干，保护好各种重要设施、档案、财物，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全地区。
1949年11月初，白区工作队到达大田，与均溪游击大队会合。均溪游击大队政工室全体人员连同警卫班十来人也并入白区工作队，由原政工室主任蒋文一担任工作队队长，张革任副队长兼白区组组长。11月上旬，白区工作队分派了部分待解放县的工作人员到永安、清流、明溪等县开展工作。其中从农学院参加工作的永安籍青年学生邓家焕，派回永安。
在邓家焕到永安之前，根据永安原有地下工作人员提供和掌握的敌情，工作队确定了永安开展工作的重点和对象。邓认为首先要做好大田代理县长詹国鼎⑤的策反工作。詹国鼎的胞弟詹出悌是邓家焕的中学同学，苏州解放后詹出悌在苏州东吴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工作。邓家焕即请詹出悌写一信给詹国鼎，劝其兄立功赎罪。于是，邓带信到西洋找詹国鼎会面。经邓耐心说服，詹国鼎表示愿意为和平解放永安出力。詹还陪同邓进永安城会见了赖德炜、陈文孙、高凯等人。邓家焕又与原在永安进行地下活动的赖维棠、魏树海、赖宝珊、陈瑞武、冯鹤贤、伍顺发、赖林松、聂书裕等10多人取得联系，依靠他们收集情报，开展工作。到12月，邓已基本摸清永安情况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
当时，盘踞永安境内的统治势力有三大派：一是以专员高凯、县长陈文孙、参议长赖德炜和安砂的陈存志、西洋的詹国鼎等为代表的文人派，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和平解放；二是以王仁锋（有武装100余人）、陈邦文(有武装120余人)、陈元进(有武装80余人)等为首的实力派，他们想维持现状，保存实力，独霸一方；三是以国民党永安县党部代理书记长吴永福为首的顽固派，他们千方百计阻挠解放，并且潜入乡村活动，收集零星武装，企图壮大反动势力。各派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矛盾重重，搞得永安一片乌烟瘴气。针对这一情况，白区工作队把工作重点放在对实力派内部的分化瓦解上。他们分工是：邓家焕着重争取高凯、陈邦文、詹国鼎；赖维棠争取王仁锋、陈元进；赖宝珊争取赖德炜、陈文孙；魏树海争取陈文孙。经赖维棠以结拜兄弟等办法做工作，终于使陈元进从王仁锋、陈邦文一伙中分离出来，表示愿意留在永安城内等待解放。赖维棠、魏树海同时做了莘口自卫队长余又芹的策反工作，使其后来向永安缴枪80余支。
邓家焕将上述情况报送到大田的白区工作队副队长张革。张向省委汇报。上级指示要作两手准备，即继续争取和平解放永安，同时准备武力解放永安。
武力解放永安城
1950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一部奉省军区命令，由泉州向永安进发。25日晚抵达大田与均溪游击队会师。白区工作队张革等人向八十七师领导详细汇报了永安的敌情后，师部决定以少量精干兵力奔袭永安城。邓家焕在大田桃源向先头侦察部队汇报永安最新敌情后，立即返回永安做好攻城向导人员的安排和其他各项接应工作。均溪游击队侦察班10人与邓家焕同时抵达永安。
1月27日，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的侦察连另加一个迫击炮排共200余人，在师侦察科长卓凤鸣的率领下，在张革带领的白区工作队和部分警卫班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大田出发，当天行军100里到达大田县的桃源镇宿营。28日凌晨又从桃源出发，上午l0时部队到达永安的西洋镇。该镇是詹国鼎老家，因詹已宣布起义，这天正适逢墟日，赶墟的农民群众络绎不绝，欢迎解放军的鞭炮声不断。此时，驻在永安南门一带的詹国鼎武装(有50余人枪)也在邓家焕的安排下，准备在解放军部队进攻永安时进行配合，让他们驻守南门及附近高地，以防陈邦文部阻击我攻城部队，并牵制陈邦文逃跑。而邓家焕则从永安派赖宝珊、吴树立等五人赶往西洋和沿途接应，为攻城部队带路。
当部队到达桂口时，张革派工作队警卫班战士俞志南、邱清风等进驻桂口电站，以防破坏。并约定在攻城部队进城之前切断电源，以便利用黑夜掩护攻城部队，约定县城解放后等待电话通知再开始送电。
傍晚，部队进抵永安城外七八华里的渔潭村，因天色未黑，部队在此稍事休息,并兵分三路准备攻城。
攻城战斗于28日夜8时许发起，此时全城一片漆黑，在朦胧的月光下，我军一路由卓凤鸣率领侦察连部分兵力，在张革、吴立树等配合下，顺利地由南门公路进入南门大街，从新街突进，很快占领驻有陈元进保安队的县政府大门口的两个碉堡。敌卫兵开了一枪后逃进院内。我方向漆黑的院内一再呼喊：“解放大军到了，赶快出来投降！” “缴枪不杀！” 在陈元进部仍无动静的情况下，卓凤鸣连续命令三个突击队接连冲进县政府大院。卓和张、吴也随着跟进。这时，呆在院内的陈元进部，四处乱跑。开始有人叫：“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卓高声命令:“投降就集合！”
接着，集合号吹响，礼堂旁的操场上，在四周解放军战士的枪口前，没开一枪，永安县长陈文孙、自卫队长陈元进等率士兵80余人，全部举起双手，缴械投诚。
由高参谋率领的东路进攻部队，以赖宝珊为向导，进攻东门专署保安大队驻地。因王仁锋守敌早已逃之夭夭，我部队随即直扑山边街保安大队陈邦文部。在我军攻击之下，该部边打边撤，往后溪洋方向逃窜。一敌兵被我击伤，我军一战士也负伤。
由顾怀鹏参谋带领的西路进攻部队，从康乐新村沿东坡经永安中学顺利占领了林森桥(即西门桥)和浮桥，切断了敌人西逃之路。没有发生战斗。
卓凤鸣中路部队，在完成搜索县政府大院、收缴枪枝、弹药和集中看管好投诚人员后，又带领侦察连部分战士，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专员高凯住宅，高凯未潜逃，即开门出来投诚。
23时左右，各路战斗相继结束，我解放大军已控制了全城。卓即令向空中发射讯号弹通知三路负责人集中到原县政府办公处汇报，并按规定讯号通知桂口电厂开机送电。不多时，永安全城灯火明亮。永安解放了！这次战斗，共俘获、收编国民党军政人员120余人。
永安获得了彻底解放。永安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从此，永安人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新生政权的建立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负责组建福建省委和省、地、县领导班子，并从太行、太岳两大解放区和山东、江苏、上海抽调干部6000多人，组成“长江支队”，又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招收2000多名知识青年(其中有1000多名大学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随十兵团南下福建。9月，福建省委决定由林志群、左丰美负责组建永安地区和所属各县的领导班子，其中长江支队第七大队便成为接管永安地区的主要干部来源。第七大队的干部由山东省的齐东、高青、益寿三个县和济南商业专科学校的部分学生组成，由齐东县县委书记胡为新任大队指导员，齐东县县长任曰淼任大队长。12月底，永安地区干部队伍在福州组建完成，并进行集中。1950年1月12日，干部队伍和警卫连共300余人离开福州，向永安进发。他们先乘轮船到南平，后开始步行，途经西芹、青州、沙县、三元、莘口、贡川，于1月31日到达永安。其间在沙县整训十余天。三元的干部留在三元；明溪、清流的干部从莘口接走；其余各县干部均到永安后再分赴各县。
永安地委、专署的主要领导分别由王敬群任地委书记，左丰美任副书记，林志群任专员，任曰淼任副专员，胡为新任组织部长，周超南任宣传部长，曹俊吾任公安处长。地委干部共60余人。永安军分区由王敬群兼任政委，左丰美兼任副政委，林乃清任司令员，王义勋任副政委，游玉山任副司令员，汪治国任参谋长，段六奎任政治部主任。永安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分别由郭克勇任书记，邢芳亭任代县长兼公安局长，王佩珍任组织部长，王鹤亭任宣传部长。地县委班子进驻永安后，成立了由地委、专署、军分区与永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共同组成接管委员会，对专署、县、乡镇分级接管。
解放初期永安县的干部相当缺乏，除山东南下干部、上海地区南下服务团干部外，还有福建革大培训的干部、部队转业的干部、闽西北游击队转业的干部、文化服务团分配的干部、浙江省支援福建的干部和永安当地培养的干部等几部分组成。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辞劳苦，汇聚永安。他们之中不少干部是久经考验、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大部分是热情奔放、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形成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大团结。所有干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到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之中。他们忠心耿耿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勤政廉政，两袖清风，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永安人民。在1950年下半年开始的永安县的剿匪反霸斗争中，这批干部、战士中就有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为永安人民奉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2009年11月修改
注释：
①1947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中共闽江工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城工部确定城市工作“以学校为重点，为农村服务，为游击战争服务”的方针，以进一步开辟城市第二条战线。1948年1月底，担任闽浙赣省委常委和军事部长的阮英平，从闽东绕道返福州汇报工作的途中与警卫员失散后遭害。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疑是城工部所为，将李铁和一批城工部党员骨干杀害，并轻率地作出城工部已成为国民党所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的错误判断，造成了大冤案。解放后中共福建省委重新对城工部事件进行审查，认定原闽浙赣省委对城工部的处理纯属错案。1956年6月，经报中共中央批准，为城工部历史冤案彻底平反昭雪，重新认定原城工部所属党组织和游击队均属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党员恢复党籍。
②据聂诗治解放后申报，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宁连长边区宁化支部永安分部”原有三个党员，即：李晓东、聂诗治、陈大镛；发展三个党员，即：李崇献、赖维棠、魏树海。
③攻打洪田乡公所战斗中，“宁连长边区游击队” 被打死的5人都是西洋乡的贫苦农民。他们是：王彩火、刘班头、苏陈珍、柯宏钧（均系小螺村人）、翁桂生（葛州村人），另一游击队员被陈邦文抓到永安，后被刺杀于龟山沙滩，死后据说敌人残忍地将其剖腹挖出心肝。
④见1969年1月19日高凯写给女儿的信。信中说：“解放前夕永安的情况是：在匪军刘汝明部过境后，永安便有自动解放的酝酿，后来知道大田搞得不像样，简直有破坏活动。我就主张如果找不到党的关系，不能乱来一套。只能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规定，维持秩序，等候解放军接收处理。但如果群众一定要自动解放，我也不反对。在六月下旬，长汀的曹晖部结合一部份长汀籍人，假借闽西起义军名义来解放永安时，我曾经向闽西起义的人士联系过，跟连城通过电话，给傅柏翠等人去过电报，但当时他们已失败了。到陈邦文等永安各派地方势力进城时，经过会商，后来他们一致同意我的主张办，就是维持秩序等待接收。福州解放以后，我知道伪民政厅长袁国钦没有逃走，而且代表伪省府在办理移交，我就打电话给他，要求他代为请求投诚。得到他的复电，要我维持秩序，等候接收。这个复电虽是袁国钦具名的，从语气上看得出来，不是朋友的口气，而是传达一个人民政府的命令。从此以后，我一再催促伪县长陈文孙派代表到福州正式要求投诚。由于各派间对代表人选意见分歧，他们也不许我来，一再拖延，最后，才派县中校长陈思放作为代表。陈思放到福州时，还是通过袁国钦才见到人民政府首长的。陈思放回到永安时，带来了公安厅给我的命令，要我“严防匪特活动，听候接管”。永安的请求投诚才正式完成。以后又过了三、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才到达永安。在人民解放军前来接收时，公安厅也给我一个命令，要我和曹俊梧（吾）同志联系，办理移交手续。
“上面所说到的各项文件，都留在永安，所说内容也许稍有出入，意思不会大错。
“党和人民政府把我作为起义人员，给我在政治上经济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是非常感激。不过，我没有立一些些功，我不敢以起义自居，我只是一个投诚人员而已。1969、元、19”。
(5)詹国鼎虽然在解放前夕参加了起义活动，但永安解放后，又上山为匪,被剿匪解放军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