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解放史话(下篇)

林洪通  2011/11/17 19:43:05  21693点  永安之窗
  永安解放后,永安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然而,潜藏下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灭亡,他们结成土匪武装,作垂死挣扎。他们勾结当地地痞、流氓及会道门头子,纷纷潜伏乡村或深山密林为匪,进而伺机反扑。这些残余分子开始分散隐蔽,继之积极串连,很快集结成股,或蛰居乡村,造谣破坏;或潜藏城镇,窥视动向;或暗中行刺,聚股行盗。匪患未除,新生政权不能得到巩固,人民群众不能得到彻底的翻身解放。饱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剥削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后迫切要求社会安定,经济恢复正常,以重整家业。因此,必须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才能保证地方的安宁,安定民生。因而剿匪斗争,是永安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

  1950年土匪武装的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永安全县有土匪武装20余股。他们拉拢和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为匪,约有匪众2000余人。这时的股匪匪情状况大致如下:

  1、王仁锋股匪:该匪拥有匪众100余人,潜伏于上坪、西华、青水一带。王仁锋,永安青水龙吴村人。曾任国民党福建省第六行政区永安保安大队上校大队长。1950年5月间在永安青水组织了“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燕江纵队”,王任司令,高飞龙①为副司令。该纵队后来受国民党“毛森系”特务头子康明深在漳平新桥组建的“福建省反共统一行动委员会”的指挥。

  2、陈邦文、陈仙忠股匪:该股匪拥有匪众120余人。潜伏于上坪、炉丘、贡川一带。陈邦文,永安上坪村人,曾任国民党福建省第六行政区永安保安大队上校副队长。1950年1月28日永安解放的当天曾率部抵抗,经人民解放军反击,溃逃上坪。不久虽带少数人员下山参加人民政府组织的旧职人员集训班,但好枪不交,仍留在上坪由其部属陈仙忠(中队长)、陈祥培(排长)等掌握。

  3、詹国鼎股匪:该股匪拥有匪众200余人,潜伏于西洋和漳平、大田边界地区。詹国鼎,永安西洋内炉村人,曾任国民党大田县县长。1949年冬至1950年1月,在我白区工作队的策反之下,曾于1月下旬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解放永安县城。但詹在永安旧职人员集训学习期间,轻信外人蛊惑,思想动摇,于1950年3月29日潜逃回西洋,随后纠集西洋各保保长召开反革命会议,组织成立了“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第七纵队”,詹任“司令”。

  4、吴永福股匪:该股匪拥有匪众100余人,长短枪数十支,龟缩湍石、上石一带。吴永福,永安洪田湍石村人,曾任国民党永安县党部代理书记长,为匪“反共救国军燕江纵队”政工室主任。

  5、罗干伍、华子亭股匪:该股匪拥有匪众100余人,潜伏于洪田一带。罗干伍,永安洪田美坂村人,曾任国民党洪大乡乡长、联保主任、大刀会长等职。成立了“反共自由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第一独立大队”,罗任大队长。

  6、张养晦股匪:该匪拥有匪众100余人,潜伏于大湖岺后、桦山一带和与明溪、清流、三元交界地区。张养晦,永安大湖岭后村人,曾任岭后乡联保主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参议员等职。他与该地区张平宽和安砂郑日升相勾结,并与三元岩前惯匪余大坤(号称“铜菩萨”)相勾结。

  7、郑日升股匪:该股匪拥有匪众100余人,潜伏于大湖、安砂一带。郑日升,永安安砂村人,当地地痞。他纠集安砂和清流、明溪交界地区的反动势力组成“反共救国军闽北游击纵队”,郑任司令。

  8、江瑞强股匪:该匪拥有匪众200余人,机枪8挺,步枪200余支。虽属清流县股匪,但因潜伏于清流与安砂交界山区,对永安安砂地区危害颇大。江瑞强,又名江雄生,清流县堡里乡江坊村人,曾任国民党清流县自卫总团副团长,后任反动组织“中国人民复兴革命军”司令。

  此外,尚有槐西的罗景光,大湖的张平宽、张顺如,曹远的谢傅君、魏义松,桂溪的赖兆斌,苦竹、小磉的廖琦、黄如太,大炼的林淑庆,安砂的吴福余、陈元湖,贡川的廖霞禄等小股土匪。每股匪众虽不足百人枪,但他们既互相策应,又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在宁洋县境(今小陶镇)还有俞水潮、曹孝斯等股匪,其部属有小陶的俞德春、麟厚的刘学元等,常袭击小陶、洪田、洪大等地。

  1950年4月,台湾派遣的特务唐宗②潜入闽西,在连城清风山建立据点,成立匪“中国自由军闽粤赣区总司令部”。唐宗的潜入,使闽西乃至闽北、闽南一些地方的土匪猖狂起来。永安地区的永安、宁洋、宁化、清流、明溪的一些土匪武装直接间接受唐宗的指挥。

  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全面反扑

  自从匪特分子三次谋杀永安专署专员林志群失败之后,他们并不善罢甘休。4月后,土匪主要在乡村活动。他们大肆造谣,并组织暗杀。从4月到9月五个月的时间里,我干部、战士、农民积极分子屡遭杀害。他们攻打我区乡政府8次,牺牲区乡干部8人、地方武装和部队战士48人、积极分子14人,损失大枪68支,造成全县工作的极度被动,严重威胁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群众的安全。这时全县原有土匪中,经常出没活动的主要有7股,包括一部分大刀会员。全县118个保中,我方控制了62个保,土匪控制21个保(主要在二、五区);另外35个保处于游离状态。

  1950年4月27日,团省委派往明溪任职干部周德荣和明溪县干部彭生香2人从明溪到永安领取给养,返回时路经岭后李坊村棕榴凹时,遭匪伏击,2人牺牲,枪支、财物被劫。

  5月22日,土匪袭击吉山乡大炼村,村农会主任陈福春遭刺后抛尸于文川溪深潭。

  5月26日,土匪在大湖乡的村头伏击过路解放军,1人被杀害,2人被打伤,损失长枪2支。

  5月×日,土匪在青水沧海村杀害国民党开明人士蓝昌裕、在青水东坡村杀害农民积极分子巫福兰。

  6月6日深夜,土匪40余众袭击曹远乡曹岩村,包围刚入住二天的四区宣传委员阮文森的小木楼,匪砸开房门后,阮与匪奋力搏斗,终因寡不敌众,阮被砍数刀,壮烈殉职,时年23岁。

  6月11日,股匪30余人,夜袭吉峰村工作组,炊事员被杀害,干部1人受伤,损失长枪1支。

  6月12日,土匪袭击青水乡,杀害由县委派任的乡农会主任钟庆楠和农会代表钟照隆等3人;

  6月13日上午,股匪100余人设伏于龙吴桥头,杀害路过的县大队排长刘兴云和龙青乡乡长孙敬才。随后,众匪窜到龙青乡,包围了乡公所土堡内县大队的一个班。9名战士坚守到次日下午4时,土堡大门被匪用棉被浇煤油烧毁。县大队副排长张炳才指挥下楼开门,向匪缴械,8人被俘。其中战士赖其芬,先从楼上向外掷手榴弹,后下楼从后门冲出,拒降逃跑,被匪密集枪弹击中,壮烈牺牲。此役损失长枪13支,短枪2支,烧毁仓库1座。

  6月14日,土匪在上坪西溪岭设伏,杀害我二区区中队文书罗冠兴后,又在当夜包围炉丘土堡。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永安县大队二区区中队副中队长的杨健正率一个班战士在土堡内坚守,却被混入区中队的奸细罗旌光朝杨健背部打枪,杨健中弹后,手拿卜壳枪往后还击时,又中奸细打来第二枪。杨健牺牲后,奸细用石头猛砸其头部,脑浆四溅。全班战士被俘。

  6月15日,土匪杀害了槐西乡农会主任黄兴初。

  6月17日,明溪县财粮科长李建华来永安专署领服装,返回时永安县大队派一个排兵力护送。途经岺后何公亭地段时遭匪100余人伏击,部队被冲散,牺牲2人,被俘7人,损失机枪一挺,长枪9支,服装全被抢。

  6月21日上午,匪200余众围攻西洋区公所土堡。堡内有区委书记马乐盈、区长赵泰然等六名干部和少数民兵。赵、马等顽强坚守,相持多时。匪备煤油,燃烧土堡大门。在此危急之时,家住下洋的老苏区干部刘碧芬获悉,快步跑到福庄,追赶路过西洋的解放军一个班,请求解围。解放军即杀“回马枪”,土匪以为永安援军到,即四散逃走。赵泰然等堡内同志冲出堡外,内外夹击,打伤土匪多人,俘匪5名,余匪逃遁。

  6月24日,土匪袭击小陶美坂、上坂村,杀害解放军战士刘志富、宁洋区中队战士冯锦桂、粮管所干部崔焕章、工作队员秦镜元等4人。

  6月28日,土匪伏击洪田区中队于苦竹岭,杀害解放军战士孔庆楼,夺走机枪一挺。

  同月,土匪袭击桐林乡公所和马洪工作队,杀害永安县人民代表廖洪金,又杀害洪田湍石村农会主任李如佬、开明人士江其炜、岭后李坊村农会主任张家和、龙青乡文教干事李吉福、吉山乡石林村农会组长沈盛永、农会代表林勤暖等人。

  7月28日,土匪袭击梦溪乡公所,杀害梦溪乡农会指导员常用法、梦溪乡农会主任王召林。

  8月3日,土匪在曹远丰海村杀害区中队战士魏礼兴。

  9月11日,土匪围攻小陶区公所,杀害宁洋县委组织部长黄嘉琪和青年干事蒋杏富。在这期间,土匪还在多个村庄杀害干部、战士、群众积极分子多人,足见匪害之烈。

  以剿匪为中心任务

  1950年3月,永安县委成立剿匪委员会。在3月6日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号召全县人民齐心合力,反对恶霸,消灭土匪,并公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5月29日,县委发出全县工作转入以剿匪为中心的指示。并从县直机关抽调82名干部组成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政治攻势,宣传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指出土匪的出路,公布对各类土匪的处理办法,发动匪属动员亲人向政府自新。由于我强大兵力展开剿匪后,土匪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化整为零,分散捣乱,乘我区乡工作人员不注意时和力量单薄时,进行突然袭击;在我群众基础薄弱和征粮支前任务繁重的地方,亦有暴动发生;一部分特务土匪则此剿彼窜,并寻机打我弱点;加之我地方武装民兵未普遍建立,兵力有限,而土匪对我斗争亦日趋狡猾,他们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使我们的部队显得不足以应付,失去了许多良机。同时,土匪派人打入我内部,刺探情报,窃取枪支,而我内部则产生单纯军事观点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使我处于被动地位。更由于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因而剿匪成果不大。永安地委和永安县委及时纠正了存在问题,要求各地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1950年6月,贡川、洪田、洪大民兵和群众在县机关干部的带动下,9次深入匪区宣传和主动出击,共俘匪18名,争取136人自新。

  自部队和各区乡党政军民贯彻县委提出的以剿匪为中心任务以后,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因而自新土匪很多,全县局势趋于稳定。永安县委还结合建立与整顿各种组织,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些措施收到良好效果。

  1950年7月,永安县委总结了前阶段剿匪工作经验教训后,遵照中央的剿匪方针,作出了新部署,着力于提高群众的觉悟,主动配合部队,在采取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并在群众中组织民兵进行武装自卫。特别是7月县农代会开过之后,农民觉悟不断提高,各区均能主动配合出击。

  这时县委所采取的措施是:1、在8月间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剿匪工作经验,讨论剿匪办法;2、在9月间的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广泛的动员;3、组织开办自新人员训练班,巩固政治攻势所取得的成果,使他们安心生产,防止再次被骗为匪。4、开办民兵训练班,壮大民兵自卫队,重点培植武装民兵。对剿匪主动出击最积极的保发给枪支,以加强民兵的武器装备,提高武装民兵队伍的战斗力。

  1950年8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县委要求各区、乡大力宣传剿匪决心,采取强化措施,积极进剿,主动出击。如三区出击6次,四区5次,五区8次,吉山3次,上桂2次。每次出击包围土匪潜伏的村庄时,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和各阶层代表会议、村民小型座谈会、自新人员座谈会、匪属座谈会等等。凡能瓦解土匪的各种办法,都抓紧进行,大造全民剿匪声势。如二区还发动群众性的“劝归”运动。五区,部队一到,即组织发动群众开会,开展宣传。之后,干部战士又挨家挨户深入进行宣传,讲明我们剿匪的决心和各项政策。剿匪中做到标语上山,进行攻心战,以争取一部分胁从者弃暗投明。由于实施了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迫使土匪陷入人民的天罗地网之中。

  民兵自卫队是剿匪的有效组织形式,他们对当地的地理人事熟悉,是剿匪工作的重要力量。所以,各区对民兵自卫队的组织发展极为重视。农会积极分子都带头参加民兵自卫队,使群众参加剿匪的情绪也高涨起来。

  区乡干部在剿匪斗争中表现很突出,不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都不退缩,不动摇,没有一个叫苦发牢骚,总是走在剿匪工作前头。有的干部虽身发疟疾,一听说要出击剿匪,便扛起枪说:“我的病好了。”所有参加剿匪的同志,大都是在夜里行动,一出击就得到几十里外追击匪徒。在区里留守的同志,白天工作,晚上站岗放哨,也个个情绪高昂。1950年9月26日,剿匪部队在槐南乡溪南村击毙王仁锋部顽匪6名,击伤1名,俘虏6名,缴获长短枪39支。同日,四区水碓、水南和曹远乡干部、群众、民兵,分别召开了联防大会和防匪自卫大会,对匪震动很大,几天内就有19名土匪下山自新。至月底,全县有300余名土匪下山自新。12月,匪“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燕江纵队”的1个中队围攻槐西乡小龙逢村,大肆烧杀抢掠,永安军分区直属侦察连百里奔袭,在小龙逢村外布下包围圈,全歼匪“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燕江纵队”的一个中队匪徒。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对福建、浙江两省的剿匪工作发出了重要指示:“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仅隔五天,毛泽东又于11月22日对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的工作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接到毛主席的指令后,中共福建省委进一步调整剿匪方针,采取剿匪与土改、镇压反革命相结合的办法,三管齐下。在清剿策略方面,实行驻剿与游剿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根据省委、地委的指示和具体部署,根据匪情匪患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一场剿匪反霸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实践证明,剿匪斗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战斗。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军事进剿才有了依托。这时部队经过思想教育,克服了急躁情绪和单纯军事观点,严明了纪律,因而剿匪信心增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搜剿、围剿、游剿、驻剿、追剿、奔袭,至1950年11月,击溃了十多股土匪,消灭匪众650余人。全县剿匪取得可喜成果。

  展开全民剿匪运动

  1951年1月至7月,在掀起了全民清剿土匪的高潮中,与土改工作紧密结合,把清剿土匪作为土改工作的重要前提。这时剿匪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51年1月。土改队下乡时,剿匪任务和土改工作计划同时部署下去。结合土改、反霸、诉苦、镇反、肃特等工作,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从1月中旬到2月中旬,部队、干部、民兵互相配合,果断行动,造成了声势浩大的威慑力量。这时各股散匪发生动摇,有的投降或被俘,缴获枪支较多,而主要匪首则带领少数顽匪躲入深山潜匿,较难捕捉。

  第二阶段,始于1951年2月下旬。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全县成立四个剿匪联防区指挥部,即与邻县联合成立永安、三元、明溪交界处联防剿匪区指挥部;永安、大田、三元交界处联防剿匪区指挥部;永安、宁洋交界处联防剿匪区指挥部和西洋中心剿匪区指挥部。各指挥部均有专人负责,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限期完成任务。策略上、战术上实行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封锁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之间的空隙地带,村村驻兵,户户动员;分散封锁,集中搜剿;搜捕一切通匪、窝匪、济匪分子,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断绝土匪一切供给。这时,部队、地方干部、民兵乃至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昼夜,不避风雨,长途奔袭,挨山搜索。如三区、四区和五区集中了大批民兵随部队全线出击,彼此支援,互相呼应,齐头并进,追击土匪两个多月。在强大攻势下,匪首和顽匪已走投无路。

  1951年3月,永安县大队和贡川民兵在永安与明溪交界的西坑、高增、魏坊一带数十里山区,切断匪徒的军需给养。饥饿不堪的匪首、“闽南军区闽中军分区第七纵队”副司令张养晦于3月28日被民兵抓获。民兵还活抓了匪正副参谋长。3月27日和4月14日,县里举办二期自新土匪学习班。公安局还派工作组到匪情严重的区、乡宣传政策,动员群众,教育匪属,不准资助和窝藏土匪。土匪大队长张康松潜逃回家,其母立即报告民兵,将其抓获。

  第三阶段,自3月至4月,进入群众性的剿匪高潮。3月初,县里召开了民兵代表会,3月底又召开了青年农民代表会。两次会议后,群众性的剿匪的地更深入更广泛。民兵代表会后1000人以上的搜山活动就有3次;青年农民代表会后,有一次搜山就有1400人参加。五区的陶洋、桐林两乡民兵自动出剿3次,参加的群众600余人;上坂、洪陶民兵自己带米出击搜山6天;马洪、小磉两乡民兵自动搜山3次,参加群众350余人。同时,群众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表示剿匪的决心。如陶洋民兵提出“不活捉罗干伍决不收兵”;西洋民兵提出“不抓到詹国鼎不回来”等等。这一阶段剿匪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吴永福、罗干伍、张养晦、魏义松和宁洋的俞水潮、曹孝斯等匪首被活捉;郑日升、吴福余等匪首向明溪县大队投降;赖兆斌、廖琦、黄如太等匪首被击毙。4月中旬,剿匪部队二六一团二营开赴西洋,与当地的干部、民兵和群众一起实施大围剿,先后出击78次,参加人数达27300人次。4月24日,全歼在西洋的股匪,击毙匪司令詹国鼎,缴获轻机枪1挺、长枪59支、子弹321发。

  在这1月至4月的剿匪运动中,计消灭土匪395名,其中消灭中队长以上匪首44名,分队长以上76名;计击毙土匪17名,瓦解186名,俘虏192名;缴获机枪3挺,长枪291支,子弹5154发,短枪42支,短枪子弹216发;破获地下“反共救国军”组织6起。

  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1951年4月份以后,三、四、五、六区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尚存三区3名,四区3名,五区2名,六区1名。而二区的龙青、槐西、上桂乡则尚存匪首和顽匪王仁锋、罗景光、陈仙忠等13名。

  二区是王仁锋的巢穴,地域辽阔,交通闭塞,村落分散,剿匪兵力不足,难度较大。虽然经过1950年的军事进剿和1951年1至4月的全民清剿,但因王仁锋有长期的反动统治基础,并派了亲信、爪牙混入我基层组织,窃据了某些行政部门,群众则惧怕土匪报复不愿过早揭发,因而拖长了剿匪时间。

  1951年4月下旬,永安地委、军分区和永安县委对剿灭以王仁锋为首的顽匪作了重新部署,在其他各区土匪已基本肃清的情况下,调集兵力,全力以赴,重点清剿。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整顿乡村政权,清除不纯分子;实行军事管制、粮食管制,建立健全情报、谍报网等等。经过两三个月的军民艰苦奋战,王仁锋部属的十几名骨干分子相继落网。匪首、“闽南军区燕江纵队”司令王仁锋在1951年7月12日被击毙。

  从1950年3月至1951年11月,永安县军民经历1年8个月的艰苦斗争,全县土匪已被歼灭。共歼匪1015人,缴获机枪3挺,各种长枪787支,各种短枪58支,子弹8562发。为时一年多的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使社会秩序获得空前未有的安定,土地改革工作亦顺利完成,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人民民主专政得到空前巩固,呈现出了热气腾腾的政治局面。

  剿匪斗争得以取得全面胜利,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支持,也应当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剿匪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永安军分区二六一团、永安县大队、各区中队和民兵。其中二六一团部分兵力在永安县的剿匪战斗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195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作的《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胜利》一文中指出:“我们消灭全省股匪和镇压反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由于我们党掌握了为民除害,结合着充分发动群众起来积极参加剿匪的结果,充分发动群众起来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的结果。群众性的剿匪与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是全省最普遍最显著的群众路线的例子,也是为全体党员干部印象最深刻的经验。”

  在剿匪斗争中,不少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农会积极分子惨遭土匪杀害。在剿匪过程中,大约牺牲干部、战士、群众积极分子70余人。他们为新政权的巩固和永安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付出的忘我献身精神,永远为永安人民所怀念。

  注释:

  ①高飞龙:大田县建设乡建中村人,历任国民党大田县区党部委员,县党部执行委员,大田县自卫总团副团长等职,在剿匪战斗中于1952年9月21日被我大田公安队击毙。

  ②唐宗,原名李森,四川成都人,历任国民党二十八军十师排长、连长、旅长、少将师长等职。1949年3月逃亡台湾后任国防部第三厅参谋处主任,参加特务头子方先觉举办的培训班受训,后由蒋介石召见,并委派其率领上尉以上军官80多名特务潜回大陆(其中少将3名,分别化名唐宗、王潜、吴佑),于1950年1月由台湾渡海到金门,后到东山岛,由东山岛的国民党军队分别送到诏安宫口和广东南澳偷渡登陆。唐宗在诏安登陆以后,很快完成反革命武装的收编任务,便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唐宗貌似文雅书生,实则为人奸诈,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法网。1950年12月4日在连城被我人民解放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活捉,1951年4月30日在福州枪决,年37岁。

  ③郭桂英:女,福建永春人。抗战时期曾任改进出版社职员。永安解放前夕,暗中与匪“闽粤赣反共自由军”司令、台湾派遣特务唐宗秘密联系,被委为“反共自由军36纵队永安情报站站长”,发展特务成员巫一春、张连火等五六名,1950年9月22日被我公安机关破获,捕主犯4名。郭桂英于1951年7月6日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④匪特在永安与大田沿途电话线上,挂线窃听。

  [本文系1998年内部出版的《永安剿匪纪实》一书的《综述》,经过历史的沉淀,现作若干补充和修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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