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你好!
现将我新近改写的《永安解放史话》一稿奉你一阅,供参考。
今年,我对原由我执笔的《永安解放》一书的《综述》进行改写,补充了“解放前夕的革命活动”、“永安解放的前奏曲”、“永安游击队的组建与失败”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以此纪念永安解放60周年。这些内容,过去除了亲历者写的回忆录之外,没有别人写过,也没有文史、党史、地方志工作者写过。过去没有写这些内容是有原因的。我作为一名老党史工作者,不能无视我们永安的一大批进步青年舍生忘死为永安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可贵贡献的历史事实就这样被湮没。现在再写这些史实,虽说是迟到的追述,可也是一种深情的纪念。对于史实,诚然需要认真求实。需要反复核实订正,使之更接近于解放前夕永安的革命历史实际。已寄给14位当事人或知情者或研究者征求意见。有几位同志已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如攻打永安的参加者之一、当年永安地区白区工作组组长张革同志就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订正。他还发来了电子邮件指出:“把当年为永安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作过贡献的人和事都告诉后人,让后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让后人知道永安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很有意义的。”十几二十年前,我也亲自参加采访一些老同志、亲历者,他们的迫切心情,期待心情,感激、感慨心情和遗憾心情,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也是令我非常同情的。
我在学习党的历史时,也进行认真反思。有学者指出,作为史学研究者,特别是作为党史工作者,决不能失掉职业道德与对历史负责的良心。我们不能写那些不切合历史实际的空泛史论,更不能写那些违背历史事实的假史来误导群众、欺骗群众。所述史料务必真实,必须反复核实无误。党史专家说:“最可恶的是骗人的假史。隐瞒充其量是不让你知道;而编写假史,就不仅仅是隐瞒问题,属于欺骗!两者在道德层面上,还是有质的区别。那不仅是悲哀,而且是可耻与可恶之极!”又说:“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辉煌,但也有沉痛,都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同时,认为这写史和考证历史事实的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当代党史工作者和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毫不含糊地申明:无论是作为党史工作者,还是作为亲历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什么知情不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烟云已经快要被人们完全遗忘了。季羡林也说:“如果我们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再想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这些是多么发人深省的话语啊!
因此,我写这篇“史话”应该说还是适宜的。当然,我们写的东西也并不很完整,也可能有不实和错误之处,用词造句也不一定恰当。因此需要请当事人予以把关,也需要请知情者和朋友们提供意见。
顺致
亲切的问候!
林洪通
200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