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一)

林洪通  2012/9/21 17:21:01  12036点  永安之窗
--纪念黎烈文逝世40周年

  林洪通

  题记:曾经为鲁迅出殡抬灵柩的著名进步作家、翻译家、出版家黎烈文,不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加入“左联”。抗战时期在福建永安山城度过七年的艰难时光,以“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为永安抗战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领军人物之一。今年10月31日乃黎烈文逝世40周年祭日,特撰此文以纪之。

  黎烈文,小名六曾(注1)★,生于1904年,卒于1972年,湖南湘潭人。笔名有亦曾、维克、尊寒、林取等。少小好学,七、八岁时就涉猎经史,十七岁就发表小说。在湘潭读完小学和中学后,1919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誊抄、校对。1925年留学日本,1927年留学法国,1931年获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春回国,先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法文编辑,后应《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注2)★之邀,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经常发表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的文章。他在鲁迅等帮助下,先后与他人合办《呐喊》、《译文》、《海燕》、《中流》等抗战刊物并参与“左”翼作家的诸多活动,三十年代被誉为上海“文坛一勇士”。上海“8.13”日本进攻上海后,1938年5月,黎烈文来到福建永安。

  创办改进出版社

  1938年春天,黎烈文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原是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之邀,来到福建。先在省教育厅任视导员。同年5月黎随省府内迁,从福州来到闽中山城永安县。省府于1939年2月决定组建改进出版社,郑贞文向省府主席陈仪推荐,由黎任社长兼发行人。改进出版社是省政府出资创办的官方出版机构,得到陈仪的积极支持,给黎提供了用武之地。黎决心利用这块阵地推动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东南地区文化据点。

  改进出版社社长办公室和经理部、发行部设在永安城北门抚沟街23号,是一栋有台阶的平房,工作条件简陋。黎住在办公室的后半间的一条狭长的过道里,刚够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面盆架,晚上他与在县城上学的儿子黎念之(注3)★就挤在这里。公务、家务,常常弄得他焦头烂额,心焦力瘁。当年曾与之共事的赵家欣说:“我对黎烈文先生仰慕已久,初到永安,即以相见恨晚的心情去拜会他。黎先生中等身材,略显肥胖,仪态庄重,待人客气而矜持。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郁达夫那么爽朗,也不象曹聚仁那么随和。我想,这大约是世家子弟、留欧学生、名流学者和机关首长四者集于一身的综合气派吧。”(注4)★

  为避敌机轰炸,后来,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和印刷所搬到离城七八华里路的虾蛤村。村中有一座古老的黄家祠堂,就作为改进社编辑部。虾蛤村是一个虎兽出没和疟蚊作祟的小山村,可见出版社办公条件之差。尽管如此,为筹办出版社急需的物质,黎烈文经常抱病挣扎着跑广州,赴桂林等地采购器材。

  在黎烈文的艰苦努力、悉心经营下,改进出版社创办了《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三个期刊,从省教育厅手里接办了《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三个期刊。《改进》是大型综合性刊物,其余刊名冠以“现代”或“战时”字样。这“现代”和“战时”体现了黎烈文要用现代的新思维来表达抗战的决心。这些刊物,多是抗日与做学问相结合的文化平台,也是普及性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读物。后来改进出版社还出版“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大思想家丛书”、《现代青年丛刊》、“世界名著译丛”等书刊100多种,出版物行销全国。

  黎烈文说:“改进出版社的创设,为的是要使永安这个正向开发路上的小城,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进而对全省乃至全国文化界有贡献。”

  改进出版社是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势下经营的出版机构,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短短几年间编辑出版了杂志、丛书、丛刊和各类书籍达八百多种,满足了不同文化水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务职业的需求。据粗略统计,在改进出版社鼎盛时期,一年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000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00多册。当时在福建省内就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业多达300余家。应当说,这在国土大片沦丧的国统区是极少见的。黎烈文堪称是一位抗战建国、抗战文化的重要推手。

  由于黎烈文及其同人的共同努力,永安的抗战文化活跃一时,遂使这个已经成为福建行政枢纽的小城,逐渐成为一个推动我国内地文化的据点。几年来无所不为的黎烈文,焕发了30年代初主笔《自由谈》时的旺盛朝气,在这闭塞的山城开拓新的天地。也由于黎烈文及其同人的共同努力,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内容充实,选材精审,印刷完美,备受读者欢迎,也使永安成为与重庆、桂林、昆明等地齐名的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飘扬在我国东南诸省上空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改进出版社的确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发展起来的.,成绩巨大,确实把重车推上了峻坡。七年时光,社里虽然有许多文人编辑,但大家进进出出,来去匆匆,而自始至终、七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拼死推车的,只有黎烈文一人。黎烈文成为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纵览经历七年半的永安抗战文化历程,我们不难发现,1938年初,中共地下党人陈培光最早在永安创办五日报《老百姓》,开始了抗日宣传,深受欢迎,到年底由油印几百份到铅印五千份。永安抗战文化由此开始耕耘,虽然规模小,影响还不大;但为1939年2月黎烈文创办的改进出版社播洒了抗战文化的种子。而黎烈文能够继续勤勉耕耘、播种,永安抗战文化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配合长期抗战需要”,建立“推动內地文化的据点”;汇集各方知名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宣传,从而奠定了永安作为战时东南地区抗战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而后来羊枣等人正是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使永安抗战文化再焕生机,又造辉煌。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追求民主政治,坚持团结抗战,配合抗战形势的发展,推动东南文化建设,把永安抗战文化推向新的高潮。应当说这三个阶段共同谱写出永安抗战文化史,共同造就了永安抗战文化的辉煌。而最具开拓性作用的当属黎烈文。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全国人民之心,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背景和所形成的抗日影响力量,是永安抗战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更是黎烈文在永安抗战文化中有所作为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而且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永安任改进出版社《战时木刻画报》主编的萨一佛指出:共产党员在改进出版社是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的,改进出版社就是得到党的支持,才团结了一些作家,组织了一批力量,才出了许多好书的。党的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曾指示要尽量利用官方或半官方办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早先委派进步作家王西彦到永安主编《现代文艺》,邵托他带去了许多稿子,具体帮助和支持改进出版社,把《现代文艺》办成当时发行量最多,战斗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抗战刊物。邵自己也写小说投稿,后来也来到永安,在改进社任职,直接参加和指导改进社工作。萨一佛特别指出,主编《现代青年》的地下党员卢茅居“在改进出版社的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在改进出版社的许多刊物上,都写文章,分析抗战形势,而且出主意,如怎样对付图书审查等。萨一佛说:“当时我主编《战时木刻画报》,也是在卢茅居同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他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所以,改进社能够出那么多好书,与地下党员组织、团结周围的进步力量,自身模范地卓有成效地忘我工作是分不开的”。(注5)★

  不分派别,广纳贤士

  黎烈文在永安能够做到不分派别,不分阶级,广纳贤士,共同抗日。这种思想早在1936年黎烈文参加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发表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时就已确立。黎烈文在永安充分实践这一诺言。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心情,诚心吁请广大文化界人士“到这里来耕耘、垦拓”。

  当日本攻占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流落各地的知识分子去向渺茫。黎烈文均广为吸纳,招来改进出版社安身。例如1939年邀请王西彦为《现代文艺》主编,1940容留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葛琴夫妇在改进出版社任职,同年接纳女作家许粤华(注6)★入改进社,1942年聘请赵家欣为改进社《现代青年》主编,等等。赵家欣回忆道:“我到永安时,他已为我在民权路改进出版社邻近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一排屋中的一个二层楼,尽管只有前后两个房间,却使冒着酷暑长途跋涉的我一家有了安身的地方。他还客客气气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介绍我和他的夫人许粤华以及出版社的人员认识。”(注7)★这充分表现了他惜才、爱才,乐于为人排忧解难的精神。

  黎烈文深知抗战期间文化人生活的困难,从不削减稿费标准,而是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节省开支。从《现代青年》的改版就可以窥见他的这一番苦心。他在《现代青年》改版“启事”中说:“由于纸张及印刷费日益昂贵,杂志、书刊亏损很大,但为了顾及读者的负担,不愿加价。因此从本期起,决定把每面的行数从十六行增加到二十行左右,同时把每期的面数减到八十面。这样的结果,我们曾计算过,虽然面数略有减少,可是字数却反而增加了一万光景。对于读者,这是一件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有着相当益处的事。”

  改进出版社有十多种期刊和丛书,虽然名义上每种期刊和丛书都有一个编辑部,实际上每个编辑部都只有一名编辑,有时甚至还得负责一些其他工作。整个编辑部总共只有两名校对,编辑也得负责校对。黎烈文是省政府参议员,常有政务活动;他作为社长、总编,不但有行政事务纠缠,而且还得写政论、作翻译。

  创办《改进》月刊

  改进出版社的重头刊物是《改进》半月刊(后改月刊)。《改进》是一份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艺的综合性期刊。《改进》初由黎烈文主编,吴朗西、陈东帆、周学普等任编委。第五卷第十二期起由沈炼之主编。第七卷至第十二卷第四期仍由黎烈文主编,倪师坛、郑庭椿为编辑。

  当时的永安交通困难,文化落后,物资匮乏,想办这样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刊物,是十分困难的。但黎烈文决心使《改进》的内容“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他要以鲁迅“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诚意,呼吁文化界给予竭力支持。

  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发刊词《我们的希望》中说:“最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改进》编辑、印刷、发行的地方,是在福建中部一个最贫瘠的县城---永安。……我们盼望这小小刊物出世后,能够引起各处文化界人士对这个地方的注意,能够有更多的人到这里来耕耘,垦拓,使得这已经成为一个行政枢纽的小城,更慢慢地、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改进》的内容是想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我们除尽量提供一切和抗战有关的材料外,同时决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注8)★黎烈文还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使中国在思想学术各方面迅速地赶上欧美先进国家,可使中国迅速地现代化”的设想。所以《改进》杂志撰稿人多为有名望的进步学者、作家、记者。其中有郭沫若、朱自清、钱俊瑞、冯雪峰、何其芳、马寅初、周予同、金仲华、胡愈之、臧克家、戈宝权、章乃器、千家驹、黄药眠、宋之的、胡风、老舍、艾青、萧乾、张天翼、艾芜、唐弢、葛琴、司马文森、王亚南、羊枣、石西民、聂绀弩、范长江、邵荃麟、巴金等等。改进出版社的广告说,《改进》是“国内外文章精华之总汇,各部门知识之宝库”。

  在黎烈文等的辛勤耕耘下,改进出版社书刊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甚至延安等地都有很大影响,对当时抗战文化运动有很大的推动。曾与黎烈文一道共事的作家王西彦所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政治环境既十分险恶,物质条件也极端缺乏,还有交通的阻隔和其他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在永安那么一个偏僻的小山城和虾蛤村那么一个破旧的小祠堂里,作为主持人的黎烈文,的确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注9)★

  1940年3月3日,在重庆的胡风答复黎烈文为《现代文艺》约稿的回信说:“(老兄的)大刊《改进》,(大后方陪都)也时常看到,坊间也有出售的……不是有一个‘文艺界抗战协会’么,兄高为第一届理事,今为一方之雄(指任改进出版社社长、省参议员),不缴费(指“文艺界抗战协会”会费)不免笑话,但(你)又远居东海,决不会理此小事。于是小弟附庸知己,代缴法币若干,回家把食米节省节省。现年会又届,非再缴不可,老兄还要我减食(再为你缴会费)么?”胡风此信谈笑风生,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反映了改进出版社书刊发行的广泛。(注10)★

  在延安,当时的文学理论家侯唯动后来回忆道:延安“李雷的长诗《荒凉的山谷》被推荐到了东南一隅的福建,那里还有一片未被日寇践踏的神圣国土。黎烈文在那里给李雷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寄到了延安,得到了大家的赞赏”。(注11)★

  《改进》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时事和学术论文。如:胡愈之的《论目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汪逆伪组织成立以后》,冯河清的《在时代转换点上的中国》,马寅初的《中国统制物价问题》,王亚南的《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中国经济思想评论》,陈范予的《科学与人生》等。第一卷一至六期的“半月谈话”由黎烈文撰稿,对抗战问题有所论述,通俗易懂,颇受欢迎。《改进》自1939年4月创刊至1946年7月25日终刊,共出105期(其中有七期是两期合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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