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理发票

　　1985年实行军衔制以前，女兵服装干部和战士的区别不大，焦点在于上衣口袋的多少。冬装干部的是4个口袋，上下各两个，战士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夏装则鱼目混珠完全相同，小战士们借此虚荣心得到极大的张扬，如果不是太年轻甚至显得稚嫩的脸，没有人怀疑那些小兵不是干部。
　　而干部就是军官，除连排级外，基本不用上一线，还可以训斥战士，每月领到的是几十元的“工资”，那年头足可以高枕无忧过小康日子。战士就是士兵，待遇就不同了，得按命令冲锋陷阵，出错被训斥时得立正洗耳恭听，每月拿的叫“津贴”，第一年只有6元钱，俗称“6大毛”，女兵稍好，多0.75元的特殊“卫生费”。
　　那时候，我“以战士代干部”坐镇372陆军医院收费处，负责收缴各军区来住院的兄弟部队干部战士的“供给证”——是一张红色的填有不同标准的免费供给“粮草”的军内通行证，他们痊愈出院时再开出标准相同有时间限制的“供给证”。附带按院务处的规定向“伤兵”们发售0.2元一张的洗澡票和理发票。
　　作为机关兵，工作太轻松，反而让我无聊得脾气很大，自以为是，总忍不住借题发挥训训斥那些其实想讨好我们的兵一通，好像很得意。
　　那个冬日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我的窗口，住院的人很少，我和“臭味相投”的红梅海阔天空侃兴正浓，一个高个子男兵来买理发票，没走出几米远又返回要求退换成同价的洗澡票，我很快换给他。换票不多时，“高个子”又回来了，在窗口搭讪着要求退票，说不想洗澡了，怕水不够热……
　　如此反复，严重地干扰了我们的亲密会谈。为不破坏我们的谈话气氛，我的火气压抑许久，终于在红梅的怂恿下如火山般爆发出来。我训斥“高个子”是不是“有病”，为了两毛钱的票一再无理麻烦人。训斥完了，意犹未尽还觉得不过瘾，气哼哼地起立准备“上纲上线”，提到“思想意识”的高度上再好好教育他一番。不想闻声赶来一个老病号北京兵，他故意装着发现“新大陆”似的，极度夸张地盯着我的上衣口袋大叫：“嗨，不也是和咱一样拿六大毛的兵嘛，人模狗样地咋呼个啥？！”尽管有老兵助阵解围，“高个子”兵还是一声不吭地悄悄走了。
　　后来“北京兵”告诉我，那个“高个子”兵和他同住内科，得的是胃癌，也许活不了多久了。“高个子”没事找事，不是要故意麻烦我们，可能只是想和我们女兵聊聊天……
　　我非常后悔，确切说是痛悔。但那时候男女兵间“规定”不能有太多的来往，“高个子”住的病房有8人之多，我不便去，更不好意思向内科的人打听，都是青春少年的年龄，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就让“老北京”代话道歉，他说代为致歉心不诚，也许更“伤”高个子。我没了主意，不知道怎么补救，唯有天天盼着“高个子”再来买理发票，好让我借机向他道歉。有一次在大礼堂看电影，我居然在数百统一军绿色的兵群中远远地看见了“高个子”，我在“工作人员”方阵，他坐在另一“病号”方阵，众目睽睽，我不能莫名其妙地前去道歉。
　　从那以后，“高个子”兵再没来过我的窗口。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训斥人了。不久听“老北京”说，“高个子”术后恢复不理想，病情加重，转到了军区总院，开“供给证”等等转院的手续是别人代办的——我居然自始至终不知道“高个子”兵姓甚名谁。
　　那个不知姓名的英俊年轻的生命，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他能听到我真诚的道歉吗？
　　人与人之间，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就多一分喜悦和从容，就少了一分内疚和遗憾。有些事情，甚至无法弥补。
　　但正是那种恣意张扬，点亮红尘青春的真实。也幸好当时年轻，有更多的时间校正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